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能設計

近年來，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作為可持續介入社會問題的生產活動，焦點從如何定義，轉移到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及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關注「棘手問題」[1]（wicked problem）如何拆解應對。棘手意味著舊方法無以為繼，需要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系統式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因而創意設計成為介入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的新邏輯。設計的問題意識已經超出設計學門之外，同理為經、協作為緯，田野中尋洞見、關係中求系統，以「設計思考」、「服務設計」為方法論，「社會設計」、「社區設計」成為熱門關鍵字，試圖在各種無法令人滿意的選項之外，創造新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設計如何介入真實世界？它改變了什麼？改變如何發生？本文嘗試透過服務設計視野，歸納日本大阪北芝社區再生經驗，以社區為起點描繪社會設計過程。為什麼選擇北芝社區？跨國經驗有什麼幫助？作為一個跨國個案研究，這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必答題。個案之所以值得討論，是因為它既普遍又特殊；它具體而微結晶化普遍的社會問題，從特殊脈絡中創造替代方案，作為回應普世問題的可能解方。而跨國文化差異，令我們跳脫習以為常，就像魚離水才知水，得以重新梳理社會脈絡，藉由差異激發創意，看到事情之所以如此的條件與軌跡，以及洞見事情不必然如此的契機。至於我們可以從北芝經驗學到什麼？如何應用在台灣社會創造改變？這些問題留待諸位有志讀者一起努力了。 正如棘手問題的定義與解答相互決定而無最終解，真實世界是正反合的歷史進程，非意圖後果讓社會設計成為迭代（iterative）過程，正是這種修正的轉折處，呈顯重新釐清問題的洞見，也是解決導向（solution-based）設計師與問題導向（problem-based）科學家的分歧點—除了why更關注how，「實做」驗證而非理論辯證為目標。為完整呈現北芝經驗，本文將分三子題連載：1.問題定義作為起手式（北芝的問題轉折）、2.從關係見/建系統（北芝的服務設計）、3.交換作為社會連帶（北芝的社區貨幣）。本文以筆者碩士論文「服務主導之社區再生—以日本大阪北芝社區為例」[2]改寫，有興趣近一步了解的讀者，歡迎參考指教。

社區作為社會縮影：歷史階級的現代化

日本1970～8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期「一億總中流」，乘著濟成長向上流動的樂觀展望， 淡忘了社會不平等。然而泡沫經濟失落的20年，「格差社會」^[3]議題重新回到公眾視野。「格差」不僅發生在人群區隔，也發生在地理區隔，如都市的內城區（inner city）與高級住宅飛地（enclave）、城鄉差距等。社會學家山田昌弘甚至提出「希望格差社會」一詞，比喻人生「勝利組」與「失敗組」兩極化的階級差距，加劇「差別」^[4]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他認為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教育不安定化」、「就業不安定化」、「家族不安定化」三面向的社會秩序解組，造成向下流動危機。「溜滑梯」^[5]風險社會來臨，也意味著重建社會安全網的急迫。

「格差社會」並不是一個新論題。日本封建歷史的階層化社會分工，專營與血相關行業，如皮革、製鼓、殯葬、屠宰等之匠人（稱為「穢多」），或被迫流放者、身心障礙者、無家者（稱為「非人」），隔離於底層階級，限居於「部落」稱為「部落民」。明治維新以前，部落民雖禁錮在階級中，尚有明確社會經濟位置與恩庇侍從關係；1868年明治天皇君主立憲，開始建構日本「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民主制度及「公民」想像。1871年頒布《解放令》，公告「穢多、非人等稱呼即起廢除，其身份職業與平民相同」，提倡「四民^[6]平等」。《解放令》雖解除賤民勞役，卻也令他們失去原有皮革相關產業獨占權，因不敵外來資本競爭，面臨更嚴苛生存壓力。之後名為「地方改良運動」的國民融合政策，矯正”修養”的精神主義施為無益改善貧困根本結構，無法企及主流生活樣態的弱勢者，被內在歸因為”與我們不同”而無法同化的人群。此融合過程非意圖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分類，將原本流動的社會分工關係本質化為「出身」，把階級與地域捆綁在一起。至此之前，差別往往以個人為單位，但此社會分類的出現，讓差別對象轉換為社區的集體單位，原本分殊的人群與聚落被武斷（arbitrary）拋擲於此分類之中。部落民因同化無效的「差異」，反而受到更強烈的排除；即使成功融入主流，也陷入「雙重意識」認同困境：壓抑隱藏過去努力擁抱主流認同，又同時被自己和他人提醒真正的根。另一方面為了與主流文化抗衡的「部落自豪」論述，卻又把部落民的身份界線刻劃的更清楚。

於是封建歷史的金字塔底層人民，因現代化過程非意圖後果成為「他者」（the Others）。「他者」並非同質群體，而是溢出國民典範的異質群像：部落民、在日韓國人、女人、身心障礙者、沖繩人、愛努人、漢生病患者、水俁病患者…（黑川綠、藤野豐, 2017）。他們被拒絕了公民的「城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遭受的邊緣化體現在就學、就業、就養、居住、婚姻的不平等，讓部落民流動到當代社會新經濟位置之路困難重重。主流視野之外的「他者」可以企及什麼替代方案？如何回應「我們如何活著」的倫理問題？

重新定義問題：從「差別解消」到「重建社區安全網」

1922年日本全國部落結成「全國水平社」進行「部落解放運動」爭取部落人權，迫使政府於1969年通過《同和對策事業特別措置法》限時專法^[7]，專款補助部落社區解決阻礙居民發展的因素。於是北芝社區與其他部落社區結成「部落解放同盟」，成立「北芝支部」開始建設社區，包括：居住權（公營住宅）、教育及文化權（隣保館、生育給付及獎學金）、就業權（公務員保障名額）。 然而，同和對策事業依屬地主義施行，一旦接受補助等於公開承認該地區是被差別部落。原本為解消歧視的政策，反而再度劃清「我群/他者」界線，非意圖的從「公民」當中區分出「同和地區」^[8]居民。此外，經過近20年的社區營造，北芝社區於1989年「教育實態調查」為全市所有社區中得分最低（包含學習能力低落、自尊感低落、未來展望悲觀三面向），引起北芝極大反思：目前在學的孩子是出生就接受補助的世代，為何投入諸多資源孩子們卻仍認為自己的問題要等待別人解決？於是體認到社會運動的極限：福利依賴及對立僵化，因此北芝轉向「生活營造」開發居民自立能力。然而2000年之後社區人口流動變遷，昔日部落地緣及血緣連帶、共同受壓迫經驗及社會運動凝聚的共同意識逐漸淡薄，高齡獨居、青年繭居、單親育兒、照護離職等現象加劇，北芝發現「自力」也有極限，個人存續有賴他人及系統的服務支援。因此，北芝更推進一步，構思營造人與人的連結、行政及組織的連結，以「地緣」彌補「親緣」與「社緣」縫隙，由社區尺度重建社會安全網以應對「無緣」^[9]。

從抗爭式「社會運動」轉向包容性「生活營造」，從對立轉向激發「自力」連結「地域力」，北芝社區的再生轉折，重新釐清社會設計問題，亦即：問題不在如何「求同」，而在如何「存異」；差別是無法解消的，重點在於包容差異。也就是說，如果公正不再意謂著消除歧異、要所有人遵循同一套規範，而是將異質視為實踐多元生命樣態的潛能，那麼設計問題就會轉成：如何建構社區系統支援多樣生活型態，讓不同人群都能蓬勃發展（flourish）？因此2000年以後，北芝社區設計跳脫分配正義典範，進入社會創新構築「連帶經濟」（solidarity economy）的領域。

創意與它們的產地：社會包容如何可能

城市日增的社會多樣性，伴隨諸多群體遭受的經濟不平等，促發了都市社會運動。西班牙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指出此種基於「再生產」（reproduction）領域共同需求、集體消費凝聚的社群行動，有別於「生產」（production）領域勞動權益、合理工資的抗爭，容易形成 跨地域甚至國際性的社群連結，由於集體消費行動需求的消費手段（交通、住宅、醫療、社會服務等）及社會網絡具有空間鄰近性，因此都市社會運動具有地理群聚特質。此種由下而上的行動，來自邊緣群體自我組織的實驗性替代方案，以新穎而有創意的方法，反抗既有階級壓迫、為他們的要求發聲，例如佔領空屋（squatting）、收復街道。他們的共同主張是強調都市空間的非排斥性，展現多元異質的理想，一個另類市民社會的誕生。Castells認為這些邊緣群體，補充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不平等的解釋，展現由再生產領域出發，而非直接涉入生產過程的行動，也有引發社會變革的可能。

最初部落民的群聚，源自封建職業隔離與限制住居，衍伸出地緣與血緣連帶，形成基於「生產關係」同質性的禮俗社會（Gemeinshaft）^[10]。但明治解放之後，慢慢轉成「再生產關係」匯聚的異質聚落，因合宜住宅（affordable housing）共同需求群聚的各種人群（高齡獨居者、單親母親及子女、青貧族、繭居族、身心障礙者等），以及懷抱社會改革理想的知識分子；原本親緣地緣的互助，轉向制度化社會救助，使得部落社區的連帶關係朝向多元「法理社會」（Gesellschaft）轉變。異質人群有著分殊的問題與需求、能力與限制、生活方式、文化認同，此種都市社區的挑戰是諸多社會經濟條件匯聚的「棘手問題」。構思異質社區的替代方案，起點顯然不同於同質的社群主義理想，我們可以描繪怎樣的另類想像？

面對差別與排除，我們很容易構想新的共同體作為替代方案。英文的共同體、社區、社群都是community，其字根是common（共同）^[11]，以共同對抗「異化」^[12]，既合理又直覺。因而社群主義的烏托邦實驗在世界各地萌芽，懷抱共同願景的人群另闢淨土，重建自給自足、平等和諧的新秩序。這種社群建構以同一性（identity）為基礎，不免成為排他的封閉社區。然而實踐此種想望，要求個人具備相當的能動性，例如遷居與語言文化的適應能力，這些能力來自於諸多經濟資本^[13]、社會資本^[14]、文化資本^[15]澱積陶成。此種社群理想能夠作為底層社區的替代方案嗎？底層人民具備多種資本撐起的能動性嗎？更根本的是，部落問題本身不正反映了單一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社群理想，因同一性預設產生的排除與壓迫嗎？ 北芝社區1922年部落解放運動以來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不斷嘗試構築底層人民尊嚴生活，其核心是「社會包容如何可能」（How is social inclusion possible？）的追問。接下來兩篇連載，試圖透過服務設計視野，分析北芝社區服務系統，探尋多元異質社區如何孕育創意、一個「任何人都能安居」的共容社區（inclusive community）如何可能。

致謝：感謝「輔仁大學北芝社會參與小組」、北芝社區提供照片。

參考資料：黃耀進(譯) (2017)。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 (黑川綠、藤野豐 著)。台北：游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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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Horst Rittel和Webber於1973年社會政策規劃領域提出的概念。「棘手」意指抵抗解方，「棘手問題」意指因社會復雜性而沒有明確終點的問題，並且由於復雜的相互依賴關係，解決棘手問題的特定努力可能會揭示或產生其他問題。棘手問題具有下列特性：1.解決方案取決於問題框架，反之亦然（即問題定義取決於解決方案）；2.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理解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理解框架；3.問題的限制條件以及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源會隨時間變化；4.問題永遠無法明確地解決。參見：英文維基百科「Wicked Problem」條目。

[2] 全文參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963kbg

[3] 此為日文用語，英文為disparity society，中譯為：差距社會、落差社會。「格」在日語中有等級、階層之意。「格差社會」指的是社會群體區階層嚴明，經濟、教育、社會地位差距甚大，且階層固定不流動、翻身困難的現象。參見：日本語維基百科「格差社会」條目。

[4] 此為日文用語，英文為discrimination，中譯為：歧視、差別待遇。日文「被差別」（ひさべつ），具有「區別」與「歧視」兩種意義。差別具有多種形式（身份、階級、種族、語言、地域、性別、疾病、身心障礙等），共同點為依照特定屬性將人群分類並加以排斥。遭受部落問題差別對待者，日文稱為「被差別部落」、「被差別民」。

[5] 日本社會學者湯淺誠《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以「溜滑梯社會」（すべり台社会）形容只要不小心滑一跤，就會毫無阻攔一路跌落最底層生活。影射日本社會制度僵化與社會安全網闕漏，致使個人因某些非自我選擇因素，無法融入或脫離主流價值體系，向下流動落入貧困底層的現象。

[6] 指武士、農民、工人、商人等階級。

[7] 「同和」為「同胞融合」的簡稱，以改善被差別部落環境與消除歧視為目的而採取的一連串政策措施。《同和法》實行之初預定10年效期，於此期間根絕部落差別因素，但隨著各種非意圖後果衍生的問題，延至2002年才結束。儘管問題仍然持存，但此法落幕等於宣示問題終結，同時解除了部落差別的論述框架、專款補助的行政框架之合法性，迫使部落再生行動必須轉型。

[8] 「同和地區」指實施「同和對策事業」的地區，與此相對，未實施的被差別部落則稱為「未指定地區」或「未解放部落」。根據1962年同和對策審議會「全國基礎調查報告」，全國同和地區人口共有111萬人。

[9] 語出《無緣社會》一書，2010年日本NHK播出探討人際關係疏離的系列節目，而後編纂成書成為新創名詞。所謂無緣，指一個人失去所有緣份連繫，包括：社緣、血緣、地緣。意指在經濟高度成長過程中，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破損，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的現象。

[10] 德國社會學家Ferdinand Tönnies提出Gemeinshaft與Gesellschaft兩種不同社會群體概念。Gemeinshaft常譯做community、社區、共同體、「禮俗社會」；Gesellschaft常譯做society、社會、「法理社會」。此二概念指涉之差異不僅在於地理範圍大小，更在於人口密度、互動頻率、分工與連帶方式的差異。「禮俗社會」意指由血緣之親屬關係，或地緣之鄰里關係組成的人群組合，具有文化與世界觀的相近性、地理生活空間的親近性，多存在於鄉間或前現代社會，類似Durkeim「機械連帶」社會。「法理社會」指涉高度專業分工、制度化的當代社會，類似Durkeim「有機連帶」社會。

[11] community源於拉丁語字根communis，意指親密的關係和共同的東西。包含地緣、事緣兩種意含：前者指地理鄰里相近的「社區」，後者指人群屬性、共同旨趣（interest）相關的「社群」。

[12] 德國社會學家Karl Marx提出「異化論」，異化（Entfremdung）是指原本自然互屬或和諧的兩物彼此分離、甚至互相對立。

[13] 例如：購地資本或租押金、搬家費用、放棄原有生活的機會成本。

[14] 例如：育兒、教育、工作、照護等需要的各種人際支援。

[15] 例如：融入新鄰里所需的語言能力、溝通能力、社交能力等。

– 系列文章 –

社區作為社會設計的起點—日本大阪北芝社區的經驗 （二）從關係見/建系統：北芝的服務設計(上篇)

社區作為社會設計的起點—日本大阪北芝社區的經驗 （二）從關係見/建系統：北芝的服務設計(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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