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查

公園、綠地、廣場、鄰里中心、信仰中心等公共空間凝聚了城市居民之間的種種交流活動，也塑造出市民的生活情境。而這些公共空間的質與量，一直以來是國際間用來衡量城市宜居性或生態性的關鍵指標，也是建築師、城市設計師、城市規劃師、鄉村規劃師及景觀師（landscape architect）等等空間專業者所關注的重點。

在歷史上，公共空間的形成，源自於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流互動，對於空間共同改動與創造的結果。臺灣的街市、廟埕，西方的教堂廣場，皆是經過居民的權益衝突、協調、折衝、取得共識後，才形成各方能夠接受公共空間。後至的新住民則圍繞著既成的公共空間建立新的家園，伴隨新的權益衝突、新的協調、新的共識，讓公共空間隨著世代居民的輪轉不斷改變再造，而有不同的風貌呈現。隨著城鎮規模擴大蔓延，這種協商打造公共空間的過程也變得過於複雜，城市某個角落的共識，變得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他不曾參與協商過程的居民，例如某個市集的環境髒亂，雖是攤商群體營運的結果，卻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衛生危機。這種關係城市公共性的議題，引起了空間規劃學問興起，這些專家學者特別關注空間構成的外部性影響，試圖制定遊戲規則來規範或引導空間創造的過程，以保護廣泛的公共利益。長久下來，對於公共利益的掌握權力與責任，也逐漸從空間使用者自身轉移到空間專業者手中。

這種長期專業分工的結果，再加上政府體制的因素使然，使得空間的話語權從居民心中流逝，過去一度是空間創造者的城市居民，對於公共空間的感知與訴求能力被日漸壓縮。以臺灣來說，戰後城市規劃系統興起於戒嚴時期，城市發展的權利義務始終由公權力把持，由政府與專業者共同擘畫藍圖，空間的使用者（城市居民）則是藍圖中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在顧問委託服務的標案架構下，空間規劃師及設計師等專業人員，憑藉自身團隊的想像，提出對於規劃對象（某個空間範圍）的願景及規劃方案，往往疏忽在地生活的真實情境。有時或許為專業姿態所致，但更多情況是受限於委託合約條款及營運成本，時常只能依循法規要求的最低職責，舉行說明會、公聽會，這是在這個委託標案架構下社區與決策者之間唯一的協商管道，效力非常有限。

經過幾十個年頭的社會民主化過程，群眾也開始明白，空間民主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將空間決策的權力交付專業系統，就如同民主政體交付代議政治一般。一旦專業系統中的關鍵角色失去應負起的決策責任，如評選委員放棄最佳空間策劃方案，空間規劃者喪失對公共空間權益的堅持，政策決定者失去執行政策的魄力與決心，將使得城市空間結構失調。公眾應有的權益變得為特定族群服務，公共開放空間變成華廈入口大廳，公有巷弄變成豪宅專用入口，歷史建築群變為商業空間的招牌賣點。

所幸，如同電腦通訊技術及資料科學為社會民主化帶來的幫助，城市空間故事與相關市政訊息的開放，也為共創城市的過程展開另一種可能性。目前資訊傳輸效率與數據儲存技術已經進入新的層次，網路溝通工具不再只是對話討論，甚至能夠將眾人的知識用影音、圖像、文字篇章等電子數據形式累積，在虛擬世界中堆疊出如同淡水維基或維基百科等關於真實世界的文化紀錄及場所記憶。政府近年推動開放資料，使過去掌握在公權力手中的資訊變得容易取得，一般公民有更多管道可以得知城市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也讓公民科學及城市願景的討論逐步興盛，帶動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意念想要去決定空間的形成與組成，對於公共空間使用的共識或歧異也因此浮現，成為空間共創及權益協調過程的重要資訊。

在公民追求空間民主化與資訊對等的波瀾下，未來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的成功，將不再只是提出以想像為基礎的宏大規劃藍圖或精緻的設計方案，而是能有效地促成或納入將空間想像權力對城市空間的想像。在空間專業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中，致力於利用實體物件或電腦演算法開發不同的溝通工具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例如荷蘭Play the City Consultants，即透過實境遊戲互動，讓參與者扮演城市發展中的居民、開發者或政府角色，體驗與理解不同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s）的立場與思維。

專業者掌握的將是居民與居民、居民與專業者、居民與政府之間，互相協調、調配空間權益的溝通過程。空間專業有如對話平台，拿捏各方的立場分寸，促使相互理解與折衝，並進一步想像在各種情形下未來城市變遷的可能性或是負面衝擊，形成不完美但彼此可以接受的政策共識或空間規劃設計方案，從下而上的累積起城市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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