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沅臻（行動柴棺龜召集人）

「人們認為國家現在必須使商業發達，必須出口冰塊，還必須要電報來交流，還要一小時馳騁三十英里，絲毫不質疑它們有無用處；可是我們應該生活得像個狒狒，還是像個人？…倘若我們不製作枕木，不鍛鍊鋼軌，不日夜操勞，而只是慢條斯理地應付我們的生活，改善生活，那麼誰還會動修築鐵路這個念頭去呀？
 
你有沒有想過那鐵軌之下躺著的枕木究竟是什麼？每一根枕木都是一個人，一個愛爾蘭人，或一個北方佬。鐵軌是鋪在他們上面的，他們被沙土蓋住了，車廂從他們上面平平穩穩輾過去…每隔幾年，就換上一批新的枕木，車輛還在上面奔馳著；如果一批人能在鐵軌之上愉快地乘車經過，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壓過去的。」——《湖濱散記》

1854年梭羅寫下了對當時社會的反思，追求發展的火車頭卻沒有因此慢下來。在近兩百年後的現今，普悠瑪的速度已經來到一小時一百英里，但我們仍然在追求更快的交通速度與經濟發展，而在尚缺乏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的情況下，討論是否要將高鐵引入花東。這列承載著經濟發展願景、時速一小時一百八十六英里高鐵，真的能帶我們走向幸福嗎？

本文並不打算無視現今社會結構與需求，在真空中去訴求應該返璞歸真，回到原始生活。我們需要的或許是重新思考，這幾百年來，我們彷彿被資本主義上了追求經濟成長的發條，將自己忙得像狒狒一樣，但這條軌道的終點站真的是人類幸福嗎？甚至，如果這條軌道其實建立在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環境與社會成本上，那當地球與人類社會的可承受度到達臨界點時，我們會不會在還沒看到目的地前就先翻車了呢？

行動柴棺龜是由一群二十到三十初、關心環境議題的台灣青年所組成，從對綠色成長的反思出發，逐漸走向棄成長的研究與倡議。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向大家分享為什麼台灣的青年世代會認為是時候跳下資本主義的列車，去尋找棄成長的在地實踐的可行性。

所謂的「青年」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大致上是指從離開義務教育環境至初入職場生活的時間段（United Nation），這樣的轉換期發生在什麼年齡、會需要面對與承擔什麼壓力、甚至是有沒有這樣的轉換期，都會因個人所處社會文化脈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1]。因此本文之所以以「台灣青年世代」作為書寫主體，用意並不在於點出「青年角色」有何普同的特殊性、或甚至去為所有青年代言，而是想呈現出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因為同在這片土地上、處在同樣的人生階段中，而可能共同經歷的生活地景：

我們在初入社會這段相對變動與不確定性較高的時期，不僅對內要直面沉重的物價與房價壓力，對外還需面對高度集權且對台態度強硬的習近平政權，以及因法理主權的缺乏與中國經濟的崛起，所導致的既不穩定又不平等的國際政經關係，更可能得在壯年時期承擔高齡化與少子化帶來的高扶養需求，以及無法將地球升溫控制在1.5℃內所帶來的氣候危機。

我們作為承受過去所積累的高度社會與環境壓力的一代，所身處的生活地景是如何讓我們認為需要對資本主義的問題進行更全面與根本的改革？透過行動柴棺龜，我們又看到哪些實踐在地棄成長的可能性呢？

逐漸腐朽的枕木：沉重的環境與社會壓力

首先從經濟面上來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普遍認為經濟成長能帶來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並以此提高人類的福祉，因此追求GDP的成長也因此成為各國競相比拚的目標，透過持續創造新的消費需求，提高供給數量與價格，以此促進經濟的不斷成長。

事實上，台灣的GDP至少從1950年起就幾乎沒有停止增長過，即便經濟成長率有在逐步放緩，但如今的GDP仍是十年前的1.5倍，更是1950年的近2000倍（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而《Global Finance》根據購買力平價指數換算的人均GDP排行顯示，台灣更是名列2024年第14富有的國家（ Luca Ventura, 2024）。

然而，在這十年間我們似乎並沒有在生活上更加幸福，倒是能感受到物價不斷上漲，薪水卻無法跟上漲幅的窘迫。論及箇中原因，或許來自於GDP並無法反映出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在2024年台灣的平均月薪是4萬6千元，但卻有高達55%、也就是超過一半以上的受僱就業者月收入不到4萬元（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113年受僱員工薪資統計速報）。此外，從台灣現今營業盈餘——也就是扣除勞務等生產成本後，生產單位自己的收入——為十年前的1.6倍（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101-111年國內生產及要素所得）來看，GDP成長帶來的生產收入也可能部分流入營業盈餘，而非用來調漲勞動薪資。

除了物價以外，這十年來全國的房價所得比從8倍上升10倍，也就是購屋的價格相當於家戶十年的所得，房貸負擔率更是來到了近45%，相比十年前成長了近10%，而這意味著家戶需要將月收入的45%、等於是快一半的月薪拿來償還房貸，才可能在二十年還完貸款（內政部103-113年房價負擔能力統計）。

從以上不難看出，GDP的成長並不見得能帶來個人生活條件的改善，台灣的總經濟收入已是名列前茅，比起不斷增加可能挹注於特定高薪群體與生產單位的收入，甚至因表面上的購買力提升帶來物價與房價雙漲，或許應該想辦法讓既有的生產收入進行合理的分配與運用，才能更直接與實質地改善生活？

其次再從環境面觀之。在這十年間（2013至2023年），為了服務於年平均成長率為1.22%的電力需求量，台灣的發電裝置容量與發電量分別有著3.1%和1.27%的年平均成長率^[1]。行政院今年更指出因應電動車政策與AI科技興起所導致的半導體產業擴展，預期後十年（2024至2033年）的全國電力需求年平均成長率為2.5%（112年全國電力供需報告），成長率等於是翻了超過一倍，而其所需的發電裝置容量與發電量必然更為可觀。

然而國際能源署（IEA）去年發布的《全球能源與氣候模型》報告中，比較了三種不同的政策情境對地球升溫程度的影響，其中指出，若全球只是遵循既有的氣候政策來因應全球暖化（STEPS），將會因無法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而升溫1.9℃；即便在各國能夠達到現階段自己所做氣候承諾的情境（ATPS）中，仍然會在2100年上升1.7°C，打破巴黎協定1.5°C的門檻，迎來嚴重的氣候危機（IEA, 2023）。

在這樣嚴峻的情況下，若還要再增加如此龐大的電力需求，勢必大大提高了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挑戰，我們真的有辦法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持續高度擴建能源設施，同時還能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嗎？綠色轉型政策如果持續服務於經濟成長需求，而忽視土地供給限度，似乎只會離預定目標愈發遙遠。

更重要的是，以經濟成長為核心邏輯的綠色轉型政策還蘊含許多環境與社會不正義的問題。以行動柴棺龜曾拜訪過反桃新離岸風電的抗爭者為例，他們提到風電業者在當地缺乏完整的生態調查與在地溝通，僅以簡單的說明會就打算走完社會共識程序，而忽略諸如離潮間帶過近影響生態、漁船若碰撞的賠償責任歸屬等問題。

筆者也曾經訪問過不少國內中高汙染的中小企業業主，發現當他們面臨國家綠色轉型政策時，常缺乏可行的轉軌或補助措施，因此要不是選擇在有限的日子裡維持高污染的現狀，就是被迫關廠或外移，而應當協助這些業者的同業公會，在面對該狀況時，卻認為捨棄「不夠進步」的小廠，並與資本雄厚、因而擁有「進步、乾淨」形象的國際品牌大廠合作，才是台灣產業發展的方向，從而導致緊緊鑲嵌於地方社區的產業鏈，就這樣日漸抽離與沒落。

如果我們只看到再生能源帶來的發電與減碳效益、只想到品牌商漂亮的減碳與營業額，卻忽視背後其他的社會與環境成本，那這場轉型不僅不正義，也可能會因遭遇阻礙而難以成功。

此外，將排碳與吸碳視為新的金融商品似乎也局限了我們對於環境保護的視野。筆者曾聽聞有稻農收到請他去種作物以賺取碳匯的提議，卻意外發現由於水田內的有機質會被微生物分解而釋放出甲烷，使得水稻成為相對排碳較高的作物，而不算在建議種植的作物內。根據農業部的農業知識庫，全球三大榖類作物的碳足跡分別為每公斤稻米排放1.33kg、小麥0.83kg、玉米0.6kg的二氧化碳（吳以健，2024），而在2021年水稻更占了台灣農業部門碳排的16.6%（2023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但倘若我們因此不種水稻改種旱作，就可能失去水田具有的水鳥棲息、區域溫度調節等生態與氣候調適價值。

現今的台灣青年世代就處在這樣的生活地景中，隨著經濟發展神話的霧氣漸漸散去，我們開始意識到這輛列車下靜靜躺著日漸腐朽的枕木，而終點站似乎也不會是人類幸福，那麼，我們能在斷軌之前找到修補這些社會與環境成本、並轉換軌道方向的方法嗎？

斷軌難修：動員困難與個人自我剝削

當台灣青年世代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列車即將步上斷軌，而發動維修小隊前去修補，不料卻碰上了阻礙：維修小隊因為價值觀分歧而難以成立，即便成立也往往會面臨挖東牆補西牆的兩難窘境。最後導致個人只能用自己的資源去做小限度的修補，但這不僅支撐不久，更是一種自我剝削。

首先，議題的錯綜複雜與相互扣連，即是造成維修小隊難以成立的原因。

這裡以AI與半導體科技的發展為例來說明。AI科技的發展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微軟表示從2020年起，由於生成式AI的數據中心的擴建，導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近30%，Google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使其202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9年高出將近50%（Eleni Kemene et al., 2024）。2023年Google的委託報告則指出，2022年全球數據中心的電力消耗佔了全球最終電力需求的1-1.3%，雲端與超大規模的數據中心則占了全球0.1-0.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約25%來自於機器學習的階段。

此外，AI的數據中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用水，美國能源部2016年的報告就指出數據中心一天需要花費17億公升的水，其中有3億作為冷卻用水，僅後者就佔了整個美國一日用水量的0.02%（Amane Dannouni et al., 2023）。

前文提到行政院為了AI科技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大幅提高了未來全國的用電需求量，這是因為要能夠處理AI龐大的數據資料，就需要半導體產業來生產更具強大運算力與資料儲存力的晶片，而台灣也因此在這個產業鏈具有重要地位。

台灣生產了全球65%的半導體，以及約90%世界最尖端的電腦晶片，而美國雖然擁有設計尖端晶片的能力，卻因缺乏製造技術而有90%的晶片仰賴台灣生產的半導體（Emily Y. Wu, 2024），中國在2022年對台灣半導體的進口額更超越了其自身的石油進口量（Susan M. Gordon et al., 2023）。

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的節目中，提到了「矽盾」（半導體的重要材料即是矽，雖然最初該詞是用於台灣的計算機產業上）鞏固了台灣在工業上的重要地位，因此若台灣遭受攻擊，則全球的高科技產業供應鏈都會受到影響（Emily Y. Wu, 2024）。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報導也指出，由於中美與台灣半導體的相互依賴性，致使三方在維持現狀上都能取得利益，而又由於台灣位處東海與南海的航道上，軍事衝突若導致台灣半導體供應中止以及重要航道的關閉，甚至可能導致2.5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損失（Susan M. Gordon et al., 2023）。

雖然以環境保護的角度而言，我們有必要去檢討該產業帶來的資源消耗量是否超過台灣土地的供給限度，但同時我們也不能無視台灣之所以能在缺乏法理主權、同時又受到中國政治經濟壓制的情形下，仍然能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高技術的半導體製造業的確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可以說，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經濟發展與國際的政治地位、甚至國家安全緊緊結合在一起，讓外交相對弱勢的台灣即便是在面對國內產業發展帶來的環境議題，也不得不去考量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如此橫跨環境、經濟、能源、外交與國安領域的龐雜議題，在牽一髮動全身的狀態下，實在很難從單一領域切入就能找到解方，也讓個人難以選擇單一立場、並以此動員組織改革運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與1980、1990年代民間團體與社會運動遍地開花的背景是相當不同的。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草根社會運動激起黨外政治力量與知識分子進入社會基層，市民與政治兩股力量匯流後，行動者漸漸產生了「…所有社會問題都是因為威權體制才產生。因此要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從解決政治問題著手」的想法，甚至使草根環境運動者「轉換跑道，積極參與其他各種政治抗議活動」（李丁讚，2010）。換言之，雖然當時的政治風氣較不自由，但不同的社會議題卻因為有著共同的敵人與鮮明的抗爭方向，而有較高的組織能力與能動性。

在議題研究門檻相對較高、價值觀也不再如此黑白分明的現今，雖然看到社會改革需求，卻又無力翻轉如此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這樣的台灣青年世代，最後往往只能選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以個人行動來為社會做一點改變，比如自帶環保餐具、抵制高汙染企業的商品、花費較高價格購買有機農產品等等。

然而這些個人行動不僅立基於高度道德感，其實也是種個人的自我剝削，而該行動的持續與否，更取決於個人擁有多少可被犧牲的資本。

以筆者的個人經驗為例，我曾短暫做過單車外送員的兼職，當時明顯感受到計薪方式的改變：原本為每一筆的新單都能讓外送員檢視路徑與薪資報酬，並一筆筆自行選擇是否接單與疊單，卻無預警地轉換成系統會一次性將多張單與路徑安排好，並顯示整體報酬，外送員只有接或不接的選項，無從知道個別單分別的薪資報酬是多少，也就沒辦法了解如此疊單是否其實降低了總報酬。

雖然心存疑慮，但由於每次薪資會根據如路徑長短、時間點、交通車流量等原因而有所調動，且只有40秒的選擇接案時間，在緊迫的時間、以及移動的行車路途中，其實是無從去判斷兩種方法對權益有何影響差異的。此外，由於報酬的多寡相當直接地與勞務付出相連結，在急於累積薪資的心理壓力下，更不會額外花費時間去做相關研究，結束工作時也因身心疲倦，而沒有多餘心力去為自己爭取權利。

從以上就能看出，如若是更為不自由彈性，且工作緊扣個人生計壓力的情形，那麼勞工就更難有足夠的時間、心力與金錢資本能夠被犧牲，而少有機會去做諸如組織工會、產出論述、參與罷工等高強度的社會改革的。即便參與，也得承受相當高的身心壓力，以及因個人力量的微小而帶來的無力感。

綜而言之，現在的台灣青年世代面對著百年來資本主義所累積的環境與社會問題，但該些問題背後卻涉及多元領域相互連動而織就的龐雜網絡，使人不僅不易理解，也難以只從單一議題與立場著手進行組織與改革，最後只能選擇以自我剝削的方式進行個人行動，但行動的尺度與持續度又受限於資本主義的桎梏，從而感到更深刻的失落與挫敗。

我們認為，要能逃離上述現今台灣青年世代所面對的困境，所需要的應該是更為全面與根本性的改革，而不只是單一議題的改善，才能一舉突破多元領域相互扣連、以及個人必須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犧牲自我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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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指出青年是較特定年齡族群流動的，並會根據不同的社會而有不同定義。聯合國秘書處對青年的定義是15-24歲，但聯合國人居署則是15-32歲，而台灣目前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的青年代表則是18-35歲。

^[2] 以112年能源統計手冊、112年全國電力供需報告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