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美惠

從社會服務中看到「居住」的需求

居住這個議題在過往的臺灣，因為住宅的高度商品化，較少被視為是一個公共議題，但所謂「做中學，學中做。」深耕社會工作的各社福團體，皆在服務過程中開始發現，身而為人都會有「居住」的需要，不管是為了脫離暴力、或是自立生活、成家立業，安身立命對於穩定社會群體與個人身心健康，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社會開始發現「住」這件事情，不只是一個私領域的議題，它具有其社會功能與意義。

「Housing First」居住優先，便是發現居住議題對社會的重要性、將其實踐在社服務中的一個大型社會行動，起始於美國紐約的「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策略，是由一名紐約的臨床心理醫師史貝瑞斯（Sam Tsemberis）提出，主張「不以處遇或工作等條件為前提，先提供獨立生活住居、尊重居住者意願，以社區為基礎提供可及性高的支持性服務」的方案，可以有效協助無家者取得住所、降低其流浪於街頭的比例（以猶他州來說，10年內降低90%的長期露宿街頭人口比例），這樣的觀點也被社區諮商關注，這讓我們了解到，一個政策若洽到其分，除了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也可以回應心理需求。

居住優先的工作方式果效顯著，從紐約開始已經擴散到不同的州別，我們好奇，對於臺灣而言有機會操作這樣的服務模式嗎？令人振奮的是，自105年民間團體推動住宅法修法後，因著社福團體可在社會住宅內承租並提供服務，臺灣也開始有這樣的實踐模式發生，其中之一是台中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以Housing First的概念服務女性無家者，也在安置後輔導女性無家者擁有自己的租屋，因為有住宿的地方，才能有機會好好地接受醫療、洗澡、就業。雖然在服務過程中仍會發現，服務對象會有的心理需求及議題，例如：寂寞、依賴，但透過實踐的過程可以更適切的去調整服務提供模式，這是很有意義的部分。

此外，勵馨基金會新北林口服務中心，也提供位於住宅內空間給服務對象居住，住宅的空間相較許多服務對象過去承租的雅房大上許多，也有衛浴，服務對象可以更多擁有隱私與生活品質，也可就近的參與社福機構辦的活動、與人聯繫情感關係；若有親子議題需要找人討論，也有服務兒少的方案社工協助；需要就業與培力時，有婦女就業方案協助，考慮到服務對象過去在觸及各項資源時，交通與時間都是成本，資源的可觸及性與社區關係的建立，現在可以透過居住的設計營造出來。

(圖片來源:勵馨基金會)

然而，社會行動實踐的意義，是希望可以回應身處環境中人的需求，我們也好奇實際參與在這場居住行動中的人（服務對象及工作者），他們對於自己居住在此、使用或提供社會服務的感受是什麼？

居住權的保障能建構創傷修復所需之環境

工作者是身處在社會住宅的居住環境中，提供服務的角色，一位社工說，居住權的保障，讓很多受到暴力對待的人能夠感覺到安穩，因為暴力破碎的是人與人連結的關係，服務對象可能會因為過去被暴力控制，而失去了與社會連結的勇氣、甚至與自我內在連結的勇氣。社工說她還記得，有一個婦女梨梨（化名）脫離暴力、擁有自己的住處後跟她說:「我最喜歡晚上下班後、處理完所有家事，自己在房間聽廣播節目的感覺，真的好久、好久沒有這種跟自己相處的時間了，很放鬆。」

「對了，我們家這個桌子是我做長照的服務對象送的，他們很感謝我照顧他們的家人，也對我很好。」梨梨似乎也因為被社區需要、被肯定，臉上綻放了久違的光彩。剛脫離暴力的梨梨，因為創傷及壓力常常講話語速快、情緒滿溢，社工常十句插不上一句話，但在居住穩定之後、梨梨和孩子穩定使用社福服務，現在的梨梨已經可以慢慢聽、慢慢說，甚至和社工及生輔員表達自己的感謝。

居住權被保障後帶來的變化—實踐的路上

在居住的成本逐漸攀升的資本社會，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一個怎麼樣的未來？居住權的保障其實很像一張網子，能夠接住因為社會體制及環境擠壓，掉落到邊緣的人們，透過擁有適足的居住權，人們更有能力去發展社會所需的任務，例如：維持身心健康、社會安定、穩定就業、培育下一代…等等。

透過實際訪問社福單位服務之婦女，我們了解到實踐居住權的保障、受暴婦女在接受社福團體服務之後，確實得到有情緒獲得支持、增加自主性、有人可以討論親子議題、找到適合的工作等正面效益，更因為空間相對開闊與舒適，在情緒上也會比較有餘裕去消化衝突和壓力。

居住權的保障，特別在社會經歷動盪時（例如：經濟蕭條、疫情肆虐）能發揮穩定社會的功效，因為在經歷風險時，資本的差異會影響到對應風險的能力，包括因為工作銳減，許多家庭可能繳不出房租，或因為住在隔間壅擠的宿舍，更容易染疫等等。也由於疫情事件，我們觀察到在社會住宅內有社會福利功能的重要性，讓脆弱家庭在疫情影響生活、就學時，能有管道可以尋求幫忙。

不少受暴婦女單獨離家，甚至原籍為外國籍，本地支持資源甚少，居住權的保障甚至社宅內之社會服務形成的系統，可成為支持他們穩定生活的資源。重要的是，當這些資源是與個案的生活有連結感的時候，那種服務其實是一種關係，而關係是修復與支持個人成長不可或缺的元素。

(圖片來源:勵馨基金會)

實踐居住權之後？下一代怎麼看

相對於成人，孩子們的表達能力可能沒那麼成熟，但孩子也是我們實踐居住權重要的群體之一，未來國家的組成也會需要仰賴下一代，所以我們也實地訪問了住在社會住宅內的幾位孩子，關心他們入住社會住宅、使用社會福利服務後的感受。從對話過程中佐以社工觀察，我們了解到孩子透過入住社會住宅，因為生活空間增加，更有餘裕去練習調節情緒（例如：心情不好時可以在隔壁房間調適情緒，相對在雅房內因為沒有空間消化情緒、容易產生的親子衝突，增加的空間感也較有利孩子建立正向的情緒調節經驗。)

此外，因為社福機構就在社區中，孩子容易觸及到資源，在社福團體活動中可滿足其生理需求（飲食）、調節情緒、豐富生活、降低生活匱乏感並同時提升生活豐富度等；透過團體活動人際互動增加（正負向皆有），雖與其在校人際互動類似，但是在被保障居住權的同時、亦能有社工、生輔員、心理師陪同，相較於在家中或學校的家庭互動外，更加有機會增進其人際技巧之正向經驗。孩子可能無法像成人般流利的用言語表達住在住會住宅的感受，但他們會說:

「住在這裡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和以前相比）」、「我們會在有遮雨棚的廊道玩！（公共空間設計的讓社區孩子可以安全聚集）」。

或是有的孩子不善言詞又敏感，但往往在學校或家裡心情不好時，就會跑來社福單位服務兒少的辦公室窗外敲敲窗、敲敲門，藉故和社工說說話，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圖片來源:勵馨基金會)

如果沒有住宅法修法保障居住權，以及社會住宅中的社會福利服務，這些事情還是有可能發生，但不會這麼容易與頻繁，過去兒少的身心健康與支持性，責任常落在家長（照顧者）身上，所以我們鮮少思考、兒少其實也很需要被保障居住權、甚至是擁有社區支持的! 這的確是一張兒少的安全網，在兒少掉落到通報系統前，整個社會可以有更多機會關心與支持他。

小結

社會的組成多元，需要不同類型的居住與中繼住宅型態，支撐生存在其中的人們，住宅法立法、修法，讓更多社福團體可以有機會參與協力，並在場域中提供適合族群的社會福利服務；對社福團體來說，空間與租賃資格的開放，也開啟了更多服務的可能性，但住宅的提供還是有賴政府。政府提供空間、社福及民間團體提供專業服務，才會更有條件共同實踐居住新的可能性。也因為實踐這件事情是需要不斷滾動修正的，透過與社福及民間團體合作，政府可以有機會更靠近使用居住服務者的真實經驗、了解真實狀況以修正、提供更適合的居住空間及服務設計。比如說，社會住宅是實踐居住優先的場域之一，服務對象住在社會住宅中，他的工作服務對象可能就是社宅的居民，除了可以有經濟的收入、還可以有情感的連結，孩子需要打工補貼家用時，也可以在社宅內的便利商店或兼任家教，家長也會比較放心。對孩子來說，因為社宅內通常有較大的公共空間，所以可以安全的在社宅內和朋友玩耍，增進人際的互動與連結，過去可能對自己沒有自信的孩子，也能因為交到朋友而重拾自信。對工作者來說，服務對象在環境中轉變的脈絡與時間軸也會相對比較清晰，學校老師需要和社工討論孩子的在校適應狀況時，也可以就近的找到社工。但也因為是與整個系統工作，相較過去的個案工作，社工的工作量會增加許多，對於常處於負荷過量的社福系統來說，如何平衡與調整模式，也是未來的挑戰之一。這些可能都是我們在提供適足居住空間時沒有想到的，但同時也是實踐Housing First這條路上的價值意義所在。

 美國在1980年代因為產業開始外移，相較1970年代物價和房價都較合理的時代，因為薪資下滑與工作機會減少、工薪壓力增加，加上政府與建商無作為、1981年雷根政府採取了對抗不景氣的刺激方案所致。1981年的雷根政府協助企業大幅降稅，以及其它協助企業主政策，的確成功拉抬了經濟，但也間接使貧富差距擴大，遊民人數激增，所以雷根政府才會在1983年成立專責機構發放物資和緊急收容、1987年頒布了美國第一部遊民救濟法案《麥基遊民救助法》亦是臺灣遊民服務的參考辦法。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政策對國民的影響深遠，在這個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時代、居住成本高抬的時代，居住優先絕對是穩定社會的重要議題、需要公私部門的共同協力，政府需要正視長期讓住宅商品化、依賴市場機制所產生的社會議題，並確保居住權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除去無法取得居住權與人懶惰、不努力之間的價值連結，並了解不只是提供空間，而是使擁有居住空間作為人安身立命、與他人增進正向社會連結的重要條件之一、並支持願意協力的社福及民間團體。

(圖片來源:勵馨基金會)
 參考國外經驗，提供適足居住空間不只有興建新住宅一種方式，修建舊房舍、包租代管都是方法之一，巴黎就曾透過修建16層的公寓，活化了住宅空間，其修建成本遠低於新興建，原居住在房舍內的人，也因為是房舍整建而非拆毀重建，所以仍可以有部分居住空間，不會因為整建而無處可去。

    這便是提醒我們，需要留意在實踐「居住優先」的過程中，是否是以在地及入住者的需求為優先考量， 這永遠是實踐Housing First路上的重要課題。而居住優先這個基本人權若有朝一日被普遍實現，也會牽動一些低迷的社會需求復甦，那又是另一篇故事了。

參考資料

陳小紅等人（2018）。「我國『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成效及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黃克先（2021）。台灣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運作及效果：從基層官僚治理取徑切入。台灣社會學，41，51-94。

楊芬瑩（2016）。2020年美國真的不再有遊民了嗎？ 檢自：https://www.twreporter.org/a/2020-zero-homeless-usa

曾國華（2023）。一場台灣無家者的居住革命(一) 居住優先行不行 檢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50117 

張智元等人（2021）社會發展計畫效益評估-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為例。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

Sam Tsemberis &  Ronda F. Eisenberg（2000）Pathways to Housing: Supported Housing for Street-Dwelling Homeless Individual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PSYCHIATRIC SERVICES .Vol.51 No. 4

Jim Orford （2008）. Community Psychology：Challenges, Controversies and Emerging Consensus. 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