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惠純

2021年11月的初秋，時隔多年後再訪柏林，短短幾天之內，我走訪了柏林圍牆、原為柏林圍牆舊址的塗鴉作品展示牆—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恐怖地形圖(Topography of Terror)—原為納粹黨衛軍與最高保安機構蓋世太保的總部、東德國家安全秘密警察機關舊址—Stasi所改建的博物館(Stasi Museum)、以及前東德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現為紀念館(Berlin Hohenschönhausen Memorial)。

走在偌大的柏林， 讓我深刻感覺到，再也沒有一個城市比柏林是如此直白且強烈地刻畫著其20世紀波折的歷史。這段歷史不管是由希特勒取得政權、納粹屠殺猶太人、再到東西柏林的分隔與兩德統一，這座城市的無數建築物透過重建或成為見證歷史的「現場」，或成為「記憶的所繫之處」，但歷史記憶是否真的有辦法完全透過有形的建築物還原嗎？又或者，這些建築物作為一種文本，其意義總是不斷透過讀者的凝視與思考而浮現。

然而，對匆匆一瞥的遊客來說，對歷史建築、紀念碑這些記憶的物質化空間以及象徵，觀者的體驗乃至於經驗又有什麼價值呢？而人們對於這些歷史建築、紀念碑的觀看，是否代表著我們可以將過去歷史如實回放，然後就此將其安置在記憶的角落任其完整。又或者，這些銘刻著記憶的政治空間，可以做為我們與過去對話的起點。

正如專研大屠殺的記憶研究的教授James E. Young所說¹， 

記憶從來不是塑造於真空之中，而記憶的動力也從來不是純粹的

這使得記憶可以不斷被反思，記憶絕非僅僅附形於紀念物本身。而接下來我想討論的是政治空間中的記憶、紀念與兩者之間的關係，我想透過一個我在德國柏林參觀時「歐洲受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的案例說明，當人們為什麼會希望透過有形的建築物來紀念過去所發生的事物。而從興建紀念碑所引發的德國人對於如何整個戰後他們面對大屠殺要如何紀念的爭議，讓我理解到歷史建築有形空間只是「紀念」的起點，紀念的地點、紀念的對象、與紀念的儀式不僅映照人們如何面對過去，對於德國人來說，如何紀念更牽扯出整個德國戰後不斷追索的問題：透過面對歷史，我們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德國人？換句話說，德國處理政治空間不僅要面對過去，同時也不斷逼問自己，德國人應該追求怎麼樣的未來。

沒有入口的紀念碑，如何紀念與記憶？——紀念碑的象徵難題 

按既定行程要前往「歐洲受迫害猶太人紀念碑」時，我按照Google Map指示，搭地鐵到了柏林布蘭登堡門這一站，從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 再往漢納鄂蘭大街(Hannah-Arendt-Straße)，我心裡既有著一股觀光客的期待，但也不免疑惑說，在市中心的精華地段竟然有一塊這麼大的空地，用作紀念碑，而且這塊紀念碑就坐落以批判極權主義聞名的哲學家Hannah Arendt所命名的街道上，這顯然不是巧合，我於是心中暗自讚嘆了德國人對於歷史的深刻的反省能力。

但當我到了現場，卻出現更大的困惑——在一個偌大空地裡出現了許多垂直佇立的混凝土塊，有高有低，參差不齊，遠遠看就像是一個墓園。但仔細走近一看，卻發現這些看似像墓碑的混凝土立面，材質非常特殊，有點霧面，但上面既沒有文字也沒有符號，只是一片空白。

正當我疑惑說我真的沒有來錯地方嗎？這真的是紀念碑嗎？仔細對照了Google 上的介紹，發現我其實沒錯，只是這裡除了一大片面積的混凝土立面，似乎什麼也沒有。既沒有明確的入口與出口，也沒有紀念碑名稱的告示牌，更沒有受害者的姓名。穿梭在空間的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這裡又沒有指標，不禁好奇地想，這個紀念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是一種迷失的感覺嗎？或者只為傳達納粹在猶太人身上犯下沈重的暴行，而這一切難以用文字訴說，只能在無名的混凝土塊中感受到生命的無所依？

紀念的政治，政治的紀念——一個紀念碑，各種表述

如同我的困惑一般，這個紀念碑在當初興建之時，也出現了許多批評與爭議。這個紀念碑的興建構想，始於1997年，在新聞記者Lea Rosh跟史學家Eberhard Jäckel的倡議之下，認為德國應該要仿效其他國家，例如以色列與美國，以聯邦政府之名為猶太人蓋一座國家級的紀念碑。德國時任總理柯爾(Helmut Kohl)首肯這個紀念碑的興建計畫，但前前後後一共歷經十七年才完成，這中間經過兩次競圖、國會的討論與投票，以及無數次的辯論。終於在2005年，完成紀念碑的興建。

然而這座紀念碑的爭議，從選址、紀念的對象、紀念的意涵與設計、以及是否應該要成立訊息中心納入受害者的姓名等，都充滿著不同立場的拉扯與論辯。因為紀念碑的位址並非歷史現場，而是原先東德政府機關的花園，儘管它與柏林政治中心布蘭登堡門以及國會大廈在地理上都非常靠近，但是關於這個紀念碑的選址一開始就被質疑說，如果要更能夠彰顯德國系統性屠殺猶太人，當時有位猶太社群代表，同時也是建築師的Salomon Korn更直接建議，如果要蓋一個紀念碑，那為何不直接蓋在德國的權力中樞—國會大廈的入口，讓這些議員每天上班時都能看見紀念碑，這不是更能夠喚醒德國人的集體反省，並且確保握有政治權力者永不再犯一樣的錯誤嗎？²此外，紀念碑的興建更引發當時已經改建為紀念遺址的七個納粹集中營管理者的反對，認為一個中心化的紀念焦點將會使人們無法更聚焦於其他紀念位址。而柏林市長也出聲反對，認為柏林已經為統一後的德國承擔太多記憶工程的打造，柏林不該成為一個「懺悔之都」（a Capital of Remorse）³。

而在第一次競圖揭曉之後，原先倡議者他們喜歡的方案是一個比標準11人制足球場還大的巨型墓碑，長寬各100公尺，上面刻著所有已知的在希特勒執政時期的猶太受難者的姓名。但這個設計受到當時德國總理柯爾的反對，因為這種建築上的巨型主義(gigantism)呼應了納粹熱愛宏偉建築的美學形式，因此聯邦政府再次為這個紀念碑第二次舉行競圖。

第二次的競圖結果是美籍猶太裔的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設計脫穎而出，他的設計精神是採取「抽象主義」的表達方式，他的理念在於建築物本身透過文字或符號再現當時猶太人所受的巨大苦難，對於這段沈重的歷史的紀念，不是透過更多過載的訊息，Peter Eisenman試圖透過建築物本身的量體、規模、空間和燈光來傳達意象，而每個到此的遊客透過對於空間的經驗與感受，得有自己對於紀念物的開放性詮釋。因此他主張，不放入任何受害者的姓名與事件本身的資訊，因為他認為當代社會已高度承載太多訊息，他希望人們到此地來能夠思考與感受。

然而，由於這個設計排除了納入受害者的姓名，也沒有任何加害者的姓名，而引發了許多爭議。尤其是猶太社群的不滿，認為這個設計假設了所有來到這裡的人早已具備了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知識，但並沒有適切告訴人們紀念碑的目的與意義。⁴

而除了這些爭議之外，其實從紀念碑的選址、紀念的對象以及紀念方式，反映了當時德國社會面對其難堪過去的認同掙扎、與不同政治傾向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當時德國總理柯爾的帶領之下，記憶工程的展開成為「新德國」最重要的國族工程，東西德統一後的德國代表著德國將從此揮別二戰屠殺猶太人與東西德分屬不同陣營對峙的冷戰陰影。

然而這樣的觀點，一直為德國致力恢復啟蒙現代性的哲學大家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批判。他認為，德國屠殺納粹的歷史是一個文明的斷裂，唯有重拾德國的啟蒙傳統與人文精神，對於個人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尊重，德國才能夠永遠不再犯一樣的錯誤。⁵而將對於啟蒙精神的追求作為德國認同的基礎，也同時一貫呼應哈伯瑪斯本身對於歐盟整合的期待—歐洲憲法創立的精神與統合基礎在於立基於尊重多元與差異，以及強調對於歐盟憲法下的公民給予自由與人權保障，而非基於強調特殊性的國族認同。在哈伯瑪斯 的理想裏，透過戰後德國認同的記憶重建工作，也因此得以超越民族或族裔經驗的特殊性，超越自身的德國經驗，而得以不同族裔、種族、文化背景的德國人得以互相尊重而共存。換句話說，國族的記憶工程打造並非為了只是記錄過去的歷史，而是為了現在、為了未來的共同生存。

然而柯爾的立場卻是將「1989」年，而非1945年，看作「新德國」的國族元年。 柯爾認為兩德統一之後的德國，具有重塑德國集體認同的歷史轉捩點，因此他亟欲想要將統一後的首都柏林打造為強化新德國認同所在之處，統一後的德國一切都回歸「常態化」（normality）。冷戰結束了，脫離社會主義牢籠的東德人，重回大德國的懷抱，德國人可以一如以往對自己獨特的文化、哲學、音樂、詩歌等自豪讚頌。這個常態化的觀點看似中性，卻引發了去政治，去歷史的批判，以及德國是否願意認真反省歷史過錯的批評，這也反映在對於德國社會對於是否該為屠殺猶太人設立紀念碑的論辯。而右翼史家為這段歷史辯稱：德國之所以屠殺猶太人，絕非是與文明的斷裂，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都是戰敗國，兩次戰敗的代價都使得德國付出慘痛的代價，而成為英美俄法不同勢力瓜分的受害者，既然德國也是受害者，自然也不能忽略這段歷史。當戰爭已結束，德國應該向前看，而不是一直背著為大屠殺贖罪的十字架。這樣的觀點，早在80年代德國歷史學界的辯論中就已出現過。⁶90年代德國社會對於該如何反省面對歷史的爭論未歇，而是否該為猶太人設立紀念碑的議題也成為德國不同政治立場激辯的核心。

紀念碑的設立在不同歷史、政治立場角力的氛圍中一再延宕，然而在1998年出現戲劇性地轉折，當時被歸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作家Martin Walser在接受德國最富盛名文學獎項的頒獎典禮上，公開表示自己反對猶太人紀念碑的興建，他認為良心是每個德國人的私人問題，德國不應該因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這段歷史而動彈不得，更不應該企圖用紀念來提醒現在的每個的德國人，當年德國人所犯下的罪行。這段演講引發了強大的後座力，右派亟於利用這樣的言論作為反對紀念碑的基礎，反而招致整個德國社會的反彈與不滿，尤其是猶太社群，此一意外的轉折，使得時任德國總理施若德，從原先對於設立紀念碑的懷疑，最後也同意推動紀念碑的興建，同時也接受了猶太人社群一直爭取的在紀念碑的地下室另外設立資訊中心（information centre）的建議， 以使更多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證據能夠攤在世人面前。這段歷史呈現了紀念本身，真實映射了當下的我們選擇面對歷史的方式與目的。

如何紀念過去—都是透過當下的介入

紀念從來不是只是將歷史真相還原而已，也非將真相／記憶標準化投射至每個人的腦中。負責設計這個紀念碑的美籍猶太裔建築師Peter Eisenman說到，他之所以選擇創造一個新的紀念方式來設計猶太人受難紀念碑，這些不具象徵意涵的紀念碑也意味著「理解的困難」，甚至無法保證任何理解的可能。而我的理解是，正如納粹對於猶太人所犯下的暴行一般，早已超過人類經驗的範疇，我們在這個空間的理解與經驗，絕非是對於納粹犯下暴行的「感同深受」，反而是一種迷失(disorientation)與失去方向感，在這樣的紀念空間中，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放棄用任何的文字與象徵理解過去，我非常喜歡Peter Eisenman對於這個紀念碑採取的紀念方式，他說道：「這個紀念碑，既沒有目的，也沒有出口與入口」，而「我們只能透過當下的呈現而理解過去 (Today we can only understand the past through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present)。」

歷史從未蓋棺論定：紀念只是起點

從德國的紀念性空間的打造經驗中，當人們透過空間的物質形式得以記憶/紀念，這並非意味著歷史就已蓋棺論定，尤其是當代的公共空間的生產往往呈現了一個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從筆者介紹的案例裡面，紀念碑的物質生產也很難避免官方立場的介入，因此也漸漸有許多「反對紀念碑」(counter monument)的呼聲出現。他們主張，在官方的敘事立場之外，應該有更多的對話與不同於官方意見的另一種聲響。誰有權介入政治紀念空間的再生產？這並非是歷史學者、建築師、規劃者與政府的特權而已，每一個公民與物質空間的連結，從使用這塊空間中獲得的感受與經驗，以及實際作為空間的使用者，他們的實作與想像，才是「物質化的記憶」作為一種集體政治工程的起點。

註解

¹ 出處： Young, J. (1993). The texture of memory :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² 參閱：Marcuse, P. (1998). Reflections on Berlin: The meaning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2(2), 331-338.

³ 參閱：Neill, W. J. (2005). Berlin Babylon: The spatiality of memory and identity in recent planning for the German capital.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6(3), 335-353.

⁴ 關於紀念碑設計的理念以及其引發的爭議，研究大屠殺、種族滅絕的記憶的美籍學者James E. Young，擔任當時競圖的評審，他後來將這段經歷放進他專書的部份內容當中 Young, J. (2016). The stages of memory : Reflections on memorial art, loss, and the spaces between /.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https://britishassociationforholocauststudies.wordpress.com/2020/09/24/an-evening-lecture-with-professor-james-e-young/ 這個網站中也有他的演講，仔細說明了設計的變更。

⁵ 參閱：Habermas, J. (1999). Der Zeigefinger. Die Deutschen und ihr Denkmal. Die Zeit, 31(1999), 42-44.

⁶ 關於中文文獻，可參考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潘宗憶所出版的論文，〈新德國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柏林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探討〉， 《南開史學》， 第2期， 第245-281頁， 2019年十二月 。關於德國史學界經常出現的一詞「追求常態」以及當時引發爭議的Bitburg參訪事件，所引發德國是否對於歷史的反省不夠徹底的爭論，可以參考Morris, D. B. (1995). Bitburg Revisited: Germany’s Search for Normalcy. German Politics & Society, 13(4 (37)), 92–109. http://www.jstor.org/stable/23736266

⁷ 關於Martin Walser的演說所引發的爭議，參閱Neill, W. J. (2005). Berlin Babylon: The spatiality of memory and identity in recent planning for the German capital.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6(3), 335-353.  Kamenetzky, D. A. (1999). The Debate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Martin Walser Speech: How Does Germany Reckon with its Past? Mathas, A. (2002).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Martin Walser on Memoirs and Memorial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5(1), 1-22.

⁸ 在歐洲受迫害猶太人紀念碑的官方網站上，建築師Peter Eisenman說明了他的設計理念，參閱：https://www.stiftung-denkmal.de/en/memorials/memorial-to-the-murdered-jews-of-eur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