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是否有某些顏色，可以被定義為台灣色？在我的認識中，色彩不太是一種可以被獨立看待的事，很難只選出幾樣顏色，然後就說那是台灣色。必須回歸到環境中，連帶探討我們使用色彩的態度與方式，才能真正界定出一套屬於台灣的色彩符碼；或也有可能，我們對待色彩的方式，比色彩本身更具有地方特色。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環境與態度之中，色彩才會以某種屬於台灣的方式呈現，如同被編寫了台灣的程式碼，看起來服服貼貼的。

我們不妨以一個現象來說明：在台灣，很少會在環境中看到大面積的單純色彩。究其原因，我們的環境本身就常是一種拼湊式的構成，基本上是由大小碎片組成的（想想公寓立面那些五花八門的鐵窗、各有主張的裝修……），而色彩是環境的一環，自然也不脫被碎化呈現的命運，以至於久而久之，成為一種視覺習慣，甚至是一種認同。

換言之，某一種色彩，若被大面積的單純呈現，可能就不太「台灣」了；同一種色彩，先切小，再做點漸層，再跟其他色彩拼合，台灣味比較有機會藏在其中。

這樣講可能還是有點抽象，舉個實際例子：如果你到倫敦，會看到整輛酒紅色的大巴士，在美國，也會以黃色巴士來當校車，但若回想一下台灣的遊覽車或大巴士，除了某些日系旅行社刻意以白色為招徠（以凸顯他們的東瀛特色），很少會看到整輛是一個顏色的，通常都會被五彩的漸層色塊、線條、紋飾與文字所碎分。碎分到某個程度之後，你就很難說那輛大巴士是什麼顏色的，但無論你喜不喜歡，那時候某種台灣味居然就跑了出來，你比較不會懷疑，那是一輛道地的台灣巴士。

但你可能會問，某家（Ｘ聯）客運不就整車都是螢光綠色的嗎？沒錯，但在這一類例子中，我們面臨的往往是另一種使用色彩的態度：當我們偶而看到單一色彩大量或大面積出現時，經常並非經過細緻的美學考量，確認那種顏色真的適合那麼鋪天蓋地的使用，而是出於企業主對所謂企業識別的偏執。另一家也以綠色為識別的航運公司，當年就把這種偏執推展到極致，連辦公大樓與旅館都蓋成整棟綠色的，顯眼是顯眼，目的也達到了，但是否能融入環境，就有待商榷。

撇開環境，我們不妨先回過來看看自己的色彩認知。

在台灣，一般人對色彩的認識，可說相當有限。最簡單的例證是，我們叫不出太多色彩的名字，例如紅色，不說別人，我就叫不出太多：大紅、酒紅、豬肝紅、橘紅、粉紅、桃紅……差不多了。

據說蒙古人光是形容馬的毛色，詞彙數以百計，那是因為他們天天與馬為伍，對馬有極深的認識與情感，這些自然反映在他們的詞彙中。而我們叫不出太多色彩這回事，其實也反證了我們跟色彩有點生疏，或至少情感並不熱烈。若人們對色彩的認識分文武，文的細緻，武的粗猛，說台灣一般人都偏武，應該算公道。

印象中從幼兒園的圖畫課開始，我們給小朋友用的彩色筆，顏色就很少（12色？），紅就是紅，綠就是綠，加上藍黃橘棕紫灰黑等，塗來塗去就是那幾支。在老師的示範中，天空就是藍色，植物一定鮮綠，明確到不行。據說媽媽若給小朋友帶一盒顏色較多的筆到學校，老師有時還會反應說，為了保護家庭比較弱勢的小朋友，不讓他們產生自卑感，是不是大家都用一樣的就好？

這種極簡版的色彩認知，是否在小朋友腦中形成一種烙印，我不是很確定，但在隨後的成長教育過程裡，色彩其實也沒以更細緻的方式進入我們的意識中，不是嗎？依舊紅就是紅，綠就是綠，頂多再多一點細分，但不會太多。

這結果或許就直接反映到環境中：你到我們的生活場景裡看看，那「最初的十二色」，似乎以各種方式不斷再現、還魂，充塞於許多角落。而其中那幾個特別顯眼的原色──紅、黃、藍、綠，更是備受青睞，也形塑了台灣的日常視覺現象：大剌剌的生猛豔麗，遠多於柔和含蓄。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氣候環境對色彩感知的影響。熱帶非洲的人們喜愛豔麗奔放的色彩，北歐人每天看著灰灰冷冷的天空，就偏向低調內斂。而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在這種色彩偏好光譜中，傾向於明豔，也就不令人意外。這其實也不斷體現在環境中，譬如我們那日漸彩色化的街道，尤其是近年台北巷弄中大量出現的綠色人行道，配上本有的黃、紅、白線，更是非常醒目，充滿亞熱帶風情。我總會有種戲謔揣想：若是很容易改變柏油瀝青的顏色，我們的馬路可能早已經連車道都是彩色的了。

而把公共環境的色彩，交給工務部門與里長們來決定，肯定是相當恐怖的事，但我們似乎沒有太多警覺。

過去里長們想進行環境美化，能用的手段比較少，多半是植花種樹弄盆栽，但從幾年前眷村彩繪開始流行之後，里長們（與層級更高的長官）似乎突然間有了領悟：這真是個好主意啊！既可「美化環境」，又有立竿見影的政績，除了不讓台電變電箱彩繪專美於前，還能有更大尺度的揮灑。於是，許多巷弄，無論是否窄到僅能容身，都變身為五顏六色的彩繪，深入鄰里的程度，常令人嘆為觀止。

這麼做的結果，平心而論，有效果也有問題。有些陰暗巷弄的確彷彿有了生命，但環境中最後的一點樸素底色，也很快消失了。那些大面積的灰，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又開始被切碎，被進一步以五花八門的彩繪「台灣化」。

這也暴露了我們治理環境的另一種常見問題：過與不及。要不就全不經營，一旦開始使用某種元素，譬如色彩，就不甘於只是重點配置，只用在最有效果的地方，而是鋪天蓋地的來（反正油漆相對便宜？）。我們不妨回想，早年物資缺乏，過年時家戶門前的紅色春聯，在一片低調的環境色彩中集約現身，既醒目又有喜氣；而一旦弄得到處都是彩色時，很可能互相抵消效果，徒增視覺疲乏。

而因為對色彩的認識不細緻，日常生活中自然更不會發展出幽微的色彩倫理學。我們仍信守少數的文化色彩符碼，那是沒錯，譬如紅、白與婚喪的關係，過年穿紅內衣討個吉祥，參加喪禮則包白包穿黑衣。我們也都知道，從前的皇帝是黃袍加身，封建時代不能隨意穿黃色衣服；而現在選伴娘禮服時，婚紗公司也會提醒不要搶了新娘的丰采。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用色通常不會考慮其既有意義，也完全無所謂尊卑位階，常是沒大沒小的。

譬如居家環境中色彩最鮮豔搶眼的，常常卻並非重要的東西，像掃把、畚箕、水桶這類打掃用具。你不免要納悶：掃把不是最卑微的用品嗎，有什麼必要是紅綠相間對比強烈的螢光色呢？但你也會發現，這種配色的掃把，已成為市場上的大宗。而若住在新北市，連專用垃圾袋都是粉紅色的，也算有了醒目的配套。

環境是人設計擺弄出來的，但環境也會反過來影響設計者，這是一種循環。

我觀察到台灣的設計者，無論是平面、影像或空間設計，某種程度也都被環境制約了。就以整體／碎化這個向度來說，我們對碎化、繁複的耐受度很高，也偏向於那樣去設計，對整體、簡潔的東西，就比較容易有危機感，覺得不安全，好像做得太簡潔、色塊面積太大，設計就還沒做夠，會對不起出錢的業主，需要再切細一點，再多加一點元素進去。

於是，我們常會看到本來就不大的公園被區分成許多更小的區塊，新聞主播背後的螢幕塞滿了小抄一樣的圖文，而書本的封面與路邊的廣告看板設計，也都傾向繁複，這當然也連帶影響其中的色彩呈現。但這樣到底好不好？其實很難有定論，因為那早已成為我們的一種共同認知與習慣。

說到底，我覺得要討論台灣的色彩環境，有點像檢視每個人自己的人格特質一樣，那些使你不同於別人，因而有所謂特色的點，常常未必是你可以覺得自豪的地方。但你也不必急著去改掉那些點，因為都改掉之後，你可能也不再是你。所以我們能做的，或許是看清並接受自己，但也保持批判性與調整的意願。你若是性情急躁，其實有機會讓自己變得直爽坦白，特色還在，只是不再粗糙。

本文之前身為2016年刊登於「眼底城事」之〈原色之愛〉，後經擴充改寫，發表於《新活水》雜誌21期：「色不是空」專題，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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