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理查
受訪者：臺北大數據中心 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員
前情提要
經歷將近一年的籌備期，臺北大數據中心在2020年8月正式成立，使臺北市成為台灣第一個不高度仰賴民間廠商推動城市數據治理的地方政府。作為臺北市民、都市規劃師以及城市資料的關心者，臺北市政府成立大數據中心背後的思考不禁令人好奇。有幸在因緣際會下，接觸到該中心工作人員，便順勢主動邀約進行這次的專訪，透過幾個問題窺探大數據中心的運作思維。
接受訪談的人員包含臺北大數據中心主任林芃君、林專員、曾研究員及岑研究員
Q1. 資訊局在這個時間點籌備成立大數據中心，是否因為某些契機？
事實上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來看，成立大數據中心一直是市府或資訊局的走向。過去局內推動市府內部 e 化，接著推動開放資料、推動市政數據應用，讓市民服務 e 化。而下一步，則是要從市民到櫃檯尋求服務的情境，轉變為主動回應問題的城市數據治理，化被動為主動。這背後也涉及到市府內部資訊的串流，將不同局處的資訊整合在一起，透過跨局處的數據交流互動，找出城市治理的新視野。例如來說，弱勢族群的悠遊卡軌跡分析，可以作為交通局復康巴士班次、路線規劃等政策，以及社會局據點選址或服務內容規劃之參考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中心的成立也處於整體市政數位轉型的框架下，臺北市政府的數位轉型規劃由兩大驅動力完成：科技驅動與資料驅動。原先臺北市政府已有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作為數位轉型的科技驅動力。辦公室的主要功能是作為媒合平台，協助民間有創新構想的團隊與府內有相關議題需求的局處交換想法，並在臺北市找到智慧城市相關應用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的場域，讓臺北市成為創新科技的實驗場。這樣的運作，在過去五年累積了不少實證專案，同時也產生了數據。而大數據中心在此基礎上作為資料加值應用的詮釋角色，扮演市政驅動力。從既有的市政資料收整出發，將跨域的資料透過應用加以詮釋、分析，運用自身累積的城市數據，從中指認議題痛點來強化施政效率。
舉例來說，今年初疫情嚴重時，籌備處就積極協調各局處的重要資訊（例如醫院床位、口罩存量）提供給數據中心介接，製成數位儀表板，輔助長官可直接以平板電腦查閱即時資訊、討論因應策略。局處工作人員因此節省許多彙整成紙本報表的時間和精力，轉而專注日常業務，提升效能。
最後也必須提到的是，包含市長、副市長、秘書長等等市府長官皆十分認同城市數據治理的概念。以往地方政府習慣採用委託民間廠商辦理的形式，但是委託案結束後，往往面臨系統或分析模組交接的問題，此外當涉及公務資訊或市民個資等敏感的資料時，也不方便交由廠商處理。因此臺北大數據中心轉變了做法，廣納產業好手擔任全職成員，並逐漸培育公部門專職人員擔任核心推手，讓市府作為數據的持有者，也有能力駕馭城市數據，從而提升施政效能。
Q2. 城市中總是有些群體沒有數位足跡。如何在數位落差的現實下，用數位治理的方式幫助市政決策，照顧弱勢族群？
大數據中心作為市政資料匯流的驅動力，分項收整市政重要資料，其中可以分兩個面向作說明。第一是數位足跡：舉台北通 APP 為例，是目前資訊局要建立市府和使用者（就是市民）之間的互動連結，可以開啟主動服務的機會，而且是個人化的服務。APP 裡有個頁面是使用者資料被應用的紀錄，用以顯示不同局處在使用者授權下使用資料的軌跡，這樣資訊的累積讓我們知道每個市民的需求，以提供適合的市政服務。當然使用者也可以選擇關閉授權，自己控制關於個人數位足跡被利用的狀況。
第二個面向，是市政資訊和常見的統計資料，則回應了這個問題。府內單位–主要是社會局和民政局–的既有業務在於協助弱勢族群。從局處的業務資料中，我們仍然可以了解城市的各種議題，進而提供民眾所需的服務。而各局處數據串流，建置市政儀表板後，節省下彙整資料、整理報告的人力時間，也間接把行政資源節省下來，投入其他需要的地方，例如進一步蒐集更細緻的資訊回饋給政策參考，相當於間接提升照顧弱勢族群的服務效率。
Q3. 大數據中心未來是否存在一種想像，是希望透過如此資訊分析，而對於實體的都市公共空間優化有所建議或實際介入改善的過程？
這題可以舉另一個例子，先前交通局曾提出希望透過大數據分析，找出有效施政點以降低計程車載客過程引起的交通問題。因此大數據中心先彙整了基礎資訊，再加入交通局協調民間租賃業及計程車業者所提供，某段期間的載客起訖及時間資料，進行空間資訊分析。
分析結果由交通局人員與大數據中心共同深入研討以後，有找出一些可以施力的關鍵點，而後也在交通會報跨局處討論可行性。例如部分商業區和內湖在下班時間的電話叫車和路邊攔車需求很高，但同時路上交通量也是最高的，所以會有塞車的情況。目前交通局已經依此研擬了一些措施，例如調整現有的公營停車場開放計程車休息政策，讓計程車可以在交通尖峰以前先到服務熱點等待載客，也就減少了路上空車的數量。其他像增設計程車招呼站等等措施，將在未來進行實地會勘、驗證數據分析結果以後，也要和業者協調過，再討論是否執行。
從這個例子，我們想表達的是，大數據中心剛起步，有許多專案還在提案或討論階段，期望未來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進展。雖然中心使用的是虛擬的數據資料和分析工具，但最終仍然是希望提高施政效能，或是形成實體空間中的科技、設施或手段，實際改善到市民的生活。
Q4. 至目前為止，在臺北市政府籌備成立大數據中心所遭遇較大的困難是什麼？如果其他城市想要仿效成立，會有哪些建議？
人才是第一個難題，局內或市府員工都相當認真工作，但因為公務體系權責分工的關係，缺乏熟悉城市議題又有數據分析知識的跨領域整合人才。在座的工作人員皆是中心籌備期間從府外網羅人才，以約僱方式加入資訊局。加入市府團隊後，與既有市政體制一同推動，用更開放的思維、對於某些工作事項不預設結果，試作了才知道成效，有了結果才知道如何檢討改進。也希望這種改變能逐漸傳遞下去。
第二個具有挑戰性的是跨局處溝通。市長過去帶團赴歐洲公務考察時，都有參訪各大城市在數據治理方面的進展，過程中一起出席的局處長官也逐漸認識市長對於城市數據治理的想像。但實際操作起來，包含資料釋出或是改變既有程序等環節上，仍有其挑戰性。大數據中心在其中運作的角色，更像是政府的資料科學部門，對於分析成果、數據的解讀和最終政策調整與否的決定，依然回歸業務單位本身。所以有些專案在初期的數據研究後，一觸碰到關於既有業務習慣的層次，就仍待研議了。目前比較有斬獲的專案，皆是在業務本身就需要參考大量數據分析資料，像是前面提到的交通議題或是衛生醫療議題。
最後是社會間還有市民相當關心的個資保護議題，大數據中心匯集至資料庫的資料都在蒐集當下有授權條款，但每筆資料的授權程度未必一致，所以在使用以前，會在資料治理委員會中和研考、法務部門討論。也有些情況是，雖然使用者曾經授權過，但真要實際使用仍是相當敏感，就會在委員會上討論如何以保守的方式利用。長久下來也確立一些敏感資訊的使用原則。
至於對其他城市的建議…事實上我們也還在摸索階段，不敢說有什麼建議，但是相當歡迎不同單位，一同就相關的議題或經驗多多交流討論，彼此精進。
後記
這次專訪是在 2020 年 11 月進行。專訪的核心問題是：城市中資訊的流動是否能夠影響實際的公共空間？也因此衍伸出這四個訪談題目。而在台北市政府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如何藉由一個接著一個專案打開公務人員對於「數據」的駕馭和想像，才是大數據中心目前的工作重點。達成了這個目標，才促使「數據」對於「政策」的影響力擴及到「實體」空間之中。
另一方面，眼底城事 2021 年 1 月「島嶼台灣2030」專題，希望談論的是如何在這個當下修復未來。這篇訪談紀實放在這個脈絡下，則是體現出，在臺灣，已經出現地方政府以「數據」作為（相對）創新的城市治理工具。其中最為關鍵的變化是，臺北市政府嘗試自身作為駕駛，不依賴系統商或第三方獻策。從國際間的城市數據治理案例回過頭來看，這樣的發展在臺灣其實相當令人振奮和期待。
然而另一方面，則是在「大數據時代」下，許多龍頭企業（例如諸多社群網站、影音平台）已經長期將數據作為商業工具，從而制約消費者行為、甚至生活方式。這樣的光景，也使「找回人性」成為下個十年的社會發展議題。政府作為市民資訊的擁有者，在利用數據促進市政效率與侵犯生活隱私之間，時常僅有一線之隔。從臺北市政府的經驗，是透過資料治理委員會來建立相關原則。在促進市政效率的創新方法同時，如何拿捏不致跨越紅線，又使市政服務仍保有人性溫暖，臺北市政府的城市數據治理成效，期望透過時間來呈現。
封面圖片來源：pixabay.com
臺北大數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