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書維（作者為台灣大學地理系博士生）

今年（2018）底適逢地方選舉的到來，各黨各派的候選人無不摩拳擦掌，紛紛提出政見以攫取選民的目光，在媒體鎂光燈之下的百里侯選舉，既是放大檢視候選人的政見，同時也驗收先前市政規劃的成果與市民的滿意度。對於城市（生活）該是什麼模樣，以及該如何解決城市的弊病，透過一一出爐的文宣廣告，候選人們為城市的未來提供心目中的藍圖：以港口與機場串聯而打造的物流網絡；提倡公民參與和開放政府；或是能源相關議題上的爭論。

其中，在這些方案與延伸的討論之中，資通訊技術（ICTs）逐漸被視為是現代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發展亦被認為是城市弊病的解方，諸如公眾無線寬頻網路的鋪設、公部門E化程度、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或是利用智慧電表與電網解決當前能源危機等。也就是說，伴隨著資通訊技術的飛快發展，它已漸滲透進城市生活之中，而邁向智慧城市（smart city）成為無庸置疑的進程。

對於擅長繳出亮眼執政成果的市長們來說，邁向智慧城市之路，身為考試優等生的地方首長有取巧得高分的方法！不過，還是先從推動智慧城市的「理想」與「現實」著手，來看台灣推動智慧城市獨步全球的方法。

都市與科技專家眼中的智慧城市

何謂「智慧城市」？資策會洪毓祥（2013）認為，所謂的智慧城市乃是：

「以人民幸福、城市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透過創新且有效的方式或科技應用，提供人民、企業與政府更高效、即時、互動、整合的服務與管理模式。」

國際都市計畫與科技專家Townsend認為，凡是利用資通訊技術處理城市新舊問題的地方，我們便可稱作為「智慧城市」。Townsend進一步指出，現代人基本上人手一隻的智慧型手機，逐漸成為由下而上再造城市的平台，亦即，科技的飛快進展使我們口袋裡的小小機器便可使我們成為改造城市的一份子。導演吳念真在Facebook上發文生動的比喻「小手機」的力量：

「1968年NASA最高檔電腦的計算能力大約等同現在的手機。那時候一群人用它來發射火箭，登陸月球。現在我們用它來發射一隻憤怒的鳥去撞無辜的豬。」

科技大廠的大型IT基礎設施的智慧城市

然而，除了Townsend與許多都市學者所推崇的由下而上、群眾式所打造的智慧城市外，尚有以政府與科技大廠所主導的智慧城市，例如IBM、思科CISCO、西門子SIEMENS等等，這種由政府與廠商合作，由上而下的主導方式，最常見於發展中與東亞國家，諸如中國、韓國、巴西與印度。

近年來，印度伴隨著快速的都市化與城鄉移民，促使政府闢建一百個新市鎮以容納新移民。同時，印度將希望解寄託在智慧城市上，將「智慧城市」用以處理長期貪汙且不透明的官僚體制，期望能為印度帶來更為廣泛的民主（隱喻著智慧城市有著透明、快速與公正的特點）。另外，在巴西的案例則為政府使用IBM的技術來處理沉痾已久的都市議題，如自然災害與貧民窟等（McNeil, 2016）。在諸多資通訊技術的應用中，McNeil認為視覺化是智慧城市最為關鍵的核心：從全市蒐羅而來的資料彙整至控制室內的Dashboard上，在控制室內的首長便可指揮全市的調遣。從張忠吉（2016）的研究中可得知，台灣的災防中心設置就如同McNeil所稱的控制室，並在台灣的城市中已成為標準配備。

邁向智慧城市之路取巧得高分的方法：贏得智慧城市評鑑

回過頭來說，是不是利用資通訊技術以及設置相關硬體（如災防中心）之後，城市便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智慧城市了呢？對台灣而言，我們更害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有多「智慧」！如何讓國際知曉一個後進國家已經建設「完成」一座座智慧城市呢？如同印度那樣大張旗鼓地興建號稱智慧的一百座城市肯定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土地徵收備受爭議的今日。

然而，回到問題的癥結點——如何贏得智慧城市的美名。對地方政府而言，最主要的重點莫過於讓國際知道台灣的智慧城市之名，爭取國際曝光度，並且作為值得稱許的政績。近年來，台灣的地方政府查覺到藉由通過國際組織相關的評鑑是可行之道，從表一可得知此一情形。下表一是美國智慧社區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的評鑑排名，整理了台灣得到首獎、TOP 7與SMART 21的名單。

表一：ICF歷年來台灣城市得獎名單，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ICF官網。

圖一：SMART 21（2018）名單。作者擷取自：http://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smart21。

台灣城市的高獲獎率令人瞠目結舌，新北市與桃園市（包括升格前與升格後）更是頻頻獲獎。其實在評鑑之初（始於2002），台灣僅有台北市可入選（04與06年）TOP7與首獎。不過，在2009年之後，情況有了劇烈地變化：台灣各縣市屢屢獲獎，每一年皆有不同的城市入選，每一年台灣的城市都不缺席，甚至是非傳統定義下的城市，如新竹縣、台東縣與金門縣亦可擠進榜單之中。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出這些縣市針對ICF對於智慧城市的評鑑指標，提出相應的建設方針，並將資源集中於個別項目，而能在短期之內獲致國際上智慧城市的美名。一位台中市的官員提到該市的獲獎策略時，貼切地說道：

「由ICF的共同創辦人介紹智慧城市競賽和五個主要指標，以及如何滿足這五個指標以參加比賽。這五個指標幾乎已經在全球是經得起考驗，依據全球的民眾需求所做的整理，只要從這五個指標去推動資訊工作，就可以滿足很多民眾的需求。」（曾士瑋，2015：345）

換言之，國際組織已經擬定評比規則，參加評比的城市便不加思索，按照著指標前進。按該名官員的說法，ICF也派人到各地去宣傳其評比規則，推廣該組織擬定的評鑑標準。競爭城市要獲獎的不二法門便是在指標上多下工夫，這也意味著在指標之外的成就不予計分，限制其他可能的發展。那麼，這些指標確實能實際反映及代表智慧城市的樣貌嗎？該名官員在其後也提及對於指標的看法：

「有時候民眾很難主動說出他們在資訊方面的需求……就像賈伯斯說不用市調，因為民眾不知道他們要什麼，我發明出來民眾就知道這是我要的。在市府資訊的推動也是一樣的道理，既然民眾沒辦法告訴我們，就按照先進國家的標準去做，理論上應該會達到民眾的需求。」（曾士瑋，2015：345）

圖二：ICF每年的特殊評比項目（2018）。作者擷取自：http://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top7。

考試優等生的智慧城市

台灣智慧城市的發展路徑既不同於Townsend所推崇的群策群力模式，也非是印度等國大規模的土木建設路線，而是在短期內採取依循且參加國際組織的評鑑，將資源投注在關鍵的領域之中，以在評鑑指標中獲取高分。然而，明瞭台灣的發展路線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為什麼台灣的城市可以在2009年之後屢屢獲獎呢？畢竟白紙黑字、明文規定的評比項目並非僅透露給台灣，而是全世界的城市都知道這套遊戲規則，那台灣的城市是如何脫穎而出？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在持續積累得獎的經驗後，台灣的城市已掌握其中的關鍵，並在不同城市間流轉與學習。不過，在釐清台灣的獲獎策略之前，應先述明這套由ICF所擬定的評比指標。

亦即，總結來說，按照先進國家的標準，並依循其評比規則，在地居民的需求反而是構築在前者的發展經驗上。這些仰賴ICF評比規則所創造出的需求，移植自外國的經驗，是否能符合當地所需呢？這一點請參見後文所述。

續見下集。

參考資料、

Datta, A. (2016). The smart entrepreneurial cuty. In Marvin, S., Luque-Ayala, A. & McFarlane, C. (Eds.), Smart Urbanism (52-70). Oxon: Routledge.

Halpern, O. LeCavalier, J., Calvillo, N.and Pietsch, W. (2013). Test- Bed Urbanism. Public Culture, 25(2), 273-306.

ICF（？）。ICF官方網站http://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 （2018/5/18 瀏覽）。

Kitchin, R., Lauriault, T. P. and McArdle, G. (2016). Smart c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data. In Marvin, S., Luque-Ayala, A. & McFarlane, C. (Eds.), Smart Urbanism (16-33). Oxon: Routledge.

McNeill, D. (2016). IBM and the visual formation of smart cities. In Marvin, S., Luque-Ayala, A. & McFarlane, C. (Eds.), Smart Urbanism (34-51). Oxon: Routledge.

Townsend, A. M.（2013/2014）張美惠 譯。《城市的未來，應該要是什麼樣子？》。台北市：臉譜。

洪毓祥編（2013）。《智慧城市導入參考手冊》。台北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張忠吉（2016）。《國際ICF與台灣智慧城市研究》。台北市：孫運璿基金會。

曾士瑋（2015）。《臺中市城市競爭力治理策略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張 書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