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移創指導所」-協助移居者落地、營造城與鄉的對話空間

文:倡議家/陶維均、楊富民

我們需要拓展一種新的方法,讓城與鄉產生對話。

生長在台北,從未離開臺北久住的陶維均,在親友們的驚疑下,毅然決然地移居到了花蓮;做這樣的決定並不輕鬆,但這樣的想法在他心裡盤旋好幾年,直到2019年底認識了豐田的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下簡稱牛犁協會),終於落地,並和牛犁協會共同創辦「豐田移創指導所」,引進各領域創作/專業工作者前來短或長期駐村,並以豐田地區的風土民情為題材開展創作,期許將豐田打造為花蓮縱谷地區的創意集散地。

陶維均用游擊電台的形式,行走在台北與花蓮之間。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陶維均用游擊電台的形式,行走在台北與花蓮之間。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何謂「移創指導所」?這樣的概念來源自豐田過去的歷史:日本移民村。1913年建村的豐田,為日本「官營移民村」,因其特殊身分,初建村時便誕生一個特殊的機構──「移民指導所」。該機構最主要的功能是指導移民們農耕技術、教導如何在新環境生活,並且解決移民們生活上種種的問題。簡明而言,即是一個協助移民更好融入當地,以及幫忙解決各種疑難雜症的官方組織。「移創指導所」便是從這樣的概念延伸。

移居花蓮近一年的陶維均認為:「移居不是單純地把居住的地方搬到另一處所在,而是真正的需要融入當地,與居民們相處,了解地方的規則。」他所謂的「規則」不止於地方的政治,還可以是更具體的如農業上,這片土地適合種什麼;生活上,週一豐田的肉市不開張、週三沒有垃圾車;還可以更細微到哪家的狗會追車、哪棵麵包樹的果實可以摘採…。

「如果一個人想要移居,我們是不是能夠透過民間的力量,讓許多人可以先行體驗,又或者拓展他們與不同地域的對話?」在這樣的想法下,陶維均與牛犁協會借用居民們的空屋,將之改造成為「豐田移創指導所」。

豐田移創指導所。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豐田移創指導所。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它可以是移居的前哨基地,讓不同想要來到農村嘗試生活的人;也可以是地方的教室,讓每個來居住的人重新認識什麼是鄉村,並與當地的居民相處、感受地方的氛圍,從鄉村中學習。」

「當共享與訂閱經濟成為趨勢,當固有財產逐漸被購買服務所曲帶,鄉村能否被訂閱共享?」包含社會住宅、青銀共居,甚至近年流行的電動車出租、影音平台的會員制度,都揭示著財產與資本這件事情的本質,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大家從「擁有」轉變成──「使用」。

提供意欲移居或來到農村的人在生活上的指南,或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同一地產生對話、相互凝視與重構,便是豐田移創指導所的主要目的。與傳統的藝術駐村概念不同,他們更期望透過「移創」回應當代城與鄉之間的關係與問題。

邀請移創者用不同的視角重識鄉村。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楊子瑩攝影)
邀請移創者用不同的視角重識鄉村。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楊子瑩攝影)

都市「殖民化」下的鄉村

這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都市化浪潮有著明確的關係,在上個世紀中,戰後復甦的的經濟思維牢牢綁架著台灣的主流價值觀,將近70年的都市化過程中,造成鄉村教育的斷裂,以及都會地區之外的視野匱乏…。

種種的因素影響下,最終使得許多社區在實踐地方與想像地方時,漸漸忘了「我」是誰。當想到「我」要成為誰時,常直接以某種主流、中心,或多元意義的「權威/典範」進行仿效。因此常看見,許多城市的規劃以台北作為藍圖、老街都想變成鹿港、社區空白的牆壁,都夢想成為台中的彩虹眷村。

重都市輕鄉村的發展歷史,使得鄉村邊緣於政治權力中心,在主流的想象與規劃中缺席;地方不僅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湮沒,鄉村也淪為都市的附庸。但若要突破這樣的情境,都會之外的所在,需要從被「都市殖民」般的社會情境中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簡單來說,就是鄉村為什麼總想要成為都市?鄉村為什麼不能是鄉村?

「囝仔人劇團」來到農村與瓜農一起耕作發展創作。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囝仔人劇團」來到農村與瓜農一起耕作發展創作。 圖/豐田移創所提供

但另一個新問題是,如果鄉村不想成為都市的時候,鄉村能是什麼樣的鄉村——我們如何長成自己想要的面貌?唐鳳在《會做事!國務青旗艦營》中的一段談話也引人注目:「偏鄉不一定要跟上都市腳步,而是要用自己的觀點、主體性,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不是用別人的角度看世界」。

這句話猶有深理,但對鄉村而言,找到自己的「角度」、「做自己」何其難?這也是移創指導所期望達到的第一件事情,引入外在他者的視角進入鄉村,從內外的互動、他者與自我的共同凝視間,重新辨明鄉村──重建/見地方主體性。

主體需要他者一起建構,鄉村不能只從鏡子中看見自我,就如同一個人無法從鏡子裡看見他的全貌般。移創指導所期望讓來自他方與此處的人們,在這樣的基礎上相遇,看見彼此、產生對話,重新思索地域間的關係。


本文經倡議家同意轉載,原文為「移創指導所」-助移居創作者不只搬入,更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