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宗
Now you’re smiling out the window
Of that crummy hotel
Over Washington Square
Our breath comes out while clouds
Mingles and hangs in the air
Speaking strictly for me
We both could have die then and there
而你在窗前微笑
在破舊的旅社中
華盛頓廣場前
我們的氣息呼出
白雲在風中交會盤旋
獨自向我訴說
當時當地 我們可能就會死去
~Joan Baez, Diamond and Rust, 1975
曼哈頓的下城（downtown）真的是下城，因為位於整個半島的南端，其中整個西村（West Village）現在包含格林尼治村（Greenich Village）和蘇活區（Soho）都屬於是紐約有名的地區，而這一帶的重要公共空間就是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了。在二次戰後的美國，因為哈德遜河畔周邊的工廠、倉庫使得這一區的房租低廉，也吸引了許多離鄉背井的年輕人來此居住。
這群藝術家、作家和歌手之中也包括了Bob Dylan。那時候稱為民歌，純吉他和口琴的伴奏很乾淨，尚未成名之前他就在餐廳內為食客演唱，觀眾多是工廠的工人、水手以及吃午餐上班族。Bob Dylan的歌詞中有一種滿不在乎的隨性，但又帶有敏銳的批判性，難怪在當時引領民歌的風潮。而華盛頓廣場和周圍鄰里也充滿了他和前後任女友的回憶。他的成名專輯The Freewheelin’的封面拍攝於Jones St和West 4th St.之間。攝影師拍下當時和他的女友攜手在鄰里之間探索的照片，成為流行音樂史上最著名的唱片封面之一：低度裝飾的聯邦式公寓、外露的鐵製防火梯、停在路旁的福斯廂型車，都是當地紐約街頭常見的景象，其中的純樸朝氣也開啟了整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後來也曾在一起幾年的瓊拜雅（Joan Baez）在1975年回憶舊時光的的歌詞中提到的原始浪子（original vagabond）即是狄倫，其中的公爵飯店（Hotel Earle）也位於West 4th St.街上。
The Freewheelin’專輯封面，Bob Dylan, 1963.
拍攝地點為華盛頓廣場西側的 West 4th St. 與 Jones St. 路口。
以華盛頓廣場為中心，周邊數英里平方的棋盤狀街區，因為低廉的租金和多元面貌的人馬聚集，到了1950年代，波西米亞式清貧自在的生活圈孕育了整個世代的藝術創造力和都市思考。當時的居民，包括文學家如發行《村落之聲》（Voice of the Village）雜誌的社會作家梅勒（Norman Mailer）、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實驗音樂家凱基、普普藝術家沃荷等人，都是蘇活區赫赫有名的文藝圈活躍人士。華盛頓廣場如果再加上周邊面積三公頃的公園成為「廣場公園」的Washing Square Park，正是珍雅各（Jane Jacobs, 1916-2006）和一群媽媽們在1950年代與紐約官員奮戰之後所保存下來的都市空間。
1950年代的珍雅各與建築師先生住在格林尼治村，在時代雜誌王國旗下的建築論壇雜誌（Architectural Forum）上班，她每天騎著自行車到上城洛克斐勒中心上班，同時也參與了自家社區旁的公園保衛戰。沒想到就此和權傾一時的羅伯摩西（Robert Moses）展開將近二十年的持續對峙。
摩西在1919年開始即在政府部門工作，早期在紐約各地建立完善的公園系統而聲名卓立，包括長島的瓊斯海灘（Jones Beach）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前的布萊恩公園（Bryant Park）都出自他手下。歷經長達50多年公務人員生涯的摩西斯，儘管沒有擔任過市長或州長的職務，卻因為手腕過人而集各項權力與資源於一身，最多時候他曾經同時兼任12個委員會的職務，到1950年的時候他同時擔任大紐約地區的公園局長、建設局長、以及跨越三區的橋樑與隧道特區首長。看似毫無阻礙的公職坦途，從1950年代卻逐漸遇到障礙，最早就是從華盛頓廣場公園的開路計畫開始。
珍雅各於格林尼治村White Horse Tavern酒吧與社會學者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談話。
(Photography by Cervin Robinson/New York Times.)
華盛頓廣場與華盛頓凱旋門風景明信片，c. 1920.
華盛頓廣場公園（Washington Square Park）自從十九世紀中兼具軍事演練場的公園，就設有中央噴水池，在紀念華盛頓就職一百週年的時候，建造了羅馬樣式的巨大拱門。到了二十世紀初曼哈頓下城便已經是人文薈族的場所，舉凡說得出名字的紐約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有許多人都住在或曾經拜訪此地。華盛頓廣場同時也是赫赫有名的第五大道的起點，公車繞行在水池周圍迴車，再往北返回精品商店大道。
早在1952年，摩西便想要把第五大道往南延伸，穿越公園之後，成為第五大道南段。最早的提案因為社區媽媽海斯女士（Shirley Hayes）主導反對而擋下。1955年摩西再度提出方案，這次採用沉降式的道路試圖造成最小衝擊，然而道路直接穿越拱門下方，原有的水池拆除後，改為側向一旁的溜冰場，仍然將公園劃過切為兩半。
文化史家孟福（Lewis Mumford）便批評這項計畫之「荒謬」，稱它是未經思考的「灌香腸作業流程」（sausage machine process），他提供給反對團體的新聞稿中指出：「公園局對華盛頓廣場的攻擊，是不夠資格的破壞行為。. . . 而如此粗糙的計畫，如摩西自己指出的，是要把第五大道的商圈光環帶到廣場南方，受惠的是地主，犧牲的卻是公共大眾。」
當時居住格林尼治村的哥倫比雅大學教授亞伯罕（Charles Abrahams）也指出，要維持健康城市的鄰里社區，「人民的力量是重要的，而美國城市如果是保存多元[文化]的戰場，那麼格林尼治村則是堡壘。」這場社區集會的談話後來成為《村落之聲》雜誌中的文章〈華盛頓廣場和都市的反動〉（Washington Square and the Revolt of the Urbs）。
1955年華盛頓廣場公園改建方案，左方為當時現況，可見到仍然作為迴車空間的噴水池周邊開放動線。
右方為提案建議，雖然綠地面積增加了，然而公園卻被道路一分為二。
（照片來源：The Bowery Boys: New York City History）
珍雅各並非這場戰役的發起人或領導人，但是透過這場反對運動她結識了不少媽媽，尤其是日後的長期戰友海斯。她同時也開始發揮她敏銳觀察的長才，使用活潑生動的日常用語來描述報導，同時設定明確的行動目標。她建議反對團體的名稱為「關閉華盛頓廣場對外交通緊急聯合委員會」」（Joint Emergency Committee to Close Washington Square to Traffic），並且指出「我們沒有必要擁抱所有觀點、所有政治團體等等，我們只是試著收集資料和聚焦議題，結合相同看法的人群。」
她也找到更多有利的支持者，包括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當時還在財富雜誌（Fortune）擔任編輯的都市學者懷特（William H. Whyte），以及最重量級，也曾經居住在哈德遜河畔的羅斯福前總統夫人艾莉諾（Eleanor Roosvelt）。1959年這群人終於成功擋下這項計畫，而摩西據稱在憤怒之餘說了這句名言：「沒有人反對這項計畫。沒有、沒有、沒有人，只有一群媽媽們。」（There is nobody against this.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a bunch of … a bunch of mothers.）
摩西（Robert Moses）與他所提案的砲台城橋樑（Battery Bridge）模型，1938年
（攝影：C.M. Stieglitz, Library of Congress.）
怎知華盛頓廣場的勝利只是序幕。從1961到1968 這八年之間，格林尼治村和南邊的蘇活區持續和摩西對峙，面臨了兩大計畫的威脅：「格林尼治村的都市更新」與「曼哈頓下城的快速道路計畫」。珍雅各控告紐約市政府違反「都市再發展法」所立下的指定準則，因為「村落之聲」（Voice of the Village）雜誌的影響，社區居民也自稱為「村民」（villager），彰顯了鄰里間的情感連結。
1961年也是珍雅各出版她長年觀察都市稱活而寫成的《美國偉大城市的死亡與生命》（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當時美國的都市更新正進行所謂的「貧民窟清除」（slum clearance），以及後來委婉用詞定義下「窳陋」地區（blighted area）。書中提出的健康社區元素，包括：小街區而非超大街廓、多用途而非單一用途、少量持續的補助而非單一大型計畫的好大喜功等原則，有許多是以她生活中就近觀察所得到。書成之後，沒想到格林尼治村也被指定為窳陋地區，後來又有快速道路計畫要通過，彷彿就是要她親自驗證書本理論，從法律上證明這裡真的不是窳陋地區。Bob Dylon在高速公路的抗爭中也貢獻一首歌曲，收錄在同樣成名專輯Freewheelin’中，他以藍調般的民俗曲調唱出：
. . . your streets are gettin’ empty
And your highway’s gettin’ filled
Well, the way I love that woman
I swear it’s bound to get me killed.
. . . 你的街道逐漸空蕩
你的高速公路逐漸填滿
哎，我愛那女人的方式
我發誓會讓我死去
Bob Dylan, ”Down The Highway,” 1963
雖然都市更新的危機在一年內就解除，快速道路的威脅卻歷經了漫長的七年抗爭，每每因為珍雅各的組織動員，加上政黨政治之間的權力傾輒而搖擺不定，最後終於在1968年成功擋下。然而珍雅各也付出了代價，她因為佔領公聽會主席台而遭受逮捕，成了紐約市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之後，也面臨各方壓力。1968年丈夫在多倫多取得大型計劃，加上兒子接近兵役年齡，為了實踐反對越戰的理念，她因而舉家遷移加拿大定居，她的動盪年代也到此告一段落。
諷刺的是當初保留下來，至今仍然古樸的華盛頓廣場公園和蘇活區儘管保留實質的形體，也終究仍然逃不過縉紳化（gentrification，或曰高檔化）的宿命，原本的低薪勞工與藝術家人口被迫遷移，居民轉變成為高薪白領與資產階級，從波西米亞變成布爾喬亞。而當時公部門提倡都市更新的部分功能，也是在抑制房價以減緩或阻止縉紳化的過程。
珍雅各和摩西超過十年的幾次對決中幾乎成為宿敵，兩人各自為首的團體對抗過程，也成為可歌可泣的紐約故事。除了都市學者和傳記作家的不斷出版更新穎、更細緻的研究書籍之外，近年來更有漫畫和音樂劇出現。然而在那個動不動就愛到死去活來的年代，珍雅各和摩西的衝突畢竟無法簡化為正邪雙方的對立，而是不同都市計畫範型的盛衰和轉型。
對於摩西的貢獻，近年來也有修正主義的觀點出現。不論是大有為的政府或是小而美的社區，其實都以各自的方式熱愛著城市生活，或許因為見解和價值不同而不斷升高的衝突，也成為另一種生死交關的情感流動。
華盛頓廣場公園，1935年。 (New York Park Department)
華盛頓廣場公園、拱門與中央水池，2012年。 (攝影：Jean-Christophe Benoist, CC by 3.0 )
魯道夫（Paul Rudolph）設計的曼哈頓下城快速道路提案（Library of Congress）為了尋求民眾支持，摩西再度使用沉降式的道路形式，也考慮取得空權（air-rights development），聘請耶魯大學的著名現代建築師魯道夫設計跨越道路的集合住宅。這樣的解決方案看似合理，因為高速公路興建而摧毀的住宅區，還能夠在原地蓋回，魯道夫金字塔狀的設計充滿了當時建築界時興的「鉅型結構」（megastructure）的線性城市意味。
（摘錄自2016年6月號《綠雜誌》，全文請見〈尋找民眾〉，《綠雜誌》第41期，2016年6月號，頁96-105。 ）
延伸閱讀：
–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中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聯經出版社）
– Anthony Flint, Wrestling with Moses: How Jane Jacobs Took On New York’s Master Builder and Transformed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 Kenneth Jackson ed., Robert Moses and the Modern C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 Sharon Zuki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譯：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群學出版社）
相關連結：
Jane Jacobs’ 100th birthday @ Google Doodles
Celebrating Jane Jacobs: The legacy and life of a great American urbanist
學生、老師、父親，期望播種與收割的遊牧民族，修過建築史，教過景觀史，做過景觀設計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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