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致昕

在德國，一場關於「遙控民主」的實驗正在進行。

在台灣，我們可能都聽過黨鞭遙控立委，黨主席遙控中常委，但選民能遙控誰呢？這問題有點愚蠢，因為代議民主中，民意代表本就該代表民意，只是，因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這個民主的特色在現實中慢慢消褪，我們也淡忘了。

不只是台灣，德國也是。因為政黨在議會中的協商、利益交換，人民的意見有時被擺在一旁。「（政策制定的過程）透明度不見了，人民不見了，所以年輕人根本不想再關心政治。」海盜黨主席施洛默爾（Bernd Schlömer）一邊幫我倒水，一邊分析現有政治形態面臨的問題，社會學者出身的他帶著我走進倉庫，所謂「實驗的中心」。

「你知道我們的黨資金是全德國最低的嗎？我根本沒領薪水哎！」拿起旁邊的clubmate（提神飲料），他有點難為情地說。從瑞典開始，海盜黨近年在德國獲得注目，成立七年不到，年度經費不到台幣四千萬，連一間信義區豪宅都買不起，卻在全德國拿下四十五個地區議會席次。剛結束的德國聯邦議會大選中，海盜黨的得票率也比上一屆成長了十倍，儘管得票率仍無法跨越門檻、取的席次進入最高議會殿堂，但在其他傳統小黨（綠黨、左派黨、自由民主黨）得票率都下滑情況下，海盜黨的表現仍顯突出。

人人都在問，是什麼，讓他們能靠著一間台北公寓的資本，和百年大黨們打仗？

我在辦公室裡找答案。一群染着綠色頭髮、戴著耳環、穿著皮褲的年輕人走了進來，外面則是老龐克慢慢地卷着煙草。還有一位身形較寬、穿著蘇格蘭裙留著長髮的男性，整理着桌上文宣，海盜黨的黨工以志工為主，而且，他們全都來自雲端，「其實，我們整個黨都建立在網路上，」他自剖。

原來，辦公室裡雖二十個人不到，但德國海盜黨卻有一支兩、三千個駭客組成的「隱形大軍」協助著黨的運作。

靠著這支大軍的技術，海盜黨發展出了三項實驗性質的「武器」，試著打入人心，實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

一、雲端文件系統。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有一天能查閱國民黨、民進黨的內部公文？藍色黨員可以查看對於兩岸服貿協議的會議何時召開、誰會出席、會議的參考資料？綠色黨員說不定能夠知道中國事務委員會由誰召開的、誰設定主題、誰發文不願出席。

「透明，他們才相信你，」施洛默爾說，用類似Dropbox的方式，海盜黨內部溝通的公文都在雲端上，黨員都能查閱，甚至連黨綱，也是用Wikipedia概念形成。常理而言，要一個陌生人將手中的票投給一位長髮搖滾兄弟，的確需要更多的努力贏取選民信任。於是透明，便是這個年輕小黨攏絡人心的第一個戰略。

二、Mumble聊天室

「安靜」施洛默爾打開電腦，「今天還有瑞典的海盜黨員一起來開會，」拿著一臺小筆電，施洛默爾示範給我看，什麼叫做海盜黨版的「Google Hangout」。

以這一次選舉兩大議題「網路隱私」、「同性婚姻」為例，作為一個海盜黨員，透過Mumble聊天室，你隨時可以加入相關聊天室，聽黨代表們的討論，你甚至可以發言。「我也能夠上去嗎？」我隨意問。

「當然，誰要來聽都可以」施洛默爾的答案令我驚喜。開放，是設計這一系統的王道。從實體世界起，海盜黨的會議就是全開放的，甚至有錄音檔在網上供下載，除了試著讓更多人加入海盜黨，個人造業個人擔，每一句話都被記錄的方式，也讓責任扎扎實實地落在這些黨代表身上。

三、LQFB系統（Liquid Feedback system）

誰能想到「液態（或譯流動式）」，能夠用來形容政黨運作？

想像一座政黨機器，權力的流動、意見的交流、政策的形成，就如水在透明水管內流動一般，這個，就是海盜黨的目標。LQFB系統（Liquid Feedback system）就此而生。

系統上，三萬六千個黨員能夠開啓對話串，針對一個議題開始討論，討論的時間最長三個月，每一個人都能發言，每一個字都被記下。最長三個月後，黨員可以將其變成一項提案，修改黨綱、黨在議會中的立場、促進立法等，都是可能的提案方向。每一項提案能夠獲得多少黨員投票不是重點，而是黨員到底在想什麼，透過系統，人人都像有了一條電話線通到黨代表一樣。

「我們作為政治人物的，其實也比較安心。」施洛默爾解釋，「你的發言，就真的是有所本，」黨代表在實體會議中設定議題時程，但黨的立場會是什麼，LQFB系統成為最省錢、直接的智庫。

「你看，上個月有個討論是要不要邀請斯諾登（Snorden ）當我們的榮譽黨員，」施洛默爾笑說。

三項武器，讓這個小黨顯得與眾不同，這場實驗從近兩年前海盜黨在柏林議會的大勝受到矚目，這個七歲政黨所進行的「實驗」，現正被成立一百五十年的德國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六十五歲的自由民主黨（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聘請專業團隊剖析、研究，屈居第六大黨的海盜黨，突然成了老大哥的目光焦點。

原因無他，是因海盜黨的實驗打中了老大哥心中的痛：年輕選票。

無意識形態、政黨傾向的年輕選民近年在各國都成了關鍵的中間選票，台灣也不遑多讓，但除了打出正妹、明星牌，至今藍綠還沒有明顯獲得年輕族群芳心的具體作為。

海盜黨的支持者中，以十八到三十五歲的高知識分子為主力，就是各政黨急著爭取的中間選民。施洛默爾補充，一項對德國人民政黨傾向的調查裡，「十二到十八歲的年輕人，我們的支持度最高！」 他笑說，再過三年，他們可能就能成為第三大黨了。

海盜黨三項工具，強調的開放、透明，換得年輕族群的參與。「在家裡也能夠改變政治人物的意見，這才是直接民主」網路時代，施洛默爾對民主的詮釋聽起來野心很大、甚至天真。但這份天真，近代德國卻不陌生。「Let’s dare more democracy.」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在國會議堂上就曾對德意志民族的未來許下宏願，當時是他第一任總理的開始，儘管面對全球冷戰、東西德一觸即發的嚴峻情勢，他仍大膽宣示。

如今，一群龐克裝扮的駭客「繼承」了這份膽量。他們能將民主帶向多遠，又將有多少人跟隨，目前還言之過早，但確定的是，隨著網路滲進生活當中的每個角落，這場駭客挑戰政客的新實驗，才正要開鑼。

【附錄】海盜黨的困境，是公民的惰性。

上述海盜黨黨主席的專訪文章，比預期的還受到矚目，其實台灣也不乏有志之士向著同樣的目標邁進，在此特別將專訪中所談到的困境補上，供有志者參考。

第一，黨內權力運作的不成熟。

追求公平、透明的政黨，人事卻變成第一挑戰。誰擁有權力決定什麼、誰能任命什麼，甚至黨主席的權力，都隨著真正進入議會，而受到嚴格的檢視。「大家可能覺得我人很好，所以要我上任吧！」施洛默爾用玩笑話帶過，卻也顯現在這個非傳統權力結構的新興政黨背後，作為領導階層的無奈與特殊挑戰，「這次大選完，我可能就要回去教書了，」他黯然的說，沒有支薪、沒有呼風喚雨的權力，除了實現理想外他沒有其他企圖，此點，卻也讓他無心再戰。

第二，民眾到底願意參與多少？

老實說，我們每個人對我們的政治運作都真的瞭解嗎？台灣為例，核四、服貿、電信法修法、教改等，每個議題我們都逃不開，但除了特定團體，就算黑幕揭開，龐雜的資訊，一般民眾又會花多少時間融會貫通？

「我們發現，網路上大家只願意投票，不願意真的深度的、長期的參與討論，」施洛默爾說。海盜黨提供了機會，但選民想付出多少心力將決策權拿回手中，卻成了下一個挑戰。

海盜黨為公民提供了新的參與方式，諷刺的是，它遇到最大的挑戰也來自人民。這一點或許值得陷入政治風暴的台灣參考，當自身權益受到威脅、政治情況紛亂，台灣的公民又願意為自身權利付出多少？而這些民意，又能否對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這些問題，在多場公民運動將登場的十月十日，或許會有答案。

原文為2013年9月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