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講者：
唐鳳 Audrey Tang（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
許繢仁 Kevin Fan Hsu（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資深助理主任）
田恆德 Hendrik Tieben（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持人：
侯志仁 Jeff Hou（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教授）
時間：
2020年12月17日 7:30-9:00 pm (台北時間)（線上座談）
譯者：
陳盈棻（香港中文大學後博士研究員）
主辦單位：
華盛頓大學台灣研究計畫 Taiw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前言 / 侯志仁
COVID-19 疫情從去年至今，帶來了全球性的遽變，其中包括了線上視訊會議的盛行。在國外封城與停班停課的狀態下，一般人的社交活動停滯，線上會議卻提供了一種連結的形式，串連起不同領域與地區的學者與專業者。「2020：公共空間在疫情中消逝的一年」就是許許多多國際線上論壇的其中之一，這個由 City Space Architecture 和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主辦的系列論壇，從去年四月開始，總共辦了共 20 場的線上座談，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與專業者討論全球疫情對公共空間的衝擊。從四月到十二月，這個系列論壇見證了 COVID-19 疫情在各地所帶來的城市生活的轉變與社會的影響。我有幸參與了首場的討論，也參與了最後這場由華盛頓大學台灣研究計畫所主辦的特別加場的規劃與製作。
數位治理與公共領域是這個系列論壇所關注的議題之一，由於台灣防疫在這次全球的疫情中表現突出，在公民數位治理上也有優異之處，因此臺灣經驗就成了這一場的焦點，而最適合來討論這個議題的講者，當然非我們的天才 IT 大臣唐鳳政委莫屬。為了讓數位治理能夠和包含公共空間在內的議題可以對話，我們也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都市設計碩士學程主任田恆德（Hendrik Tieben）副教授擔任與談人，他也是這一系列論壇的發起人之一。另外，我們也請到了來自美國，現就任於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的資深助理主任許繢仁（Kevin Hsu）。三人分別從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經驗出發，而這三地都是這次疫情中表現相對較佳的區域，但彼此又有異同的社會與政治背景，甚具比較之處。
這一場一個半小時的線上座談，從數位治理在疫情中的角色開場，到公民科技與公民駭客的啟發，最後在銜接無政府主義，過程腦波不斷、絕無冷場。唐鳳大臣用深入簡出的方式，說明台灣在疫情中如何藉用公民力量與創意發展出各種因應機制，她也用各種市民社會的概念完整地闡述了一套多元治理的理念與方法，以藥局為窗口發放口罩的機制為例，也將數位科技連結到日常生活的情景。許繢仁主任以他都市規劃的訓練與來自矽谷的背景，進行了數位科技與都市規劃之間的類比，在討論兩者之間可能的互補之餘，他也強調深入民間實地學習的重要性。田恆德教授則從香港的經驗提醒了市民行動與政經結構之間可能的落差，三位講者各顯身手，在議題上有不少的交集，卻又置入不同的觀點。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他們在座談會上發表的內容。
疫情與數位治理
侯：2020 終於來到了尾聲，從 WHO 正式的宣告開始算，COVID-19 在全球的疫情也進入第十個月。我第一個想請各位談談的是，在疫情這段期間內，「數位治理」扮演了什麼角色？它發揮了什麼影響？
唐：我認為「數位」能發揮的最大影響是它輔助性的角色，例如輔助科技、輔助式的智慧。我常常強調在疫情之下，最重要的還是「實體的疫苗」，例如口罩、酒精、肥皂，數位科技則是輔助的工具。倘若數位科技可以輔助人們記得帶好口罩，避免被自己的髒手碰觸，這就是這類科技讓每個人可以發揮能動性（Agency）的最佳方式。反之，如果數位科技被用來取代這些基本的保護工作，這反而不是理想的狀況。
那我們怎麼讓數位科技提醒人們記得戴口罩呢？我們在社群媒體上創造了「總柴」，牠是我們台灣衛生福利部社群媒體總部的「官方發言狗」。試想，如果是我提醒你記得要戴口罩防止疫情傳播，你頂多會自己記得，但不會將這個資訊分享出去。但換成這樣一隻可愛的狗狗告訴你這麼做時，你大概不只會記得，甚至會將它分享出去。同樣的道理，當我們在宣導要維持社交距離時，也是要人們在室內維持三隻可愛「總柴」的距離，在室外維持兩隻，這也比我們透過公尺數的說明來得更有效。
「總柴」的應用可以算是一種經過設計的溝通模式，它透過不同媒材的混合、擬態（mimetic），成為一種「心靈上的疫苗」。可愛的「總柴」訊息就這樣永遠烙印在你的腦海中，讓你無法 unsee（笑）。這樣一來，就算有人認為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離是個陰謀論，你也會一笑置之，這就是我們所謂「用幽默取代謠言（humor over a rumor）」的數位溝通策略。
侯：你所指的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數位科技，而非那種一般認知裡高深的科技。
唐：對，基本上就是日常的溝通。在防疫溝通上我們還有一項技術，但我不確定它算不算是數位科技，那就是每天下午兩點固定的「疫情記者會」。從 COVID-19 傳播危機開始，台灣衛福部已經有超過 100 天召開這個記者會，也有很多民眾真的就是每天下午兩點準時收看，像是聽 podcast 一樣。在記者會上，以衛福部長陳時中為首的五個主要的防疫官員，除了針對每日疫情向民眾匯報，也逐條回應來自記者的發問。由於台灣是媒體言論自由的國家，有些時候記者的提問會非常「有趣（interesting）」（筆者按：反覆而且尖銳），但陳部長還是會耐心和善的一一回答。
另一個比較可以被劃歸為數位科技的，則是「1922 防疫專線」。任何關心疫情卻錯過每日疫情記者會的民眾，都可以撥打這支免費的專線，得到當天簡要版的疫情匯報。如果民眾對於防疫相關細節有進一步的疑問，也可以透過這支專線，得到專人的耐心說明。在防疫期間我們也收到很多人打來抱怨，例如今年四月的時候，防疫專線就接到一個小學男童的抱怨電話，他說透過政府口罩實名制只能買到粉紅色的口罩，但他不想要戴粉紅色的口罩去學校，因為同學會嘲笑他粉紅色是女生的顏色。
這時候該怎麼處理呢？由於防疫專線的人員無法在第一時間回答他的提問，這個問題就被反應給衛福部防疫小組。於是，在第二天的疫情記者會時，所有的防疫官員，無論他們的性別（筆者按：皆為生理男性），全都戴上粉紅色口罩，這讓性別主流論述（gender mainstreaming）突然變成了一件防疫時很酷的事。之後有一段時間，粉紅色口罩變得很流行，甚至在網路上興起許多公私部門都將他們的社交媒體頭像換成粉紅色，戴口罩不單單是為了防疫，透過不同的顏色或圖案，甚至變成一種政治立場的表態。例如在十月的同志大遊行期間，彩虹口罩就變得十分流行。這些例子，都提高了各種知識、想法、理念的傳播。
侯：唐政委講述的這些例子都很有趣，也讓我們更清楚「數位治理」在台灣的各種實際型態。許主任，能否請你也分享你的經驗？
許：當然，新加坡在數位科技方面也算是有超前部署，在防疫最初期，就快速的將許多相關概念轉化成實際的產品。例如由政府科技局研發，名為「BlueTrace」的通訊技術，就被應用在可下載到智慧型手機的 TraceTogether軟體上，以利公共衛生部門進一步得知手機使用者有沒有接觸到另外下載過TraceTogether 的使用者。但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資料都是儲存在自己手機裡，而非傳送至政府部門，要在手機持有人有確診的情況，這些資料才會被上傳，而且只有政府可以調閱。新加坡政府科技局甚至將這個技術分享成開放資源，讓其他國家有興趣使用的政府部門，或是對於這個技術在個資保護上有疑慮的團體或個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或檢視。
另一個實務面的例子是在四到六月期間，新加坡政府執行了阻斷疫情傳播的政策，要求民眾盡量待在家中而不要隨意出門，但民眾依然有出門採買食物及日常用品，或是運動的需求。為此，新加坡主要負責城市規畫與遺產保護的市區重建局轄下的數碼規畫部門，發展了一個名為「SpaceOut」的網路資源系統，讓民眾可以查看例如商場或運動中心，這類公共空間即時與歷時擁擠程度的資訊。如此一來，民眾可以於有需要時，依此決定外出時間與地點。同樣的，國家公園也利用無人機和現場員工來搜集公園內部的擁擠程度，將這些數據即時上網供民眾參考。如同唐政委所提到的，這些方法都在將相關資訊交到民眾的手上，讓民眾在自行判斷之下做出正確的決定。
侯：田教授，你有什麼相關經驗呢？
田：我今年剛好有機會在疫情爆發的最初五個月待在台灣，因為我那時剛好來台灣過農曆春節假期， 就在疫情影響與學校轉為線上教學的狀況下，得以第一手觀察台灣的防疫情況，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但也因此，我無法親自觀察當時香港的情況。不過，比起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認為香港與台灣以原有 SARS 的防疫經驗為基礎，在這次 COVID-19 疫情的防疫上表現都非常亮眼。關於數位科技在香港方面的應用，政府在非常前期就設置了標明確診案例位置，與可能社區感染地區的網路地圖系統。
其中若要說與台灣的防疫政策之間稍有不同之處，即在於台灣從未洩漏確診病例的個人資料。香港這種清楚的標示方式，確實有他基於防疫安全上的考量，但也容易引發社會焦慮。我覺得香港這次防疫初期，最難能可貴的其實是市民社會的立即反應，從自主戴口罩出門到酒精消毒產品的普遍使用，都讓香港在初期的確診數字極低。當然，透過數位科技的食品與日常用品購買及運送系統，也是這次疫情下在世界各地快速發展，不只是香港。
侯：公共領域長期以來都是自由民主體制的關鍵要素，公共論述更是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就你們的觀點來看，數位科技與數位治理將會如何影響 COVID-19 疫情之後的公共領域、公共論述，甚至是代議民主的體制？
田：就公共領域而言，我認為這次疫情並沒有為我們帶來太多全新的改變，而是讓原本的趨勢變得更加顯著，像是線上溝通、線上教學、線上購物等等，都早已存在，只是在疫情下有了更快速的成長。他們或許影響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但在廣義的公共領域層面卻沒有那麼明顯的改變。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看到數位科技被利用在監視系統，或是在某些地方對於媒體自由的管制。
我最近剛好在閱讀 John Barry 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The Great Influenza）一書，非常有趣的是，幾乎所有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例如對媒體自由的管制、假新聞等等，在 1918 年大流感肆虐歐美時就存在了。現在我們則是看到類似的狀況發生在亞洲，此外也對政治文化產生極大影響。當然，我也相信新的數位科技也可能為例如數位治理或是想法的交流帶來新的機會，我們今天的線上座談即為一例。也許這樣的線上座談只影響了小部分的參與者，但來自可能是六大洲的人們可以聚在線上，自由地討論彼此的經驗，則是過去所沒有過的，是這次疫情下的新趨勢。
侯：唐政委，你有過許多建構這樣公共討論平台的經驗，這些平台的討論能否滲透到更大的公共領域？你在過程中學習到什麼？
唐：我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是「空氣盒子（Air Box）提倡行動」。在台灣，有許多人對於 PM2.5 懸浮微粒的空氣污染存有疑慮。雖然這樣的污染物質並不容易直接被察覺，但人們對其所造成的影響還是有所感受。也因此，在政府採取措施之前，有些民眾已經聚集起來，利用單價低於 100 美金的「空氣盒子」來監控污染情況。這項行動始於一群小學教師，他們認為與其讓學生當數據的使用者，不如讓他們成為數據的生產者，這樣也比較容易教。於是，他們發起了這個橫跨全台灣，使用上千個空氣盒子來收集並分享當地即時 PM2.5 污染數值的系統，台灣的中央研究院也提供集合演算這些數值的技術，最終製成一個線上的污染監控地圖資訊系統。
這就是「課責」（Accountability），從市民社會出發，建立對於污染程度的監督，完全沒有政府的資源，在相互分享數據建構資訊系統之後，再給予公部門壓力，試圖補齊地圖上所缺失的資訊。他們也發現，一些無法透過空氣盒子所監測的地區，通常是工業園區的範圍，於是他們轉而要求政府負責補足資訊數據。站在政府的角度，因為看到這些由民眾搜集的數據與地圖系統已經非常完整，就知道不應該反對他們，而是需要與其合作，最終將這個空氣盒子系統引進，並裝置在工業園區的路燈上，讓整體的 PM2.5 污染觀測地圖趨於完整。這就是我所謂聚集民眾、公部門、私部門三方的合作模式。通常是由人民率先提倡某個規範（norm），由公部門完整這個規範，最後私部門引進並使用這個規範。
類似的資訊系統在台灣也應用在這次疫情中，從今年二月初開始個人防護具（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的監測上，透過相似的線上地圖與資訊統計演算技術，用以幫助在藥局外排隊買口罩的民眾了解各地口罩的即時庫存數量。當你在排隊時，看到前面的人使用他的健保卡購入十枚口罩時，你馬上知道這個藥局的庫存少了十枚。一樣的數據也會上傳到即時地圖資料庫，讓你不致於盲目相信健保局公布的每日口罩分配數量，而是清楚得知當下立即的各地口罩庫存狀態。同時，如果你看到前面的人已購買走十枚口罩，但你手機裡的網上地圖顯示數量卻沒有改變時，你也可以透過撥打 1922 免費防疫專線，回報這個問題，讓這個線上地圖資訊系統更加完備，這就是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所形塑的公共領域。
侯：我們一般會認為所謂的「治理」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但唐政委提到的卻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型。許主任，關於這部分你怎麼看？
許：我覺得唐政委所分享的這些例子，很清楚的說明了公眾科學（citizen science）的概念，同時也讓我們理解線上與線下兩端的互動與連結。我認為藉由教育與想法的交流來訓練民眾應用數位科技是很棒的，這讓我想到過去我在史丹佛大學任教時，曾經參與建構的線上課程系統，這些課程一方面當然是知識的傳授，例如數學或是程式設計，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協助創造一個可以有公共討論的社群與平台，特別是那些以社會責任為主旨的課程（最好的例子是【民主發展】和【婦女健康與權益】），進而讓人們可以習得參與對話以及引發社會正向轉變的能力。
但我認為，這樣的過程並不常是自然發生的，如何建構這類正向社群營造的經驗便顯得非常寶貴。相反的，我們看到近期在美國卻是另一種難以控制的情況，無論是關於疫情或是總統大選的議題，在網路與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不正確的消息，這些氾濫的假消息使得公共領域的意見交換過程變得粗糙，影響同時放大某些形式的言論。我認為造就演算法的單位必須在管理層面負上很大的責任，反省自己的產品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論壇紀錄第三篇將陸續刊出
陳小易
系列文章
旅居西雅圖，行走保持紐約速度，徘徊於建築、景觀與城市規劃等專業與非專業領域，現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