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Memorial Park to Civil Plaza: Transitional Imagination of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文：蘇孟宗

我們不需要在記憶和現代之間做選擇。但是與其說殘酷的破裂中所導致社會生活的標記消失得太快，太痛苦，還不如將社會經濟的變化記錄在地景轉化中的選擇性連續中。 

Pierre Donadieu, 2007

新與舊的對話，在政治體制改變的前後最容易出現，也最為多元豐富。如果我們說法國人由於1789年的革命而發明了歷史紀念物的概念，那並不會太誇張。革命之後由王權到共和的動盪期間，會令人聯想起舊體制（ancient regime）的物件、雕像和建築，都遭受各種破壞的危機，原本屬於個人興趣和單純懷舊的古物研究（antiquarian studies），在啟蒙年代隨著美學和藝術史的興起，變成了歷史保存（historic monument）的論述。而歷史紀念物的價值也會隨著社會的價值變遷而發生轉變，比如過去數年來美國的「黑人生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達到巔峰，美國南方許多原本位於重要公共空間與都市節點的政治與軍事將領的塑像，也都逐漸被移除殆盡。

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政治體制經過歷次變化，也隨之產生許多「空間解嚴」的現象。與大安森林公園面積幾乎同樣大小的園區，從一個威權時代的紀念園區，成為一個民主時代的公園。中正紀念堂紀念園區從成立至今的轉變，包括空間上和意義上的變化。

由於蔣介石並未選擇下葬，靈柩供人瞻仰，慈湖成為一個非正式的陵寢，但仍然保有原本個人郊區行館的私密特質。相較之下，於台北市中心興建的中正紀念堂則是一處紀念性質的公共空間。在2007年發生了一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命名與指定的戰爭」，起因於行政院在三月初將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並且表示考慮拆除園區的圍牆。台北市政府旋即在一週內將園區指定為「暫定古蹟」，隔年台北市將園區指定為「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公告範圍為「中正紀念堂全區」。隔年選舉執政黨更換之後，再度恢復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組織編制，民主紀念館再度變更為「中正紀念堂」，但保留正牌樓上的「自由廣場」以及民主廣場（原中正大廣場）、民主大道（原瞻仰大道）的名稱。十一月的時候，行政院進一步指定「正牌樓、民主廣場、民主大道、中正紀念堂」為國定古蹟。

如義大利建築學者多寧（Gianpiero Donin）所言，「公園（park）本身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實際的地方。在這個範圍內，事物的共存（coexistence）受到認可，儘管彼此之間並不相關，或是僅僅由背景中某種『自然』狀態而產生鬆散的連結，但是由類似的目標或特徵所統一。」不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中正紀念堂園區都已經成為台灣記憶和形象的一部分。但是如同命名和指定文化資產的複雜過程顯示，歷史記憶和紀念意義不會是單一的，它們更是相互競爭的論述（contested discourses）。

作為一個園區（park），它涵容了各種意義，除了建築、都市與景觀的設計美學之外，它也是日常生活中各種的事件、活動和行為的發生場所。這些概念和行為同時存在，有些甚至相互衝突，卻未必總是能夠調解。這裡並不試圖提出標準答案，但是從歷史紀念物這個現代社會獨有的概念出發，探索在民國之後如何轉化成為實質的紀念性建築與空間。最後從日常生活與都市保存的角度出發，試圖重新看待中正紀念堂作為都市遺產（urban heritage）的保存議題。

軸線的延長與反轉

從君主進入共和時期之後的新中國，也面臨到守舊與創新之間的調解問題。國家不僅需要新的機構和建築類型，總統或領導人的陵寢也需要新的發明。特別是紀念第一任總統孫文的中山陵本身就充滿象徵意義。1925年孫文在北京逝世之後，他的遺體並未立即下葬，而是穿著他所設計的「中山服」，並以防腐處理供人瞻仰。並且立下遺囑，希望安葬在南京紫金山，紀念辛亥革命之後臨時政府創建的所在城市。

由於國民黨勢力僅止於南方，陵寢從設計到安葬過程長達五年，歷經了北伐戰爭與國民黨權力核心的轉變。明尼蘇達大學的歷史學者汪利平教授曾經為文探討，中山陵的選址位於南京都市計畫的重要關鍵位置。作為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領袖的陵墓，中山陵是為了紀念孫文作為「開國大總統」凌駕於國家之上的角色，也必須是一個新興現代國家展示其重要儀式的永久場所。整體基地位於南京首都計畫的中心，直接向外延伸成為「中山路」，是總長十六公里、寬四十公尺的林蔭道，也是南京市的第一條柏油路。平面配置類似喚醒民眾的木鐸或「自由警鐘」。建築本體模仿宋代的雙層宮殿，但是在四個角落設置了西式教堂般的的鐘塔，一百公尺寬的階梯。這些設計有許多參照皇陵的元素，但是融入其他的西方/現代元素，經由設計上的調整使它展現了中國與西方、過去歷史與新時代共融並存的特質。

呂彥直所設計的中山陵和中山紀念館即是二十世紀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嘗試，假若按照孫文的遺囑，還會出現中國建築中不曾出現的遺體展示。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取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領袖，治喪委員會也修改了呂彥直的設計，讓整體外觀更為偏向傳統中國，這些設計包括了：增設了三座拱門所形成的牌坊入口，由此增設一道480公尺長的「神道」（現通稱「墓道」），使得原本「自由警鐘」的平面軸線被拉長。治喪委員會也違背孫文的遺囑，將他的遺體下葬，地面上則以長袍馬褂的雕像供人瞻仰。中山陵的設計被修改的過程，以及設計和落成後之間的落差，除了增加蔣介石作為孫文繼承人的合法性之外，也配合他希望提倡的儒家倫常價值，也預示了民國58年開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放在這樣的框架之下來看，不難想見中正紀念堂以國族主義（特別是階級分明的儒家思想）來強化統治合法性的企圖。在競圖中勝出的和睦建築師事務所的楊卓成所設計的方案中，除了明顯「參考」中山陵之外，也屬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框架：水泥製的仿木斗拱構造，中國建築元素的基礎、屋身和屋頂，卻是鋼構和混凝土的構造方式。正如《中正紀念堂籌建工作報告》所註明，整體建築設計構想希望「能夠表達中國文化精神」的需求，同時仍須符合「創造新穎之設計」與「有效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術，並講求經濟與實用」這些所謂「現代國家」的條件。

軸線的延長與整平，向來與權力的展現相關。由競圖時期就可以見到的元素，包括了三側的牌坊入口、劇院與音樂廳的對稱配置、以及200公尺長的長型水池，都建立了整體園區的主要與次要的軸線。競圖初期和後來建成的時期的改變，最大的改變在向東的開口面對台北監獄，因而街道景觀不而轉了180度面向西側，同時將長型水池則改為長向的瞻仰大道（今稱「民主大道」）。軸線延伸的設計，未必就是權力象徵或是法西斯，比如林肯紀念堂，單看設計也會覺得它很法西斯，然而該館面對的是國會山莊，對人民負責的意義不可言喻。由蔣介石將中山陵的軸線拉長，形成行進隊伍而消解「自由的警鐘」，除了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之外，也可以回溯到凱撒在羅馬共和轉為帝國的轉變過程中，將羅馬廣場上的講壇由斜向軸線遷移到中軸線底端，面對新建的朱比特神殿的象徵空間。而紀念性空間所具有教化意義，也是在羅馬時期建立。

廣場和公園的教化功能

許多人都指出中正紀念堂園區的威權特質，然而它同時是都市廣場，也是一個公園，也印證了這兩類空間自古以來就被賦予的教化功能（didactic function）。歷史上早期的紀念性廣場，著名的如古羅馬時期的凱薩，便以自己為名在首都設立「凱撒廣場」。在內戰之後，奧古斯都（Octavias Augustus）以凱撒義子兼繼承人的身份崛起，也接著凱撒廣場設立了一個奧古斯都廣場。後續的幾位帝王也如法泡製，也都在首都羅馬的核心地區建造以自己為名的紀念廣場，成為後人所知的的帝國廣場空間序列（Imperial Plaza）。這些廣場以九十度的直角關係排列，而且有明顯的對稱關係。奧古斯都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將自己改名為凱撒，後世幾位君王也群起仿效，使得凱撒成為領導者的稱謂。這些都是以各種紀念手法來強化自身合法性的做法。

給人們使用的「公園」（public park）是一個近代的現象，然而它比較像是一個概念，而不是實體的地方。早期的私園（park）是城外圈圍起來作為皇家獵場的區域，在都會中心設置公園，卻是到了現代都市文明特有的現象。也就是十九世紀工業社會浮現之後，作為城市相反概念而在都市中存在的場所。和廣場類似，公園也被賦予的教化功能，公園本身更是一個文化機構。著名紐約中央公園在成立之初，必須穿著正式禮服才能進入，這本身即是一個階級區分。設計者歐姆斯德即曾認為，這有助於中下階級學習上流社會的禮儀和行為舉止。公園內的設施，如音樂台、博物館和美術館、廣播電台，都是為了「教化人心」而設置。中山陵的設立初期，以「陵園」作為一個目標，後來因為用地取得不足而作罷。

因而在空間概念上除了和中山陵之外，也接近建築師楊卓成提出的林肯紀念堂、泰姬瑪哈陵空間感。整體園區的配置上，中正紀念堂都是一個花園。不論是中國皇家的苑囿，或是源自波斯的樂園（paradiso），其特徵都是四周受到圈圍的圍牆花園（walled garden）。這一點因為環繞基地三側（分別是信義路、杭州南路、愛國東路），築了長達1200公尺、高5公尺的迴廊，圍牆上刻有花窗，角落設置的四座角亭在高度、材料和形式都和正側牌樓相同，更加強化了花園（以及想像中的傳統中國園林）的意象。瞻仰大道長形水池的前方兩側各設置了一座不規則邊緣的水池，稱為「雲漢池」和「光華池」。在早期的官方照片中，可以見到刻意的框景構圖，假山、水池、小橋、石椅的前景，襯托出背景建築，是象徵青天白日的白色大理石屋身汗藍色琉璃屋瓦，成為一幅新舊雜陳的圖景。

這樣的花園也可以說是一種領域性花園（territorial garden）。穆克奇（Chandra Mukerji）討論的法王路易十四在為時期所興造的凡爾賽宮時，認為它不只是單純的皇家園林，更是宣示了路易十四這位年輕國王的領域性野心。「古物」（antiques）尚未成為風尚的時候，路易十四和其他統治者一樣對羅馬時期的遺跡並不會太在意。其建築師和造園師吸納了軍事堡壘的建築技術、軍隊對於自然資源的開採。幾何形式的軍事意義，不僅是隱喻，工整的幾何形本身便有助於演習、操兵的實際機能。從區位上來看，中正紀念堂位於舊有台北府的東門旁，所謂的「營邊地段」自清朝以來便是軍營，蔣介石也是軍人出身，曾經長期擔任軍事委員長的身份。「訓政時期」所希望培養的階級觀念和服從心態，也因為中正紀念堂園區的對稱、平整的形式，更加強了治理的效應和合法性。

開放田野：都市空白的自由發聲

法西斯政治的宣傳（propoganda）就是讓你吵雜到無法思考。同樣壓迫性的，是現代性的聲景。無論是個人或政治體制，對於沈默和空白的恐懼，也以噪音填塞思想，移除了獨立思考的空間。這也是為何獨裁和法西斯政權，經常無法欣賞現代主義的留白。這也說明了競圖過程中，試圖以現代主義的機能為主要表現訴求的提案無法勝出（如沈祖海的提案）。相對於現代主義提案的開放性，楊卓成方案中所採取的布雜（法國美術學院）手法，紀念堂的主體建築矗立在三個牌坊所形成的主次要軸線匯聚之處，「大屋頂」式樣和各種寓意、象徵的手法填滿場所，都顯現出由上而下的附加意義。

弔詭的是，在基地的西側，正對著兩廳院的軸線的自由廣場（原名「中正大廣場」）也促成了多元的使用。萊德貝羅（Dvaid Leatherbarrow）即曾經提到，平整的地面也提供了市民文化平等的立足點。這樣的廣場是中央隆起，往四面斜的盾牌般的土地。在平面配置上與紀念堂主體相互映襯，前者為虛體、後者為實體，因為地下停車場的緣故，地面上的廣場平整且開闊。這個邊長為120公尺見方的廣場可以容納一萬人以上的群眾。因為政治的解嚴和社會風氣的開放，「自由廣場」的「自由」可以說在重新命名之前早已經發生。1990年春天之後發生的六四天安門聲援活動、以及後續的野百合學運，都讓這個開放空間與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過程密不可分。

除了正式的展演活動之外，在日常生活層面也出現各種非正式的行為：管理政策放寬之後，中正紀念堂一度作為熱門的婚紗攝影場所，也帶動了愛國東路的婚紗業。1980年代有計劃推行土風舞運動的時候，廣場成為受歡迎的練舞場所，後來兩廳院的迴廊空間演變成為街舞的練習場所。園林式的迴廊特別受到歡迎，每隔4.5公尺鑲嵌一座「燈籠窗」，共有26種造型，390個燈籠窗。

這些迴廊空間位於園區的角落，但是又臨近周邊的都市人行道，形成特殊的通透性的圍合感，也是具有安全感的邊緣空間。這些特質讓這裡成為各種活動空間：白天成為各種舞蹈、武術活動的練習場所，夜晚則成為約會場所。棋奕社團除了運用石凳作為棋桌之外，也會設置活動式棚架和桌椅。這些使用行為都重新定義了這個空間的政治特性。

結論：襲產神話的重新想像

然而終究來說，依賴紀念物（不論是建築或雕塑或紀念碑）來賦予意義，都是把物件和記憶畫上等號的物質主義。在印刷術發明之後歷經了一次「記憶」的危機，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有了各種的資訊儲存裝置，物件和記憶的連結更加稀薄。法國建築學者索埃（Francoise Choay）曾以《Allégorie du patrimoine》（襲產的神話）專書來探索整個歐洲的襲產文化形成的過程，從英譯本的書名「歷史襲產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可以看出，他對於歷史紀念物的概念解構，意圖揭露襲產（patrimony）所包含的父權價值與鄉愁懷舊式的孤芳自賞。

隨著工業革命的威脅，促成了法國大革命之後所形成的歷史保存價值的體制化。當歷史建物受到威脅的時候，大家開始從各種不同的價值來討論。強調藝術價值的觀點，認為藝術的感染力能夠培養新國家的公民精神，而理性會影響藝術的創造性。著重經濟和實用價值的，認為藝術價值過於多愁善感，歷史保存不能訴諸於個人或一時的喜好，而必須有系統性的評估原則和全盤的考量。工業革命帶來全球歷史紀念性觀念的改變。歐陸各國不約而同將歷史紀念物體制化，比如基佐（François  Guizot）於1830年擔任內政部長時後所撰寫的《國王報告書》（Rapport au roi），或是汝斯金（John Ruskin）於1854年對於倫敦世界博覽會會場設計水晶宮的評價，目的都是在呼喚情感記憶，讓紀念物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性，這也是所謂的「紀念價值」從個人到國家層級的擴大。如何不再武斷的指認或訴諸於既定的意識形態，立基於科學和理性的制度必須建立起來。在幾個不同階段的歷史紀念物概念形成過程中，襲產（patrimony）的概念本身便含有父權與國家的意味，因而里格爾（Adolf Reigl）在寫作「歷史紀念物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的經典探討文章中，便刻意忽略了國家的角色。

終究來說，他認為歷史襲產的指定不論是基於實用價值、社會價值或歷史價值，都必須根植於市民的實踐和生活習性之上。而「都市遺產」（urban heritage）的概念更要求各種紀念性的探討，都必須將城市作為一個美學有機體的活性架構，以城市為基地來進一步整合紀念性場所的記憶與教育價值。就此而言，索埃提出三項原則：

1. 舊城需要融入地方的發展計畫。
2. 不可將紀念性建築劃設在城市之外，否則即是自戀式的抹除與孤立。
3. 前兩個前提都滿足之後，才是紀念物的保存和修整。

在這個充斥著「記憶義肢」的年代，歷史紀念物的存在理由越來越薄弱，從在犬儒的角度來看，它不過顯示了國家或時代的孤芳自賞。然而這並非否定歷史紀念物的保存必要或存在價值，索埃挑戰讀者在保留這些共同記憶的同時，是否也能轉變這些紀念物存在的文脈與環境。因為當框架和條件改變了，意義也就改變了。

如同薛琴建築師在《國定古蹟「台灣民主紀念園區」調查研究》的成果報告書中指出，今日我們面對基地的時候，需要的是不同意義的視角和詮釋。對於歷史記憶的包袱應該如何前進，都是對於各種歷史意義的「讀者」所提出來的莫大挑戰。面對中正紀念堂園區，我們所能提出改變方案，是否就只是象徵性的「拆牆」？是否還可能將正面牌坊兩側的大小森林公園予以野化（rewilding）？是否可能刨除部分的鋪面，以荒地再生的概念作為市民精神重生的基地？這些都是可能的提案，然而在各種不確定和多元價值並存的情況下，這些轉變的過程都必須是由下而上的討論，而不是任何意識形態所能夠指認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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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國立中正紀念堂官網：https://www.cksmh.gov.tw/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1）《轉型，下一步！中正紀念堂轉型社會溝通講座手冊》。
• 黃宇軒（2019）《從烏托邦的計畫藍圖到現代化城市的實現 — 以營邊段計劃到信義計劃為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陳含葦（2015）《多義的中正紀念堂？紀念空間的意義轉變》，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韻翠（2020）《建構記憶之地—中正紀念堂領袖紀念館中的國族地方感》博物館學季刊, 34(1): 45-64。
• 薛琴建築師事務所（2014）《國定古蹟「台灣民主紀念園區」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委託）。
• Françoise Choay, The 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 trans. Lauren M. O’Conn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ierre Donadieu, “Spatial Device,” and Gianpiero Donin, “Park,” in Daniela Colafraceschi ed., Landscape +: 100 Words to Inhabit It (Barcelona: Gustavo Gili, 2008).
• 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7).
• John Stambaugh, The Ancient Roman City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88).
• Rudolf G. Wagner, “Ritual,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Publicity during the Republic,” in Jeffrey Cody et. al. ed.,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223-278.
• 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1996), 21:2, 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