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園區與城市轉型

文:陳惠民(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助理教授)

後工業與資訊時代所帶來的壓力是,促使位於城市中心之既有產業及其空間使用方向,得有一種結構性的轉型。而此一推進之流是結合了所謂的「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即引入此類人材或重新做人才培訓,讓這些「新人」所聚集的「新產業」能夠取代既有傳統產業。這就是Richard Florida所謂「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浮現,而據他統計分析全美100大城市,能夠面臨此波後工業城市轉型挑戰而脫穎而出者,具有「3T」特質,即Talent、Technology與Tolerance,隨後Florida所出版的書籍,又再上第四T,即Territory of Assets。

國外成功的案例告訴我們,此波應有「創意人才」趨動的城市基底改變,是全球化下人才自由流動的結果,因此這也讓「傳統經濟地理學」(地點、交通與自然資源)的城市興起觀點失效,而轉為一種所謂的「創意經濟地理學」,即創意人才會先選擇符合自己需要或理想的城市,並遷居至此,然後再找工作或創業。其因在於全球化及教育普及後的人才素質提升,是非常具有「國際移動能力」,且能快速地與全球結合。這些人早已跨越國家與洲際藩籬,透過網際網路,串連起一種虛擬的社群網絡,而此一網絡有別於以往的特色是,乃具有強烈的議題性與組織工作能力。

然而,台北市最近因政治素人柯文哲上任市長以來,陸續爆發了若干爭議性的BOT案,從美河市、大巨蛋、三創園區到松菸的台北文創大樓等案子,這些BOT案都以「獎勵」之名,引入民間資金投資公共設施,以「部份取代」政府提供公共設施的公益責任。然而,這其中的最大爭議皆在於,「獎勵」與「公益責任」之間,讓人是否有不公允或有違一般常理之處。有如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即取得BOT之權的財團,是否能「理性」而獲致其最大利益呢?顯然不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政商聯盟」下各種豪奪巧取之術一一出現,不但損害了原地主權益、破壞了城市自然與人文基底,也完全僭越了公私部門的份際。

再以富邦與誠品所推動「台北文創公司大樓」來看,依其引入內容與運作方式,我們不禁想問:這些東西到底與台北城市的轉型有何干係呢?電信公司、美食街、各種分割租賃的販賣店以及設計旅店(Design Hotel),這與創意產業聚落有什麼關聯呢?國際創意城市倡議先驅者Charles Landry先生,曾造訪台北多次,且有一定觀察經濟的他指出,「松菸老廠房美極了,不過,走進園區卻感受不到創意與生命力。〔…〕台北需要更多創意基地,松菸可聘請專業經理人,透過良好規畫吸引數百位年輕創業者,發展為台北的創意基地,並連接國際創意網絡。」(詳見2015年01月25日,《中國時報》,〈年輕人進駐讓松菸活起來〉)這足以說明,為何從國外經驗來看,官方所提供的創意城市發展基礎其實是很薄弱的,也無法成為創意人材匯聚之地,更別提到如何吸引這些人才前來的重要利基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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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說明:
為芬蘭赫爾辛基設計街區(Helsinki design district)。
創意城市大師Charles Landry 在2014年《創意平台:臺北,邁向城市3.0》報告中,提到赫爾辛基設計街區(helsinki design district)。該街區成為各種設計人才的匯聚之地,同時展現城市治理如何與設計相結合。照片來源:Design District 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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