疫情下的教學筆記:繁盛多樣的亞洲城市如何與疫病共存(上)

文:黃舒楣

(謝謝2021/9/1-2022/1/31期間的修課同學,以及特別感謝蕭芳伃協助文稿校正)

前言:疫病衝擊下的城市

2020年初至今,新冠肺炎(Coronavirus, or COVID-19)疫情嚴重地影響全球。第五波高峰、第六波高峰乃至於編號似乎都失去意義的今日,疫情演變仍持續改寫各地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不是第一次傳染疫病挑戰人類住居方式和環境關係,然其規模和變化速度,應屬史無前例。史無前例地,人們需準備好尊奉公共衛生指令決策,以週為單位的做出反應、嘗試調派資源,絕望地在變異中維持一些日常感、正常感(sense of normality)。疫情初期在中國武漢、義大利倫巴迪區域 (Lombardy)的全城封鎖首先引發了恐懼和批評浪潮。不到兩個月疫情席捲全球後,不少人們逃往郊區,隨後居家工作、學習的線上生活,以公共衛生治理為名的強制隔離也凸顯了人居空間窘迫,並非人人都有合宜住房及配套服務來輕易在家工作。疫情開始鬆動了區位、密度、都市型態等等過去兩百多年看似理所當然的都市化進程。此疫的飛沫空氣傳染特性,逼迫著我們開始需要重新思考病毒、空間、生物政治(biopolitics)之間,人們或許該努力找出新的住居模式,留下餘裕讓社會經濟交換持續與疫情共存。

在東亞和東南亞,殖民歷史和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交織造就了在尺度、人口規模、密度、複雜性都格外繁盛多樣的城市型態,獨特城市基底讓東亞及東南亞城市混亂熱鬧中有源源不絕的活力,然而,疫情下如何維持城市日常?在人口密度低、空間相對有餘裕的城市所進行的社交距離調整、零售餐飲戶外化的作法,在這個區域不見得行得通。「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預設了人人都有舒適且充份自給自足的家居單元,在雅加達、馬尼拉、新德里這些持續保有大量非正式聚落、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前提都難以存在。在台灣的雙北、高雄都會區域,長期未能處理的基層居住課題,有太多人蝸居在空間面積、通風物理環境和設施不足的「雅房」中,在疫情下更形窘迫。即便是疫情初期喊出的「多洗手」建議,在許多水資源匱乏、基礎用水設施不足的地方都不一定是方便可行。疫情下我們要面對的不僅是疫病本身,事實上是既有長存課題效應的突然擴大,讓人難以消受。2021年九月至2022年一月底,我嘗試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開設的選修課程中邀請七位同學們探討疫情下城市存續,嘗試在都市規劃/設計、/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基礎上,延伸納入城市與健康(cities and health)、移動研究(mobility studies)相關討論。這篇來自師生共學的課後筆記是階段性省思。面對四月初以來的Omicron BA.2 確診數快速增加,階段性筆記未必完全適用回應全新疫情的展開,不過其中涉及的城市既存問題,恐怕是怎麼樣的疫情來去都迴避不了。

防疫前期的圍堵(containment)、清零邏輯

疫苗問世且普遍施打前的疫情前期(整個2020年,以及對台灣來說,直到2022年一月為止),非藥物手段(Non-pharmaceutical, NPI)築起的圍堵政策成為最重要的防疫手段。在2021年十月一日,台灣第一劑施打進度才過五成(涵蓋率57.24 %),第二劑施打進度才過一成(涵蓋率:12.16 %)[1],經過整個秋冬努力,才於2022年初達致比較理想的數字(完整施打兩劑的涵蓋率達62.13 %)。

圍堵程度可大至封城,小至封單一建築物、停班停課,期望以停止移動來抑制病毒傳播,同時期待透過圍堵,以移動自由來換取確診清零,作為健康確保的想像。非藥物手段還包括戴口罩、隨身隨時消毒、以運動、飲食等期望提高個人免疫力等作法。在台灣、韓國、新加坡之外,我們也看見在馬來西亞、印尼、印度都紛紛祭出城市分區管制、調控區域之間的交通、每週調整施以動態管理,城市居民則需要隨時做好準備應變。兩年來各國祭出各種嘗試,2021年九月在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試行小範圍號稱「粒狀封鎖(granular lockdown)」,不再封城,只針對疫情嚴峻的街道或村里進行社區管制,禁止民眾外出,以求減低封鎖及經濟衝擊。[2]圍堵形式亦大有不同,直接貼上封條、拉起紅線,甚至有軍警駐點確認、不免爆發直接衝突,或是朝向較為溫和、無形的所謂「電子圍籬監控」[3] 。然而,即使是看似微型甚至無形的電子監控,都涉及了監禁的高度內化和例外常態化,在稍後藉由學生的習作有更具體的說明。

不只是空間上的限制,由於新冠肺炎的疫症發展及傳播特性,潛伏期長且確診者症狀不明顯甚至沒有(進到OmicronBA.2為主的階段尤其多以無症狀居多,目前為止各國數據可達八九成),非藥物防控手段以「時間」為價,多著重加長隔離期以求確認安全,最典型案例可見這期間承擔國際之間必要航運的機組人員所承受的隔離之苦。[4] 即便兩年來政府持續以多元化的隔離形式兼顧公衛安全和人權,不得不說前者還是強勢主導了隔離、監控,持續至今,在台灣維持著國際間數一數二嚴格的控制,甚至以此作為模範生自豪,以亮眼的清零成績為榮。[5]然而,隔離措施造成高昂成本、住所設施由誰來提供及其相關空間議題,在多數國人錯覺和自己無關的狀況下,沒有形成足夠輿論讓政策有更好的系統性檢討和改進。於是,兩年間我們看見在歐美開始有些討論檢討生活圈、街道生活的重要,提出開放街道空間重新區劃、增設適合的街道傢俱等,以緩衝餐飲零售業衝擊[6],在台灣大多時候似可如常過日的我們,並無太大動力去跟進摸索,不如在南韓,首爾市政府舉辦了創意競圖,徵集比圖構想後疫情城市新樣態,其中有些想法探索交 (容許錯身保持距離)共感的公共空間、可見不可觸的「共存」形式[7]

首爾市政府舉辦創意競圖,徵集後疫情城市新樣態(Source: Paula Pintos. “Seoul City Architectural Ideas Competition: Preparing for the Post COVID-19 Era” 12 Oct 2020. ArchDaily. Accessed 20 Apr 2022. https://www.archdaily.com/949088/seoul-city-architectural-ideas-competition-preparing-for-the-post-covid-19-era)

整體來說,在疫苗未普及、群體免疫未達之去,圍堵雖有公衛之效,然而其帶來無可避免的經濟衝擊甚至是政治效果,以及圍堵所常態化的監禁不公平地施加於社會不同階層、職業類別上,在高度倚賴非藥物手段的階段,「移動=散播風險」是最高指導信念,促成了移動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8]是不能忽視的重要課題。[9] 而防疫成就帶來的自信和自滿只有一步之遙,可能阻礙了革新之發動,甚至如香港近期不幸地成為「自我成就的受害者(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10]

觀察省思:監管、圍堵邏輯下的邊境延長、疫情下城市交易如「常」?

我們以一學期的研討課程來探討前述種種議題,期末鼓勵同學們選擇自己有感的議題,就操作上可行的範疇來做觀察分析習作。七位同學關心的議題多半落在三個方向,疫情下城市究竟如何交易如「常」、圍堵邏輯下的邊境控管無限延長,以及監管的形式、技術、政治和抵抗。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各自提出了相當深度的觀察,挖掘出不少值得後續觀察的研究議題。限於篇幅且考量他們各自進行中的研究未來應有更多發表,以下僅簡述其重點,拋磚引玉。

疫情下城市究竟如何交易如「常」?

無論如何施行封鎖或圍堵,食物的集散、運輸和交易、分配總是城市生活不可缺乏的一環(否則,如我們近期看見上海封鎖引發的危機[11])。延續關懷疫情下首先當其衝的市場[12],郭書瑋探討2021年中後在台北市政府及業者推動下,傳統零售市場參與外送平台的磨合與調適。[13]如何讓習於現場交易、靈活彈性的傳統市場,能同步即時回應線上訂單的需求?他觀察到傳統市場與外送平台各有運作邏輯,而兩者連結、重組時必然產生摩擦。傳統市場和平台都各自是高度仰賴「彈性」來調度各自系統的運轉:市場攤商以日積月累的默化知識靈活挪用現場的互動、配置,來經營鞏固交易關係。外送平台則透過即時性的時空服務和演算,來快速賺取利潤累積。他觀察台北市政府和業者各自如何嘗試提出誘因,例如安排現場理菜小幫手,來促進攤商的參與興趣。

Source: 臺北市市場處機關入口網-新聞稿-北市傳統市場2.0生鮮蔬果外送一指購 (gov.taipei)

書瑋以「彈性轉譯」來分析傳統市場與數位平台要如何在磨合中保持各自獨特的彈性運作,比較了兩座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發現有截然不同的磨合和轉譯。透過田野訪談,他發現了相當不同的調適過程,有些攤商積極適應,包括改變販售的品項,減少大小、重量與價格變動較大的貨品,以回應平台介面修正有限、期待標準。 同時亦有攤商在加入過程中,無法負荷翻倍的業績帶來的業務量,寧願退出與部分平台合作。階段性研究顯示了城市中看似最不容易數位化的傳統菜市場亦有調適的能力,但調適過程需要中介轉譯,還需要理解轉型的代價和壓力。

吳蘇庭、余衡兩位同學則關注疫情下城市中街道生活、商圈的運作。吳蘇庭從都市計畫、建築法規等分析台北市街道常見樣態背後的規範和使用現實的落差及矛盾,分析台北市步行不易,疫情下需要額外公共空間的時刻,更顯得窘迫擁擠,面對停滿機車的騎樓只能嘆息。她指出在現況建築運作、街道的使用與街道的基礎設施皆無法分離的交織現況下,若能有足夠公共意識支持,應有機會透過綠色基礎設施的介入來撐開街道的公共空間。[14]然而,公共空間需要有人持續的經營才有公共意義,才能朝向街道共有,想像後疫情時代街道新想像。

以都市規劃較完善的城中區街道為例,蘇庭分析其街道 尺度,發現 3 米寬的人行道,在扣除商業活動、店家擺設的街道家具等 空間後,也僅剩 1 至 1.5 米的淨寬供人行使用,對照防疫規範設定的「戶外維持 1 公尺社交距離」,可想見街道難以收容有駐留需求的群體,連規劃較舒適的城中區都面臨空間不足,遑論其他有機生成的狹窄街道。
挪用騎樓整平 的補助概念,蘇庭提出由民間、政府與建物所有權人合力建造的方案,政府補助所有權人建物修繕的費用,以此交換空間改造的權利,由政府支持居民改造空間,共同維護營造海綿設施,在投入過程中建立社群關係,除了增加疫情下可供調適的中介空間、補充公共生活使用,還可結合降低高耗能雨水管集中系統使用,將節省之經費回饋給參與者,機制性的開啟街道共有。
 

余衡則觀察永康街商圈在疫情下的轉變,凸顯了疫情之前的都市觀光發展和日常生活的矛盾,具體展現於長期以來商圈與社區疏離,即使在疫情底下仍然是各自為政,並無太多交集。疫情影響大大減少日韓港遊人,相較於商圈業者受到疫情衝擊旅遊,居民反而樂於迎接較為平靜的社區環境。兩年來疫情對於商圈的影響十分全面,但是並未產生結構性的轉變,商圈仍將疫情造成的衝擊視為需要積極被解決的緊急狀態,並未考慮疫情作為長期穩定狀態思考積極轉型的可能性,唯有透過刺激消費及節省成本的措施,才能讓店家撐過疫情。假設必定回到日常的態度所致,商圈仍無積極思考和社區修補關係,也就難以一起思考後疫情共存願景。類似商圈常見於台灣各大城市,往往也是疫情前地方旅遊的亮點,然此研究提醒我們,商圈中存有大量外來業者、投資店家物業的趨勢,和在地居民之間的關係,其實會影響著地方整體調適的能力,商圈店面持有產權狀態、地租、商區/社區韌性之間的連動,值得關注,有可能比例越高,商圈/社區的抗疫體質是越差的。

蕭芳伃則關注疫情下幾度被污名化的萬華和底層工作者,原本就在萬華進行舊貨市場田野調查的她,注意到周邊清茶館群聚感染事件引起的討論,指出疫情確實像是一面照妖鏡,然而照出的重要一面是官方推動的城市計畫與改造長期忽略了底層產業及庶民的真實需求,以至於當衝擊來臨時,除了停業及補償之外,無法思考其他轉型和調適的措施,反而視之為防疫破口。她的分析提醒了這場疫情的特性迫使人們必須拉開社交距離,更提醒我們該坦承面對人類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望,以及長期以來對提供親密服務的性工作者和性消費者及其活動聚集的城市隱形地景有過多汙名化壓迫,反而影響了防疫準備。


[1] 疫苗施打進度的歷史資料可由此查詢:https://www.aweb.tpin.idv.tw/COVID-19/vaccine2021.php

[2] 菲律賓確診飆新高 馬尼拉率先試行小範圍封鎖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9060323.aspx

[3] 可參考衛福部說明「電子圍籬2.0運作及防疫資料蒐集,兼顧個資保護」。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ZqWqQR7_yZFRWtl_llJGGg?typeid=9

[4] 報導者,一位機長的告白:我的「三級警戒」生活已經15個月

[5] 台灣政府和大眾都相當自豪在2021年夏天成功度過了疫情危機,當時亦引起不少國際關注。然而,台灣、香港作為亞洲地區防疫模範生,都在2020年春天Omicron主導疫情後陸續面臨了新的危機。Soon, July 2021. Why Taiwan Is Beating COVID-19 – AgainHow did Taiwan suppress this wave, even as Australia, Vietnam, and Singapore are struggling with an uptick of the virus?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7/why-taiwan-is-beating-covid-19-again/

模範生情結相關還有「疫苗國族主義」,已多討論批評,例如Bollyky, T. J., & Bown, C. P. (2020). The tragedy of vaccine nationalism: only cooperation can end the pandemic. Foreign Aff.99, 96. 限於文長此處僅作簡單介紹。

[6] 例如在紐約市提出了「開放餐廳計畫(Open Restaurant Program)」,同時提供詳細的設計指引。https://www1.nyc.gov/html/dot/html/pedestrians/openrestaurants.shtml

[7] 首爾市競圖可參考Paula Pintos. “Seoul City Architectural Ideas Competition: Preparing for the Post COVID-19 Era” 12 Oct 2020. ArchDaily.Accessed 21 Dec 2021. https://www.archdaily.com/949088/seoul-city-architectural-ideas-competition-preparing-for-the-post-covid-19-era

[8] Xiang, B. (2020). Hostages of Mobility: Transport, Securitization and Stress during Pandemic. In COVID-19 and Mig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Pandemic and Human Mobility (pp. 17-25). Transnational Press London. 另有同一作者相關中文版本發表於澎湃可參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61143

[9] 有關經濟衝擊分析不少,例如可參考Furceri, D., Kothari, S., & Zhang, L. (2021). The effects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6(4), 469-497. 有關以疫情為名行政治收緊、打壓異議,在中亞、泰國、香港都引起關注,可參考Saltanat Janenova and Johnathan Fisher, How Central Asia’s authoritarian regimes have used coronavirus to their advantage (21 May 2020),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central-asias-authoritarian-regimes-have-used-coronavirus-to-their-advantage-138498

[10]  Wang,V., Ramzy, A., Omicron Reveals Hong Kong’s Covid Dilemma (17 Feb 2022), NY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22/02/16/world/asia/hong-kong-covid-omicron-wave.html

[11]  Kuo, L., Li, L., Chiang, V., & Wu, PL., Shanghai’s covid siege: Food shortages, talking robots, starving animals (15 April 2022),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teractive/2022/china-shanghai-covid-lockdown-food-shortage/

[12] 眼底城事有先前專題系列可參考7月特輯「城市人間的維生系統: 菜市場大不易/疫」)

[13] 郭書瑋將修課期末報告〈數位轉型的彈性轉譯:臺北傳統市場參與外送平台的磨合與調適〉一文改寫,擬於「第十四屆城市學學術研討會」發表。

[14] 相關討論亦可參考Hanzl, M. (2020). Urban forms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the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ities & health, 1-5.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春天剛結束一門有關市場和城市的課程,未來半年努力學習在陪伴小人玩耍的同時實踐疫情下的新日常,要編輯兩本書,有關記憶、災害之間的抵抗、協商和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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