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品潔

週日的捷運地下街，可以看見下街，可以看見七彩斑斕、各種搭配樣式的穆斯林長袍（gamis），有的袖口鑲有蕾絲花邊、有的則是現代感十足的印花圖騰，更多的是只有簡單俐落的頭巾，搭配休閒的一般服飾，下身搭配長裙、牛仔褲等有點「韓系」的裝扮。從臺北車站大廳開始彌散到臺北地下街，宛如一場時裝秀場，讓週末的地下街充滿街區生活的活力。
不過都市中的地下空間經常讓人難以辨識方位，垂直移動讓迷路感更加強烈，我身為本地人尚且如此，那些身為異鄉人的移工族群呢？這篇文章試圖透過移工假日時在臺北車站的移動經驗，檢視北車周圍地區的空間如何生產、斷裂以及他們如何藉由行動、消費來維繫認同。以及我認為最重要的：她們怎麼「找路」？

迷路：垂直移動的空間斷裂經驗

臺北車站空間錯綜複雜，就算有著不同大小、多樣設計的指標，還是常常導致使用者迷路（我自己也常常迷路）導致每個人都自己的獨特認路方式。熟悉中文、英文的我們，都無法自信地仰賴指摽找到想去的目的地。那麼，在臺北車站、轉運站、地下街等穿梭移動的移工群體如何在這種多重地面的城市中描繪、認識周圍的環境，並且藉以定位自身？無法仰賴指標上語言符號系統的外籍群體，如何認知眼花撩亂的垂直移動空間？

曾經在臺北車站旁的小印尼，與來台灣十年的印尼籍看護姊姊訪談，她說剛來台灣的時候還沒有手機，只能用問路的方式找到方向並且用筆在紙上畫下來，現在則可以使用手機app地圖。然而，許多移工使用的是預付卡，網路對他們來說是可以盡量節省的開銷。所以用「問路」方式詢問熟悉臺北車站空間的印尼籍朋友還是主要方式。熟悉車站空間的群體，多半是每個星期都可以放假的人，許多久久放假一次的移工，需要依靠熟悉者的「帶路」或指引，才能從車站大廳抵達臺北地下街。

商店則是另一個作為認識地下街空間的方式：從臺北車站旁印尼街結束匯兌的印尼籍受訪者，帶我從靠近印尼街入口的M5出口搭手扶梯進入地下街系統，「你先看到這個ABC（日本連鎖鞋店），然後再下去，就會看到EEC（東南亞連鎖雜貨店）了」她對我解釋，連鎖雜貨店販賣的商品比雜貨店便宜，種類也比較多，許多移工因為家裡附近沒有東南亞雜貨店，所以會在放假的時候一次採買。臺北車站作為交通樞紐與相鄰的地下街商店，滿足了因為放假難得所產生出的「一站式」需求。

另一位在小印尼用餐的受訪者，則表示臺北地下街距離車站大廳很遠，到小印尼吃東西比較近。根據訪談觀察，許多移工的共同經驗都顯示著空間經驗的斷裂，臺北車站作為交通樞紐的節點與地標，讓不熟悉空間與因語言無法閱讀指標的人可以作為見面地點，而臺北地下街對他們來說則是遙遠、容易迷路但卻必要的存在。

臺北車站B1有一個她們想去、需要去，但非常擁擠的地方——祈禱室。她們感謝這種空間的存在，但也因為過於狹窄，常常需要排很長的隊伍，才能擠進只能容納四、五個人肩並肩的小房間。到了禮拜時間，只好在臺北車站一樓或是找一處不擋人卻又乾淨的角落，在難得放假的自主時間，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

地下街的東南亞雜貨店除了作為印尼移工或學生來地下街的目的地以外，也是一個指認地下街方向的起點。從雜貨店開始，延伸至後方商店街包含生活用品、珠寶店、鞋店、服飾店等，都是滿足生活需求的商店，其中還夾雜幾家代表青少年與日本次文化的動漫文化商品店家，也會有聚集的青少年席地而坐，交換、分享著手上的動漫文化收藏品。地下街尾端則設有幾家印尼料理店與宗教服飾店，原本賣圍巾帽子的台灣店家也開始販賣起頭巾（hijab）做起移工的生意。位於地下街末端的一家女性穆斯林服飾店，則是另一個女性移工能夠定位地下街空間感的場所。

北車異質族裔化地景：一種斷裂而生的都市社會縫隙

臺北車站從 1998、1999 年起，逐漸成為移工假日時的重要節點，在 1998 至 2000 年左右開始在臺北車站二樓由金華百貨營運，承租攤位負責招商，許多攤位做起移工的生意。然而，攤商自金華百貨開始，經歷過兩次的搬遷經驗，2005 年金華百貨被勒令停業，大部分商家流散至臺北車站一樓、地下一樓、臺北地下街與北平西路。另一次搬遷則是因為2007 年車站站體內部的空間規劃政策，在臺北車站一樓與地下一樓的商家，再度撤離至臺北地下街或小印尼（陳虹穎，2008）。

換言之，現在臺北車站二樓的微風美食廣場，也曾經是移工們的消費場所。臺北車站作為交通樞紐，提供受到勞動條件、時間限制的移工們與朋友、家人見面或集合、聚會購物的地方，聚集的族裔經濟也形成跨國流動的介面，提供家鄉味的餐飲之外，包含匯兌、跨國郵寄等需求服務。臺北車站空間的異質族裔化過程，顯示出移工群體的空間形成的機制為不同歷史階段下，追求資本積累所產生的縫隙，也生產出移工群體在臺北車站移動的斷裂經驗。

臺北車站內部與周邊所形成的異質族裔化地方，是一種受到假日（時間）與區位（空間）擠壓出來的都市縫隙，它具有聯繫社會網路的效果，也透過地方參與者的操演而形成。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異質族裔化地方在都市之中形成的縫隙也是跨國移動的介面，維繫著文化操演與族裔認同（王志弘、沈孟穎，2009）。

移工現身承載的是跨國不均等發展的結果，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而離鄉來台的印尼籍移工，因為勞動條件的約束，比較好的狀況是一星期能夠固定在週日放一天假，更常見的社福移工，則因為諸多原因（包含受照顧者的健康狀況、雇主的喜好、甚至是雇主本身的勞動條件）只能月休一次，很多人在一個月或兩個月前就必須安排好下個月或下下的月的行程，但卻也面臨著隨時變動的風險。在缺乏固定放假時間，又因為工作性質為在家中與社群隔離的個體狀態，固定的空間對她們來說，是一個在異鄉中能夠維繫自我認同的場所。

我曾經因為進行研究，想要約訪朋友家的印尼籍看護，但經歷了一整個學期都沒有成功。這位印尼妹妹（比我還年輕）跟受照護者住在有獨立衛浴的主臥，平時鮮少與其他家人來往。受照護者是需要輪椅的九十幾歲老人。她與其他家庭成員的交流很少，根據朋友的「有限理解」，她平日在天氣好時會推老人出門曬太陽，週三早上會去市場採買之外，在家中大多時間都待在房間。因此，他們也不確定她的中文能力，與其他跟她有關的事情。她一個月只有一次的放假機會，而我的約訪計畫（與她的假期）也因為老人兩次進出醫院而數次延期。除了既定計畫取消之外，也因為老人病情的緣故，遲遲無法決定下一次的日期。

因為上述理由，時間與空間上的斷裂，在都市中的異質族裔化地方，是一種斷裂而生的都市社會縫隙，這些地方會因為工作時間、空間上的因素而在都市中不均勻的出現與隱藏。她們藉由縫隙形成社會網絡以及在異鄉形塑文化認同，也讓我好奇她們的重要文化表現「服裝」扮演什麼角色？

移工群體的端莊時尚與劃界認同

從1990年代開始，印尼興起了「穆斯林服裝」（busana Muslim）的概念。從舊有伊斯蘭信仰將身體視為羞體，而必須用老氣的布料包遮掩身體曲線的習俗，到強調美麗的穿著是彰顯真主的恩惠（邱炫元，2017）。以爪哇的主要城市而言，包覆頭部且不露出頭髮的伊斯蘭頭巾在 1990 年代末期已經成為一種拋棄愚昧過去、 擁抱嶄新未來的現代性符碼（趙恩潔，2018）。印尼的時尚部落客也嘗試改變以西方觀點對於穿戴頭巾的刻板印象（Akiko Fujita，2015）。Reina Lewis（2015）認為端莊時尚的實踐，是個體的現代性特徵，用以回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透過網路傳播的數位化發展，端莊時尚的發展作為協商傳統「宗教」與現代「時尚」的衝突。

Anna-Mari Almila（2015）將時尚視為象徵性資本，指出穆斯林女性對於時尚的運用，為身為少數族群在生活中所面對不同挑戰的策略。對於個人而言，時尚也具有區分與歸屬的兩種目的：既屬於一個群體，又能將自己與其他群體區分開來。

台灣的脈絡下，女性穆斯林移工對於端莊時尚的實踐與多樣化的展現，不僅是對於時尚的追求，在台灣社會「他者化」的群體建構下「好看」、「得體」的頭巾與宗教服飾的穿戴，主要也不是為了提升在主流社會中的群體形象與去污名化的策略，更傾向透過消費，達到經濟自主性的自我實踐、族裔消費認同、宗教自我維護和與來源國的認同維繫。族裔消費實踐的地點，也在都市縫隙中形成了族裔化地方，在交通樞紐的地點（如臺北車站、中壢火車站等）形成聚集的族裔經濟。

位在臺北地下街末端這家服飾店，販賣著印尼明星、網紅所流行的知名品牌罩袍與頭巾，也是許多人「找路」來地下街的目的地。

我開店的理想是想把美跟時尚的感覺帶出來，而不是像市場一樣，把很便宜的東西很貴的放在店裡，不像是台灣人想到的穆斯林就是黑黑的、很可怕這樣，其實她們穿衣服很會打扮，比我們一般台灣人隨便穿都講究。

店裡的牆上分區貼上印尼網紅的照片，依照品牌標上標籤。「像Zakia Sungkar 的我們也有賣，她在印尼超紅的！」她解釋，Zakia Sungkar是印尼有名的歌手，具有自創的伊斯蘭服飾品牌， 老闆娘Tina在疫情前每年都會親自去印尼首都雅加達做市場調查，看她們喜歡買什麼、哪種布料、甚至參與時裝秀，久了就知道要進什麼貨，也能掌握品味趨勢進而幫助她們搭配。「其實就是有一個picture在腦中想，這些衣服她們穿在身上、走在台灣的路上感覺是怎麼樣的」、「例如她們喜歡的顏色跟質料跟日韓喜歡的就差很多，像這些（指店內架上藕色系）衣服，穿在她們身上就很好看」她細心闡述她的想法。

其實這些衣服兩、三千塊，她們如果在印尼工作是想都不敢想的，但你會怪她們買嗎？來到台灣後，現在在這裡有賺錢、有能力，我覺得花錢在自己身上沒有不好。

Tina嘗試以顧客的角度解釋移工消費的自主性，站在同為女性的角度詮釋經濟獨立的生活方式。移工的公開集體現身，離開雇主家或工廠，化零為整，讓本地人不得不正視移工群體的存在事實，也以其集體消費的能力，在市場上局部構成發言的力量（王志弘，2006）。因為工作的勞動條件跟雇主限制下的信仰實踐，在假日的自主時空能夠透過集體現身的方式，展現其宗教認同與維繫自我認同，以宗教實踐的方式抵抗地主國主流文化的日常壓迫，也以消費方式展現其族裔認同。

「迷路」的公共空間區隔與「找路」的思鄉之情

伊斯蘭傳統認為女性以頭巾（hijab）蒙頭的舉措代表端莊、敬虔和順從宗的美德，但是這種基本的宗實踐需求，在臺灣社會的僱傭關係下不一定能輕易實現（仲芸，2018）。 本地居民的仇外情緒，也導致移民降低自身的辨識性（visibility），調整服裝打扮、居住區域、還有經濟活動（AbdouMaliq Simone，2004）。印尼移工在家裡的宗教實踐往往受到限制，除了禮拜的衝突外，還有頭巾（hijab）穿戴與否的困難。許多受訪者在家中面臨的是因為雇主本身的宗教信仰、偏見或是喜好而無法穿戴頭巾，只能在外出的時候偷偷戴上，回家前再拿下。

移工在臺北車站移動斷裂的經驗，顯示出的是社會階級與空間排除的問題。缺乏資源與公共空間的群體，只好透過不同策略與認路方式串連臺北車站內部的空間。看臺北車站也可以發現，二樓的微風廣場與地下街的空間區隔與族群差異。車站大廳位居正中，大廳能不能坐的議題也是關鍵，讓北車不僅僅只是那麼單純的「開放空間」而已。

其實，移工在臺北車站的「找路」經驗不只是在空間中尋找目的地，也是在異鄉之中尋找回家之路，找到信仰實踐的地方、找到「家」的認同感。許多移工為了讓在印尼的父母、兒女，甚至是透過清真寺領養的子女，過著更好的生活，在異鄉中努力克服生活的困難又隱忍了許多不平等的待遇。學費、貸款成為她們每個月的必要開銷，為了孩子的願望常常需要犧牲自己的物質慾望。她們認路的方式以及在這個複雜（社會）空間怎麼「找到自己的路」？

我覺得路不只有空間意涵還是社會隱喻，是一條在異鄉中找尋信仰、找尋歸屬感的「路」，她們透過端裝時尚的實踐與假日生活的操演與消費。那或許是一條回家之路、一種思鄉之情或期待，也可能是她們在生命歷程中在「回不回家」、「什麼時候回家」的問題中找到自我答案的路。

她們怎麼找到路？身處異鄉台灣，她們的路在何方？

徵引文獻

1. 王志弘（2006）〈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周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49-203。
2. 王志弘、沈孟穎（2009）〈疆域化、縫隙介面與跨國空間：臺北安康市場“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3：119-166。
3. 仲芸（2018）〈販賣 Hijab 的道德經濟學: 在臺印尼穆斯林移工的兼業經濟行動分析〉，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4. 邱炫元（2017）〈印尼穆斯林婦女服飾與美妝時尚〉《科學發展》537:36-41。
5. 陳虹穎（2009）〈臺北車站/小印尼:從族裔聚集地看都市治理術〉，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6. 趙恩潔（2018）〈 「又美麗又虔敬」: 中爪哇戴頭巾者社群的美/德能動性 〉， 《臺灣社會學刊》64:1-47。
7. Akiko Fujita. （2015, October 7）Hijab Fashion Is So Popular In Indonesia Non-Muslim Designers Are Getting In On It. The World. Retrieved from, 2015, October 7.
8. Almila, Anna-Mari (2015) Fashion, Anti-Fashion, Non-Fashion and Symbolic Capital: The Uses of Dress among Muslim Minorities in Finland. Fashion Theory (20):81-102.
9. Lewis, Reina. (2012). “Fashion, Shame and Pride: Constructing the Modest Fashion Industry in Three Faiths.” [The Changing World Religion Map]. Springer Netherlands. 2597-2609.
10. Simone, AbdouMaliq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 40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