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鍾欣穎

某個夏日，漫步穿過社區遊戲場，提筆記下缺少的東西：鞦韆、蹺蹺板、攀爬架，以及 ⋯⋯ 孩子。

和他們的父母比起來，現在孩子的遊戲空間被限縮。原因，可能是：室內可以進行比較結構性、有規劃的學習活動、父母的恐懼，抑或受到Xbox和冷氣的誘惑。

研究顯示，遊戲剝奪和ADHD，甚至缺乏同理心都有相關。對於後代來說，為孩子保留遊戲的時間和空間，與保護我們的野生空間和自然資源，同樣重要。

遊戲場，是爭取社區兒童遊戲權的重要一環，但前提是，這些遊戲場能被人們喜歡。所以，讓遊戲場好玩、不無聊，是第一步！

 

費城史密斯紀念遊戲場（Smith Memorial Playground）管理處長Meg Wise感嘆，大多數社區遊戲場「都有一套長得一模一樣的遊戲設備，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皆然。」史密斯紀念遊戲場，1899年於費爾芒特公園（Fairmount Park）成立，具有佔地6.5英畝的自然空間、迷人的遊戲屋，和39英尺的木製滑梯。孩子可以在這裡攀爬富挑戰性的遊戲設施、舉辦偶戲演出，或用紙板箱和膠帶發明自己的玩具。

但Wise說，就她所知，如史密斯紀念遊戲場並不多見。美國主要城市擁有超過10,000個遊戲場和兩倍以上數量的公園，但很多因素，如整體規模、美觀和安全感，影響了它們受歡迎的程度。紐約市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32％的成年照顧者，希望社區遊戲場能更有特色；而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希望遊戲場能維護得更好。簡而言之，很難找到真正令人驚嘆的（免費）遊戲場。

費城Metcalfe建築與設計合夥人Aaron Goldblatt承認，他避免使用「遊戲場」這個詞來描述他設計的休憩空間，因為「當人們討論「遊戲場設計」時，話題滿滿充斥的是恐怖的設計到過分強調安全的論述。」然而，他傾向以開放式遊戲選項，如山丘和攀岩巨石，讓孩子們能夠駕馭新的地形、創造自己的規則，並進行全身遊戲。

阿賓頓朋友學校（Abington Friends School）內源頭探索遊戲場（Headwaters Discovery Playground）的概念形象。由Metcalfe建築與設計有限責任公司提供。

Goldblatt的靈感，來自於冒險遊戲場（adventure playground）。冒險遊戲場，源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丹麥。當時的景觀設計師C. Th. Sørensen注意到，孩子喜歡玩磚塊和舊建築材料，而不是使用他設計的傳統遊戲場進行遊戲。冒險遊戲場提供免費使用簡單的材料，鼓勵孩子想像和創造，但是大多數都位於歐洲 （美國華盛頓州的默瑟島提供了少數幾個美國的冒險遊戲場，其中「為兒童提供工具箱、各種建構工具、安全物品，以及創建自造遊戲場的自由」）。

Goldblatt表示，一般來說，美國的遊戲場「固定式遊具非常多，孩子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改變環境」。他列舉了可能的原因，從「美國政府對訴訟的恐懼」到成人關注的問題，「更多是攸關父母角色對孩子的威脅」，家長害怕若允許孩子從事風險較高的遊戲，會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

雖然城市居民和郊區居民一樣，住家附近有遊戲場，但許多城市區域都點綴著Goldblatt所謂如廢墟的遊戲場，沒有鞦韆，只有塗鴉是嶄新的。這些遊戲場通常位於低收入地區，由於設備生鏽和表面受損，往往存在更多的安全疑慮。

照顧壓力，可能是另一個困難。工作忙碌的家庭平日可能需要依靠托兒服務，假日時，則會親自挑選出值得一起花時間帶小孩的家庭，一起遊戲。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雖曾發生遊戲場事故，但是，在1990年至2000年間，遊戲場受傷造成的死亡人數僅為147人。相比之下，僅2013年就有638名兒童在車禍事故中喪生。

此外，冒險遊樂場，不會比充斥五顏六色、塑膠材質遊具的遊戲場更危險。 Goldblatt表示: 「當孩子接近傳統的遊戲場時，他們往往更加莽撞，因為他們知道整個環境已經透過設計變得非常安全。但是，在冒險遊戲場，孩子在熟悉整個地形之前，他們會更小心謹慎。」

像Goldblatt這樣的學習環境設計專家認為，風險較高的遊戲可以讓兒童嘗試駕馭棘手的情境、挑戰自我，並認知到自己的身體限制。

對於今日許多被高科技產品綁架的孩子來說，這些戶外遊戲帶來的身體挑戰與緊張感，甚至比高科技產品更有趣。不過，當遊戲場用更安全的替代品取代鞦韆和攀爬架等「危險」設備時，結果就是一個無法與電視、卡通、遊戲競爭的環境。

Goldblatt欣賞柏林遊樂場有60英尺的蹺蹺板，這可能會讓美國父母感到恐懼。他說: 「滑梯很棒。但是一個小塑膠滑梯？這真是浪費時間和資源，即使是年齡更小孩子也不會去玩。」

設計一個兒童和照顧者同時喜愛的遊戲空間並不容易。 Goldblatt提到最近在賓夕法尼亞州傑克林鎮的阿賓頓朋友學校的一個工程: 「孩子想要一個隱藏的地方，但教師希望能有良好的視線可以一眼望見孩子。最終，創建的空間包括兒童認可的巨石和登山活動，還有符合教師期望安全和強化上身肢體的目標。」

阿賓頓朋友學校（Abington Friends School）內源頭探索遊戲場（Headwaters Discovery Playground）的概念形象。由Metcalfe建築與設計有限責任公司提供。

但是，創造孩子們真正想玩的安全遊戲場，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是說服照顧者不要干涉孩子們的自由遊戲。Meg Wise指出: 「由於成年人傾向幫孩子決定所有的時間安排，所以今日的孩子，能夠自由玩耍的機會越來越少。」她列舉了繁忙的學校日程安排和結構性活動（如體育和音樂課程）等原因。

美國2001年，開始一個「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註1]，也可能是罪魁禍首。為了在數學和閱讀上投入更多時間，學校開始借用休息時間和藝術課程。2009年，近三分之一的孩子幾乎沒有休息，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一份報告發現，只有22％ 地區的小學生有每天休息時間。考慮到嚴格的大學入學，難怪在我們的超級競爭社會中，遊戲已被貶值。

其實，遊戲不僅只提供樂趣，更有看的見的益處。根據美國醫師協會（ACP,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說法，兒童自主導向的遊戲（child-directed play）能夠給予孩子的發展助益，是無法從課堂上或結構性活動獲得的。

遊戲，幫助孩子練習與外在環境互動、適應預期之外的改變，以及生存能力與衝突解決。藉由獨自與環境、同儕團體溝通，孩子可以學會自信和意見表達，更包括「將山丘變成堡壘」或「將冰箱想像成舞台」所需的創造力。學校應該要知道：遊戲有助於提高認知能力和儲存新知資訊的能力。

在Homo Ludens的《遊戲人》書中[註2]，荷蘭文化理論家Johan Huizinga列出了遊戲可能的「生物演化性的角色」，從「對年輕生物的訓練」，到「恢復被消耗能量的必要活動」，指得就是工作壓力的解藥。遊戲，可能有很多功能，比如形成社會上個體間的連結，或者放鬆，但Huizinga稱遊戲為「一項感覺不到實質利益的活動」，他表示當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為孩子的成年生活做準備時，這種價值就會喪失。

遊戲剝奪（play deprivation），可能會產生終生的心理健康影響，如焦慮和抑鬱；近期的研究表示，這甚至可能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有關，因為已發現遊戲可改善「衝動控制」並「減少注意力不集中和過動症」，因此，鼓勵全民遊戲，可能有助於減少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病例或症狀。

那些沒有遊戲的孩子可能很難與他人交往、在小組中互動，或不知道如何應對挫折。換句話說，我們在解決宿舍糾紛與應對工作場所挑戰時，所需要用到的社會互動技巧，可能來自於我們小時候玩的紅綠燈遊戲 [註3]。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低活動量的長期健康風險」。在有趣、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進行有力的遊戲，有助於治療兒童肥胖和相關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睡眠呼吸暫停等。被動的休閒方式，例如在iPad上觀看電影或玩遊戲，在適度的使用下是有些幫助，但絕無法取代戶外娛樂的好處。事實上，2007年全國兒童健康調查報告指出，無法到公園或遊戲場的孩子，肥胖的可能性比居住在遊戲場附近的孩子高26％。

Meg Wise承認，許多成年人認為他們有充分理由限制兒童自主導向的遊戲。認識到缺乏安全空間或擔心從媒體而來聳動的危險事件，都可能會促使照顧者將孩子留在室內，或護送孩子從一個活動地點到下個活動地點。

Goldblatt也認知到這個現象：「失去遊戲空間是日漸壯大的議題… 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而是概念上和情感上的。有時候，我聽到父母對孩子說『別再跑了！』、『不要弄髒！』。他們瘋了嗎？這就是孩子們的行為呀！」

 

原文出處：<Time for a Game Changer: Playgrounds Fight to Stay Relevant to Kids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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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1] 有教無類法案：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有教無類法案

[註2] 遊戲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遊戲的人

[註3] 遊戲類似紅綠燈：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g_(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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