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Water 如水一般的公共空間:向香港反送中運動學習

圖、文/侯志仁 譯/punkelephant、poshu

全文譯自 Be Water, with Liquid Public Space -Learning from Hong Kong’s 2019 ProtestsJeff Hou

2019年發生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無疑的將被視為是東亞城市史中重要的章節。自2019年六月始,這場無限與無止境的抗爭,拓展了我們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想像與視野。它挑戰了我們對抗爭運動中,戰術及組織的認知與實踐,也重新定義了香港社會的共同敘事。這些一波波的行動,挑戰了眾力的極限,更顛覆許多約定成俗的城市與社會功能,包括了公共空間過往的治理與意義。

歷史上,公共空間一向是抗爭與政治角力的場所。作為社會動員與示威的場域,公共空間讓社會運動成為看得見、有形的行動。透過公共空間裡的圖像與敘事,社會運動中的身份認同與意義得以被定義。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中,公共空間是乘載集體審議功能的場地 (Parkinson, 2012)。在理想的公共領域中,開放審議過程中所展現的「公共性」,形成了對國家體制的抗衡 (Fraser, 1990)。正是透過如此的審議過程,包括辯論、示威等行動等,公共空間成為自由民主的載體與基石。

當然,民主並不是隨處可見的「原始」社會設定,也沒有一套普世皆通的施行準則。即便在威權國家,抗爭仍然會發生,從檯面下的秘密行動,透過公共空間躍升為檯面上的公眾行動,最後推翻專制政權即使在沒有集會遊行權力的社會裡,一般的民眾依然能夠在公共空間裡行使社會學者阿賽夫·巴雅特[Asef Bayat] (2013) 所形容的「靜默侵佔」或是政治學與人類學者詹姆斯·史考特[James C. Scott] (1989) 所述的「日常形式的抵抗」——透過行動,挑戰或破壞國家絕對的掌控。上述所有形式的行動,全部都在2019年香港的街頭輪番上演,只差政權尚未被推翻。

香港「連儂牆」:將日常的公共空間轉換為日常抵抗的空間

在「城市不沈默」(City Unsilenced) (2017)一書中,公共空間學者沙賓·克尼班(Sabine Knierbein)與我一同檢視近年全球各地社會運動抗爭在公共空間中發生的共同特徵,我們發現:公共空間既可以發揮社會動員、協商的功能;同時也是競逐、學習的場所;更可以是重整旗鼓、再政治化的載體;此外,它更是尋求不同政治的可能性,以及使人與人關係產生新的連結的基礎。在香港過去幾個月來的抗爭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相同的軌跡,當然還有很多反應當地脈絡的特徵,以及值得我們學習之處。以下是在運動發生的六個月後,我對這個仍在演化中的抗爭之觀察與反思。

媒體X公共空間

在當前的社會,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已逐漸是透過鋪天蓋地的網路媒體所建構而成,而我們所認知的公共空間也隨著在重構(或「液態化」)中。經由「網路直播」與公眾凝視的過程,原本封閉的事件與空間產生了公共性:這一些藉著網路訊號所傳播的集體空間已漸漸轉變為新的「公共空間」。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58)認為:公共空間的定義與能見度是相互依存的。在今天,這個概念不管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顯得與現實格外地貼切。相對於產權或實質空間的性質,透過去叩問「什麼是可見的」,反而更能貼切的定義當代公共空間的樣貌與形式。反之,有了公共空間,也才能有高能見度的舞台,數百萬計的香港人民走上街頭而受到全球的矚目,就是最好的例子,其道理不證自明。

然而,「能見度」在今天的社會已逐漸與媒體的「曝光率」緊密相扣,取代了與實體空間或地點的連結。以七月21日在元朗地鐵站發生的襲擊事件為例,當攻擊事件透過目擊者個人手機進行直播,即便地鐵站已經被關閉,該事件仍透過網路直撥與傳送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透過公眾視野的凝視與不斷的重播,該事件成為被民眾公審的議題,重挫了香港警察的形象,以及民眾對執法者的認知。

即使有些事件無法被直播,例如年輕抗爭者的「被消失」與不明原因死亡事件,網路上對這些事件的討論仍然佔據了公眾的意識。以九月一名15歲少女遺體被發現全裸浮於海面為例,此事件與她失蹤前(極具爭議性)的閉路電視影像,成為媒體與公眾審視、分析的對象,對這些影像真偽產生的疑問,加深了人們對香港警方與特區政府的懷疑。

同樣的,當綿延的市民隊伍沿著公路排列,只為了前往致祭弔念從停車場意外墜樓喪生的22歲大學生,這些圖像與事件,透過社群網絡與網路媒體的傳播,成為了公眾記憶的一部分。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這些以不同多媒體形式展演的公共性,通過媒體的中介與宣傳,成為抗衡公權力重要的工具。在香港的例子中,這些公共性即使無法產生抗衡,但至少也有效的削弱了香港警察與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與正當性。

商場X公共空間

位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三樓的中庭開放空間

香港反送中運動進行至今,實質空間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抗爭舞台,如帕金森[Parkinson] (2012: 4)所述:「民主需要透過實際存在的物理空間來展演」。在香港,儘管街頭與少數被允許公開集會遊行的地點(如維園),仍是抗爭的主場,自發性的集會卻更隨機的在一些非典型的公共空間中開展,像是商場、地鐵站,甚至機場,而天橋、地下道,甚至是高速公路的基柱,也都成了連儂牆的畫板;這些在日常生活裡,過渡性或是難以有清晰定位的公共空間,在這場運動裡,反而成為承載集體意見表達、功能強大的交流場域。

這些「越界」與「入侵」的行為,一方面反映著反送中示威者們的創意與不屈不撓的毅力。另一方面,這些現象也顯示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這些特定的城市空間,已逐漸取代傳統的集會場所,成了更為重要的公共空間。對在地的居民而言,天橋、地下道,或室外電動手扶梯等通道,已是具有重要功能的生活必須品,連接著眾多的商業、公共、半公共與私有的空間,形成城市中重要的網絡。

位於沙田新市鎮的新城市廣場即是一個絕佳的例子。這個商場的中庭在運動發生以來,不時作為群眾自發聚集的地點。抗議者曾在此懸掛大型標語、高喊口號,或唱頌「願榮光歸香港」。雖然商場被命名為「新城市」廣場,暗喻著傳統的城市空間,但商場的「中庭」卻位於龐大的綜合商場的三樓,直接和高架的地鐵站共構相連;也因此成為渾然天成的集會地點。如同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示威者所佔領的私有的祖柯蒂公園 (Zoccotti Park),在反送中運動裡,香港的購物商場也經由公民自發性的行動,被賦予新的角色與功能。

情感X公共空間

在已進行數月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裡,公共空間並非只是抗議與示威的場地,更是市民相互關照所交織成的空間。許多的例子,像是市民將現金留在地鐵售票機的上方,供示威者離開抗議現場時買車票搭乘(避免使用八達通卡遭當局追蹤)、在便利商店預付飲料與食物費供示威者免費取用、自發性的清理街道、運送物資、提供食物、從抗爭現場義載抗議青年回家的「娃娃車」、提供示威者安全休息的地點,或是聲東擊西的引開警察,好讓被警方武力攻擊的示威者安全脫身等等。如同上面所提在商業空間隨機聚集的「越界」行動,這些市民自發性慷慨的互助行為,跨越了社會先前的分裂與族群之間的界線。

除了日常生活中簡單的善心舉動,運動中亦有著更深層的關懷與情感連結的發生。2019年十一月在台北舉辦的台灣社會學年會裡,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李靜君教授,以「香港反送中的社會學反思」為題進行演講,她認為6月12日當天警察對群眾發射橡膠子彈與催淚瓦斯,是這次運動的轉淚點,「所有在那天參加抗議的示威者,都曾在現場獲得他人的搶救與協助、受到溫暖的祝福,感受到社群的歸屬感」。透過這些行動與際遇,她認為:「一個群體得到重生與重構,人們也與它建立起深如海的熱情與承諾」。

儘管藉由網路媒體將抗爭帶入公眾視野很重要,但這些在運動現場,藉由膽肝相照的際遇,所引發的情感連結更是深刻。這個李教授在演講中所稱「深層的個人與革命過程」,使許多香港人改變了原本的自我認同,從對政治冷感轉變成對政治事業高度奉獻心力的公民。同一場研討會裡,來自嶺南大學政治系的袁瑋熙(Wai Hei Samson Yuen)教授也提到,根據統計有42%的香港市民參加了這場運動。如此高比例的參與,以及參與公民在街頭(或其他形式公共空間)上可能產生的情感聯繫,反送中運動背後持續強而有力的民意支持,也就不足為奇。

暴力X公共空間

暴徒與黑警襲民的照片被貼在天橋上

香港街頭抗爭中所散發的關懷與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讓人難以不用浪漫化的視角,去看待運動中散發出人性的光輝。然而當我們想起抗爭者為了社會運動付出高昂的代價,特別是國家暴力所造成的人身傷害與生命的消逝,這樣的情懷很快地便消失殆盡。在反送中的運動中,公共空間亦可被視為恐怖行動發生的舞台(與展現人性的光輝恰好相反),暴力鎮壓透過公共空間展演,其殘酷的程度與鎮壓行動的視覺效果,或許正是為了達到殺雞儆猴的恐嚇效果。

2019香港的抗議行動裡,勇武行動的升級,亦是運動的一部分。幾乎與警方公開行使暴力鎮壓的視覺效果邏輯相類似,抗爭者亦試圖透過縝密與戰略性的破壞行動,傳達他們的訊息、報復當局,並阻斷城市裡日常運作的商業活動。同樣在台灣社會學年會裡,香港恆生大學的鄧鍵一教授在報告中提到,反送中勇武派示威者的暴力行動是為了滿足兩個目標:表達他們的挫折與憤怒,以及戰略性的透過行動的升級,促使北京派遣部隊介入,承受對破壞香港的政治與經濟穩定的風險(攬炒,玉石俱焚、兩敗俱傷之意)。

不論是警察或是示威者,公共空間成為以暴力行動表達不同意圖的舞台。在大眾眼裡,這些「公共」的行動也自然引起了不同的詮釋與反應。具體來說,警方對抗議者越演越烈的暴力鎮壓,反而使得旁觀者與一般大眾對香港特區政府越加反感,這可以在抗爭運動持續得到香港民眾支持的程度得到印證。但在抗議者群眾中,使用過度的暴力也可能遭受來自內部的批評,並導致隨後的修正與緩和。公共空間作為暴力展現的舞台的同時,也成了公眾用來審視暴力的場域

香港大學裡連儂牆上示威者占領香港立法會的照片,與黏貼在照片上對佔領行動不同意見的評論

人民X公共空間

在香港這個以地狹人稠聞名的城市,要找到示威集會所需要的大型公共空間確實不易,特別是足夠容納大規模群眾、地段好,又具有紀念性意義的公共空間;但即使在香港沒有這些條件,依然阻擋不了民眾上街的決心。2012年在紐約一場反思「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論壇上,一名與會的聽眾發言表示,紐約完全沒有適合的空間來進行大規模示威。作為論壇的與談者,我回答:「為何不就在街頭上抗議?」記得當時舉手發言的這名聽眾對我的回應頗不以為然,然而走上街頭,不正是香港人選擇採取且效果顯著的抗議手段嗎?上街抗議,可以讓運動得到能見度,無處不所在的街道,也讓抗爭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機動現身。

不管是在香港,或其他城市,公共空間之所以能成為表達政治意見與動員的空間,顯而易見是人民共同創造的結果,也就是我曾經撰述過的「反叛的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 (Hou,2010)。雖然這樣的行為多少會違反體制的約束,甚至會遭受制裁,但正因為有公民的集體行動,才能使公共空間得以發揮該有的政治功能。透過集體現身的行動,平凡無奇的日常公共空間搖身一變為意義非凡的場所。在香港,我們看到從大學校園、機場、商場、街坊、天橋、地下道甚至立法會,由於人民的起身而行,這些功能各異的都市空間被轉化成為抗爭的基地。

在先前一篇線上媒體的訪談裡 (Hui 2019),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提及當前在香港的抗爭,並不是一場所謂「無大台」的社會運動,而是在一個高度自主與自我賦權的運動裡,人人都是自己的大台。訪談中他提到:「一個去中心化但充滿自主的社會運動,具有足夠的韌性來對抗威權的政府」 (Hui 2019)。原本「缺乏大型集會遊行空間」的先天缺陷,隨著香港人「隨處皆可抗」的意念轉換,街頭轉瞬成為抗爭發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抗議空間。有了街道與其他眾多「液態化」的公共、半公共與私有公共空間,這個高度自主、「人人皆大台」的運動也得以遍地開花。

向液態化的公共空間學習

銅鑼灣的一座天橋,透過連儂牆的設置,轉化為政治的空間

以李小龍武術哲學為靈感的抗爭心法 ”Be Water“,正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提供我們理解政治抗爭與公共空間之間關係最好的註解與貢獻。抗爭者如水「無處不在」又「化為無形」的存在,使運動避免為長期佔領固定空間而付出高昂的成本代價,靈活的行動框架,也減少了協調與運籌帷幄所要花的力氣。無大台的特性,也使個人和團體能夠自我組織,並根據當下情況進行調整。(以Be Water在運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很納悶為何反送中運動還沒有被命名為Be Water運動,如同2014年的雨傘革命。)

除了流動的特質與靈活的策略之外,反送中運動對我來說的另一個亮點是:公共空間(無論是固態或液態)如何作為學習與再學習的場域。延續上面的討論,公共空間作為載體,讓個人或集體得以在運動中學習、觀看、行動、與他人連結、進行批判性思考、獲得新的技能、產生新的認同。過程裡抗爭者習得自我調適與修正、在必要時撤退或轉移路線。例如,在區議會的選舉期間,勇武派集體約定停止前線的破壞行動,某種程度也為政治版圖大幅翻轉的選舉結果做出貢獻。正是通過這些過程,公共空間開始被「液態化」,也就是,公共空間的功能和意義得以被多元的反抗力量所形塑、轉化。

在「抗爭的設計」(The Design of Protests) 一書中,作者塔利·哈圖卡(Tali Hatuka,2018:120)研究世界各地從北京到伊斯坦堡的抗議案例,她指出:「改變成真並沒有勝利方程式可循」。相反的,她提示有效的抗爭通常靠的是出奇制勝的創意設計,使得政府措手不及,並成功吸引大眾的注意力。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出現的“Be Water”心法與公共空間液態化的現象,正提醒了我們社會運動成功的因素。此外,除了運動的策略與實體的空間,公共空間液態化所反映的個人與團體的能動性,更是讓運動能夠持續不絕的燃料。

儘管香港反送中運動尚未完成目標,示威者也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但這場運動,已經在許多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道阻且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共空間在「液態化」的同時,也有「流失」的風險。從他處的先例得知,我們預期在可見的眼前與未來,香港的公共空間將造到更嚴厲、軍事化的管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韌性十足的香港人將會繼續調整戰術、堅持抗爭的訴求。而正是透過這樣反覆的學習與調適,社會運動才得以保持韌性與活力,這就是我們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所習得的一課。

參考資料: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yat, A. (2013).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2nd ed.).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56–80.

Hatuka, T. (2018). The Design of Protest: Choreographing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 Public Space.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Hou, J. (ed.)(2010) Insurgent Public Space: Guerrilla Urbanism and the Remaking of Contemporary C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u, J., and Knierbein, S. (2017). City Unsilenced: Urban Resistance and Public Space in the Age of Shrinking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ui, M. (2019). What the Hong Kong protests can teach the world about enduring social movements. Quartz. November 19, 2019. [Online] https://qz.com/1695788/the-hong-kong-protests-epitomize-a-resilient-social-movement/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9).

Parkinson, J.R. (2012). Democracy and Public Space: The Physical Sites of Democratic Perform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C. (1989).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 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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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仁 Jeffrey Hou

旅居西雅圖,行走保持紐約速度,徘徊於建築、景觀與城市規劃等專業與非專業領域,現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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