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孟宗  （原載於《綠建築雜誌》2017年六月號）

現在我們來談天吧
天下萬物都可以談
除了那醜陋、恐怖
傷痛的，讓我們忘掉那一切
讓我為你斟一杯酒？你口渴嗎？

〈艾絲之死〉，出自易卜生，《皮爾金》(1867)

No, we’re going to have a gossip,
And talk of all sorts of things,
Except what’s ugly and horrid
And hurts let’s forget all that.
Shall I fetch you a drink ? Are you thirsty ?

“Death of Aase,” from Peer Gynt, Henrik Ibsen, 1867

 

墓葬文化是人類的特色。自然界也會從死去的生物繼承，但是只停留在有機物質的交換層次。只有人類會紀念先人，繼承過去的成就作為未來社會的發展藍圖。因而可想而知不同的年代、文化和氣候條件都會發展出不同的墓葬形式：陪葬、土葬、火葬、天葬，乃至於最近的樹葬。墓葬儀俗在現代社會的形成過程中，也經過幾番演變，這些演變也成為現代建築與景觀設計的重要篇章。由瑞典現代墓園設計，我們也得以看出地域主義和地景的民感度在現代建築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從 1860 年至 1910 年間瑞士的工業化，帶來了現代化國家的企圖與問題。由於機械化結果的人力過剩，產生了大量移民美國的移民潮。同時之間的藝術產生的認同問題，由北歐的國家浪漫主義代表。所謂「國民樂派」的作曲家，如芬蘭的西貝流士、德國的葛利格，或是法國的德布西，都致力於民謠、民歌中尋找新的表現語彙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回應。建築部分，如芬蘭的沙利南（Eliel Saarinen）等人以新的建築語彙來建立火車站與市政廳。在地域主義的框架下，如何藉由基地的形貌讓建築與地景產生對話，也是現代地景設計產生變革的重要一環，這點由斯德哥爾摩南方墓園（Stockholm South Cemetery Com-petition）的競圖案，也就是後來人稱的森林墓園（Woodland Cemetery）最為著名。

森林墓園1915年最初提案，相片與炭筆繪畫加工。

斯德哥爾摩南方墓園的競圖案於 1915 年舉行，建築師艾斯普朗（Erik gunnard Asplund）與萊維倫茲（Sigrud Lewerentz）共組的團隊獲得優勝，後來瑞典人稱之為原意為「森林花園」（Skogskyrkogården）。森林墓園的原本提案名稱是「松林」（Tallum），從最初概念圖的素描中所見的濃密森林，取的是北歐神話中以森林地景作為核心象徵意義的精神。Tallum 這個名稱，同時也呼應了當時瑞典現代建築的代表「松林莊園」（Villa Tallom），以及其中所表現的北歐木造構築文化，其設計者沃曼（Lars Israel Wahlman）正巧也是墓園競圖的評審之一。另外於概念圖中可以見到的是十字架道路（Way of the Cross），也是留存到最後設計中的重要元素。

森林墓園1915年原始設計圖右下角葛利格《皮爾金》組曲中〈艾斯之死〉的旋律母題。

除此之外，森林墓園整體配置歷經多次改變，到了 1923 年之後才改為最後設計中的直角正交步道系統。最初的提案配置非常不同，主要是以英國式風景園林的起伏地貌和曲折配置為主，主要是受到其他著名公園式墓園（cemetery park）的影響，如美國麻州的奧本山墓園（Mount Auburn Cemetery, 1831）、巴黎的培爾拉查墓園（Père Lachaise Cemetery, 1804）。然而影響更大的是北歐地區特有的崇高風景美學，比如德國畫家婓德列克（Caspar David Friedrich）冷冽嚴峻的風景畫。而萊維倫茲早年於德國的慕尼黑工作居住，其中的華德斐霍夫墓園（Waldfriedhof Cemetery, 1807）也是設置於森林內。事實上就風景美學來說，森林墓園的入口區風景辨可以明顯感受到受到英國風的「如畫風」美學（picturesque）影響。隨著訪客在十字架道路上的行進，可以見到地勢由火葬場的開敞迴廊往下沉降，形成優美的弧形，過了開闊地草坪之後再往上攀升，將視線引導到記憶山丘（Hill of Rememberance）上方的樹林。

墓園入口道路的上坡（source: Morisius Cosmonaut）

然而森林墓園原先的設計由田園式的風景轉變為直角正交系統的過程，可以視為是設計師尋找墓園的新形式，並藉此體現瑞典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企圖。在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日漸世俗化，土地價值增加的過程中，墓葬儀俗（burial reform）的改革成為瑞典國家現代化的工作之一，其中森林墓園的競圖和相關討論便成為重要焦點。兩位建築師的提案試圖藉由墓園的儀俗基礎中所包含的精神性，在經過北歐文化對於自然的重新詮釋，來體現古典與現代、北歐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異教與基督教等極端之間的折衝和昇華。其中重要的是瑞典的墓葬改革組織「瑞典火葬社團」（Cremation Society of Sweden），以及其秘書史萊特（Gustav Schlyter）所主導的海興堡火葬場（Helsingborg Crematorium）。史萊特推行火葬以節省墓葬空間，類似慕尼黑的華德斐霍夫墓園，這些新的火葬場對於墓碑的形式和大小也提出規範，讓墓園不會顯得凌亂無章。他也認為死亡和生命同時是墓葬儀俗中的重要，而墓葬的儀式和墓園的環境所在，很明顯對於生者的意義，以及生命的沈思遠比死者來得重要。這一點在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得到最清楚深刻的冥思：

因為山中的療養院，與世隔絕，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使得「時間」似乎失去了意義，故事中的漢斯‧卡斯托普發現，「習慣是一種沉睡，時間感的疲乏；這說明為什麼年輕的歲月過得緩慢，而暮年之路愈走愈快。我們領悟了，置入變遷與新奇的片段可振奮時間感，並以此更新生命知覺」。在療養院最常討論和看到的是「疾病與死亡」，漢斯認為，疾病「使人精純聰明而又不尋常」；面對死亡，塞特布里尼告訴漢斯，「唯一宗教態度是視之為生命的主要部分；抱著了解與情感，將之當作不可違反的生命條件」，漢斯的看法則是「葬禮非常能陶冶人；有人若是覺得須要提升，我總認為他應該參加葬禮，不是上教堂。

火葬場前院迴廊與十字架道路（source: Peter Fristedt）

這樣死亡與生命之間的辯證，由史萊特於 1914 年委託史特貝流士（Torsten Stublieus）和萊維倫茲共同設計的火葬場方案中即可看出，在那裡同時包含了較為封閉陰暗的「死亡大廳」，以及寬敞明亮的「生命大廳」。在森林墓園的提案中，艾斯普朗和萊維倫茲將這樣的概念放大到地景中，原始提案的設計圖中放入葛利格的皮爾金組曲中《艾絲之死》母題樂譜，由此開展出死亡和生命的對話。這些對比與辯證可以由最後平面中的幾項元素的對比看出：濃密的樹林對比開放的林間空地、火葬場對比復活教堂，再經由十字架道路（Way of Cross）、七水泉之路（Path of Seven Wells）等路徑將整個園區的地景串連在一起。

墓園中的樹林墓葬空間，林木已經不如原設計圖構想中茂密。（source: Natalie Maynor）

進行墓園設計的同時，兩位建築師在 1920 年代也同時進行其他的案例，包括斯德哥爾摩的公共圖書館（Stockholm Public Library, 1921-28）以及 1930 年的斯德哥爾摩世界博覽會。在這些案例中，都可以見到歷史樣式的拋棄以及更為簡潔抽象化的過程。在森林墓園也可以見到原本的象徵厚度降低，改以空間感受的心理效應和精神性為訴求，原本英國風景園林和公園式墓園的蜿蜒配置，更成為直截穿過草原與森林的直角正交系統。如同萊維倫茲於 1923 年所設計的瑪默東墓園（Malmo Eastern Cemetery），其中的環狀戶外劇場，以及不規則排列的矩形墓葬場，都可見到厚重植栽空間的雕塑性使用。然而這些轉變與其說是建築立面上的裝飾與抽象之爭，或是平面配置上的不對稱曲線與幾何秩序之爭，不如說是建築師重新看待地景，在基地閱讀的過程中賦予建築新的意義。由此觀點，地景也就成了整合建築和自然之間的媒介，也是地域主義的重要篇章。

由墓園的木製十字架遙望記憶之丘（source: seier+seier）

墓園南端的復活禮拜堂（Chapel of Resurrection），建築師萊維倫茲（Sigurd Lewerentz）。

森林墓園北方區域的平面，艾斯普朗與萊維倫茲，1932年。

延伸閱讀

• Caroline Constant,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Mi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 Robert Pogue Harrison, The Dominion of the Dea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Bengt O.H. Johansson and Fabio Galli, Tallum: Gunnard Asplund’s and Sigurd Lewerentz’s Woodland Cemetery in Stockholm (Stockholm: Byggförlage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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