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思駿

對於居住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居民而言，這個空間似乎就如同一個都市公園一般沒什麼特別之處──那是上班族每日穿越的日常路徑、假日蹓狗蹓小孩的好去處，亦是許多人運動、慢跑的場地。在看似隨興爛漫的日常活動之中，儘管巨大的建築量體、宏偉的廣場退居背景，卻依舊在空間及視覺上發揮極大的影響力。本文將以那些每日或偶然「經過」中正紀念堂的人們為觀察對象，探討中正紀念堂的空間特色及其所面臨的轉型議題。

「走路」重構空間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書中曾提到「腳步遊戲是對空間的加工，它們造就了種種場所」，這個乍看十分抽象的語句其實背後隱含了某種對於權威的抵抗或反叛。身為一個居住在城市裡的市民，我們每天被「不能亂丟垃圾、禁止闖紅燈以及公園不能騎腳踏車」等各式各樣的規範制約，汽車、機車與行人被規定在「指定的道路」上面移動。換個角度看，所謂的城市規劃雖然看似創造一個美好的公共空間，但也必須藉由「控制大家的行動」才能達到一個安穩繁榮的生活狀態。然而塞托指出「走路」事實上就是一種破除規範的手段：或許都市中的每條道路都被賦予了特定的用途，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走路卻將既有的空間重新解構、「東拼西湊」組合成為每個人的專屬路徑。

在那些常常「經過」中正紀念堂的人們的心中，每日的「穿越」並不必然抱持著崇敬偉人的心情，反而帶有特定的生活目的：一個中年男子手持電話一邊比手畫腳一邊大聲討論公事，一家人圍繞著坐著輪椅的老太太鼓勵她站起來踏出復健的第一步，一對小情侶依偎在雲漢池的拱橋上情話綿綿；對於他們來說，「紀念緬懷蔣介石」在那個當下並不是那麼重要。對眾人而言，中正紀念堂的種種設施成為可以利用的都市空間──那些巨大的台階、修剪整齊的樹叢、樹林間的草皮空地、散落的座椅以及松鼠、鳥類和鯉魚所棲息的池塘湖畔都是日常生活得以發生的場景，這個巨大的紀念公園佔據了許多人「每日活動」的一小部分，人們在此滿足自己的需求。

無法被「拆解」的空間秩序

然而，中正紀念堂亦存在著一股無法「解構」與破除的空間秩序。對於設計整個紀念園區的建築師楊卓成而言，紀念堂的構想是「把美國的林肯紀念堂，印度的泰吉瑪哈，我國的天壇和中山陵等紀念性建築物融會貫通後產生的¹」；在這裡，強烈的「敬拜軸線」主導一切，搭配建築方位、階梯數量、屋頂造型暗示的象徵涵意，利用空間形制本身與大量的符號語彙賦予蔣介石身為「民族救星」的崇高地位。其整體的空間感似乎與建築師諾伯舒茲（Noberg Schulz）在《場所精神》書中提到的「宇宙式地景（cosmic landscape）」非常相似，在這裡「環境似乎表明了一個絕對的、外在的秩序，世界由恆常性和結構而聞名²」。楊卓成所設計的中正紀念堂藉由建築與景觀規劃創造了一個「不容質疑」的世界。

此外，諾伯舒茲指出「宇宙式的地景」並未提供給人足夠的「立足點」，這似乎也解釋了民眾幾乎無法在過於空曠的廣場中久留的原因，那是一個讓人感到缺乏依靠與安全感的空間；而當人們某種程度「被迫」往紀念堂的四周聚集，在池畔間、樹林中從事各項活動之時，從樹梢縫隙透出的「大屋頂」又再次顯現了它的權力，一再提醒我們這裡的場所是為了某項特殊涵義而生；同時，每日的升降旗與堂體內的衛兵交接更以行動強化了這裡的「宇宙特質」。無所不在的空間秩序讓初次造訪中正紀念堂的遊客不太容易迷路，而「迷路」正好是人類將自己交給原始本能，並以「走路」解構空間的第一步。

解構還是依從？探討「秩序」背後的意義

我們眼前的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意義，而自古以來，建築一直是掌握權力者用以宣傳統治權力、制約平民百姓的最佳工具。儘管如同塞托所言，「日常生活」及「走路」可以作為一種抵抗規訓的戰術，然而就中正紀念堂的空間安排來看，所謂「解構」的行動大多發生在四周，而主宰一切的空間秩序及過於懸殊的尺度差異使得一切變得渺小且徒勞—事實上這裡的「宇宙規則」無所不在。也許我們對於空間裡面潛藏著一套強而有力的「理念」並不需要大驚小怪，畢竟小到家屋大至城市，人們的生活總是不免被空間有所約束。但我們絕對不應低估這股精神力量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因此最終還是得回歸到一個基本的問題，面對空間秩序背後的「意涵」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你是否認同它的存在？或是應該改變它的存在？還是必須抹除它的存在？

---

¹ 傅朝卿，2013《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五南圖書
² 諾伯舒茲，2012《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