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城「暹羅村」:世遺城市的民間動員與襲產價值突破

文/地方 賊 The thief Of places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圖片來源/globalinternational

馬來西亞第二大城「檳城」是不少台灣人熟悉的馬來西亞城市。它是一個熱門的觀光城市,同新加坡一樣華人比例高所以語言相通,更與台灣有著深厚的觀光、工作、求學與文化交流(與台北市為姐妹市)。在2008年,檳城的首府喬治市聯同馬六甲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之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清單中。台灣由於國際政治的因素,不能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但是近年台灣社會關注文化襲產(註:另一說為文化資產)的議題,值得借鏡馬來西亞檳城的襲產經驗。這篇文章,將以檳城「暹羅村」(Kampung Siam)為例,下次旅遊檳城時,可以多留意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影響下的文化治理。

少數族裔的暹羅人、緬甸人生活的「暹羅村」

本篇文章的重點不特別分析族群對案例的影響,選擇放在民間對襲產觀點的轉變,以及檳城不同組織的參與。但是仍以一段落簡述檳城的族群現況:暹羅村事件,發生於2014年,是個土地開發的爭議事件,表面上是一個簡單的土地糾紛,背後卻是複雜的族群利益的爭奪。檳城是英國海峽殖民地的重要港口城市,吸引了其他各地的人前來貿易、居住,形成多元族群的社會。除了傳統的馬來人、印度人、華人外,還有緬甸人、日本人、亞美尼亞人、暹羅人等等。作為大英帝國的海峽殖民地,檳城首府喬治市受大英帝國控制,要如何處理港口城市多元的族群關係,是殖民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暹羅人(Siam, 泰國的古地名)組成的暹羅社群是喬治市的少數族裔(也是整個馬來西亞的少數族裔)。1845年,維多莉亞女王給予暹羅與緬甸二族暹羅村目前所在的這塊土地,殖民政府誤將暹羅與緬甸二族視為同個族群。

檳城暹羅村空拍景象。圖/thestar.com

都市成長擴張 土地開發爭議起

原本,由於混居的緣故,兩族各有自己的信理人去處理這塊共有的土地,但在檳城迅速發展,喬治市的都市逐漸向外擴張後,原本居住在此的暹羅人與緬甸人,因經濟狀況改善,便搬離環境不佳的暹羅村,轉租給華人居住或做生意。兩個原本被認為是同一族群的團體,其實早有了各自的族裔認同,並協商分割這塊土地。然而,信理人制度在被擱置多年後,才因為分割土地被提起。信理會在分割時沒有顧慮到居民的意見,將仍有暹羅人口居住的暹羅村,分給了緬甸信理會。

隨著喬治市都市的擴張,靠近市區的浮羅池滑區(Pulau Tikus)的暹羅村,土地也變得炙手可熱。2011年,緬甸信理會與一間開發公司合作,共同成立 Five Star 公司,決定在暹羅村的土地上興建廉價酒店,就此開啟了「暹羅村事件」。2014年年初,暹羅村的住戶收到開發商 Five Star 公司的律師信要求限期搬遷後,便積極尋找可以求助的權威人士。

搶救暹羅村迫遷案 動用「文化襲產」論述

暹羅村所在的浮羅池滑區(Pulau Tikus)的州議員葉舒惠,與檳城州政府同屬民主行動黨,但她仍積極協助暹羅村。另外,檳城最主要的襲產保存團體「檳城古蹟信託」(Penang Heritage Trust)早在2007年時就對暹羅村有所關注。因此,在2014年8月,暹羅村居民、葉舒惠議員與檳城古蹟信託共同舉辦了「拯救浮羅池滑文化襲產」簽名運動,正式將議題從與土地正義有關的居住權,推向文化襲產保存的論述。除了文化襲產的論述外,這個案件其實牽涉了複雜的法律面問題,檳城還有另外一個組織「市民醒念團」擅長以法律的角度處理土地議題。2015年初,市民醒念團便召開記者會,指出該土地依據1845年的公共信託文件,不能任意分割及出售,若要有所變更,也只能使用在宗教及文化用途上。要求法院認定開發商買下土地建造酒店違反當初的條約外,也促請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協助將暹羅村列入古蹟保護區。

搶救暹羅村的行動。圖片來源/ CUCU TOK SELAMPIT

世界襲產「物質文化」論述的窘境

然而,「世界襲產」的文化論述,卻在暹羅村的案例裡卻成為了一種限制。世界襲產劃定了保存範圍,暹羅村位於世界襲產區之外。檳城州政府官方認為,世界襲產範圍內的事項由「獨立」的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來處理。至於世界襲產範圍外的「襲產」,處理上沒有範圍內積極。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曾表示,暹羅村位於世界襲產區之外,並不是他們的管轄範圍,他們也無能為力。但真的是這樣嗎?

為了彰顯暹羅村是檳城極為重要的文化襲產,於2016年檳城古蹟信託不只舉辦了暹羅村的導覽,也設計一些活動讓暹羅族裔的文化更為突顯。在一次導覽中,就邀請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默諾拉(Manora)舞者在村中表演這個即將失去的暹羅舞蹈,並由仍在村中居住的,檳城島唯一的默諾拉舞者萬迪(Wan Dee Aroonratana)與其兒子擔任主講,介紹大家這個舞蹈與暹羅村之間的關係,也展現了文化襲產「傳承」的重要性。此外,檳城一個藝術團體 波浪藝術工作室(Ombak-Ombak Art Studio)與馬來西亞暹羅協會(Ruam Thai Persatuan Siam Malaysia)合作,結合了現代舞與傳統暹羅舞蹈,再現了暹羅村的歷史。這不僅讓民眾了解暹羅村在檳城的重要性,也凸顯了族群的傳統藝術如何創新,在新時代下更有保存的價值。

檳城各個民間組織試圖以「襲產論述」的角度,來處理暹羅村事件,但在襲產法制上卻面臨了困難。除了未納入世界襲產範圍,世界襲產辦公室認定自己無職權處理外,暹羅村的家屋在多次改建之外,早已失去原貌。雖然葉舒惠議員要求聯邦層級的國家襲產局勘查,但襲產局專員認為暹羅村早無暹羅特色,留存的都是檳城隨處可見的家屋形式。正因聯邦政府在襲產論述上,僅重視物質文化襲產的侷限,再加上州政府的不作為,葉舒惠議員與暹羅村居民提出了另一種保存論述。

Boon Leau Aroonratana showing the agreement paper 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iamese and Burmese community which states that the land belongs to Burmese Thai Trust
長老Boon Leau Aroonratana出示英國政府與暹羅、緬甸族群簽訂的協約。圖/MalayMail.com


動員跨社區、跨社群、跨國界的「社會關係」

他們認為要保存的是暹羅村與周遭社區的「社會關係」。這個暹羅村在浮羅池滑地區已經二百年左右,與周遭華人社區形成緊密的關係,若暹羅村居民被迫搬離,整個歷史延續而來的關係將會被摧毀。因此,暹羅村的保存不只是在它「暹羅族裔」的性質上,更是跨社區的,而這種跨社區其實也是跨族群的連結,讓檳城佔多數的華人,能了解暹羅村對檳城這塊土地的意義。

然而,在論述上,從物質文化襲產談到以關係為核心的非物質文化襲產,看起來更為進步,讓暹羅村的襲產意義與價值轉變。但這種轉變卻是在政府不認定暹羅村建築物有意義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反抗性論述,政府和住戶間對暹羅村是否為襲產還是有橫溝。有趣的是,檳城古蹟信託抓緊了暹羅村另一個族群特質:「流動」的族群性質,與泰國媒體與官方接洽,讓泰國人知道檳城暹羅人所面臨的處境。在泰國駐檳城大使館呼籲重視暹羅村議題的情況下,檳城州政府的角色也面臨了壓力。

「遺城」檳城的文化襲產的多元特質

目前,暹羅村遷移或保存的狀況仍不明,因2016年居民與保存團體展開行動時,訴訟正在進行,提出不同論述其實是為了找到最有利的政治位置。雖然最後居民還是敗訴,但暹羅村這件案子還在等待其他判決結果,現在也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而已,也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檳城極其活躍的市民社會,有著各式的非營利組織。

在暹羅村的案例中,無論是深耕檳城文化襲產已久的檳城古蹟信託、走藝術教育的波浪藝術工作室,或是專門處理法律爭點的市民醒念團,都站在自己的專業去協助暹羅村的居民提出襲產論述、舉辦讓其他市民了解暹羅村的活動,甚至幫忙處理法律訴訟。不只讓檳城襲產事務稍微脫離了以喬治市為核心的情況,深化了族群間的連結,以及檳城文化襲產的內涵。雖然臺灣沒有面臨如馬來西亞這麼強烈的族群政治,但保存團體或許可以思考影響台灣社會文化資產保存論述的「政治」是什麼,該如何進行突破,並對內、對外尋求連結,以抓緊文化襲產多元的性質,進而使社會思考文化襲產的在地價值。

後記: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

襲產其實是一個政治過程,而政治有許多面向,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中,「族群政治」是影響襲產治理的最重要因子。在2018年大選聯邦政府換黨前,聯邦政府以及多數州政府是以馬來人利益為主的國陣聯盟領導,即使在襲產處理上也是以「馬來人」為主的權威襲產論述。不過,檳城州是以華人為主的州屬,即使過去多是由國陣聯盟內的華人政黨執政,仍不免受聯盟中最主要的政黨「巫統」影響。2008年,檳城州政府首次由民主行動黨(屬於反對黨角色)奪下,同年也登錄世界文化襲產。在檳城開始進行世界文化襲產城市的治理時,卻有更多政治上的力量,在影響城市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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