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士倫、吳蘇庭、劉宣辰

來到台北舊城區，或許會想到曾經在南門市場裡添購年節貨品、總統府前參與集會遊行等生活記憶，或是遊蕩在乘載複雜建城歷史記憶的建築群裡，觀賞舊城區立體的城市樣貌，在這些多樣態的使用光景中，我們鮮少注意到1980年後的城市景觀，其實由中正紀念堂默默控制著台北市中正區的天際線，以維持蔣中正的威權紀念（圖1）。在轉型正義工作驅動社會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反思，中正紀念堂這個用來紀念特定個人的場所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中正紀念堂園區在現今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正紀念堂引發的都市效果又是如何塑造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景觀？

一座「困難」的紀念堂

近期，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議題在歷史、建築及表演藝術各界的討論逐漸公共化，同時也引發社會輿論張力，更凸顯其作為困難襲產的複雜性。例如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認為「轉型中正紀念堂有N種方法，我認為只有一種可能：拆掉他，至於拆掉之後就有N種可能」，以及現任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表示「你敢拆除兩蔣銅像，我敢打垮文化台獨」等（周婉窈，2021；朱立倫，2021）。當我們回頭檢視促轉會欲處理的任務目標及發表的公開資料，可以看到目前工作項目多集中在法律及社會工作專業，單單將中正紀念堂堂體及其中蔣公銅像認定為「威權象徵」，而對紀念園區「空間」轉型的討論多著重於園區內部的空間架構，尚未探討園區外部的都市影響。我們認為，空間轉型的「困難」之處在於纏繞於此地的政治權力關係以及集體記憶的衝突，使得轉型不只是紀念園區的物質部署重新配置。

「襲產」所指的是文化與社會過程，也是過程、一組動態的價值及意義製造(heritage as process; a set of values and meanings)，時時在動態中充滿變化（Smith, 2006）。「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則是近年日益受到重視的領域之一，困難襲產是足以引起社會爭議，甚至撼動國家認同的襲產形式，其形式可以是具有意識形態的物質或建築，同時具有儀式性的效果，巨大空間尺度所塑造的威權震撼銘刻於人的身體感知。侯志仁（2021）提及：

要談中正紀念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首先要認知它是不義地景的本質。何謂「不義地景」？我們可以先從「不義遺址」的概念來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不義遺址定義為「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相對於不義遺址，「不義地景」 (landscape of injustice) 的認定則更為廣泛，它包括曾經用來進行迫害或建構威權的空間與事物；相對於過去式的「遺址」，它還涵蓋當下仍在進行的事物。而中正紀念堂就是目前世界上民主國家中，少見維持原有使用、一座進行中的不義地景。

公部門至今仍持續投入公帑進行中正紀念堂的維護管理，儀隊每日整點的交接儀式也如同政治威權的宣示，確立了此「進行中」的不義地景。侯志仁也在2021年11月4日由促近轉型正義委員會所舉辦的《轉型，下一步！從中正紀念堂看首都公共空間的未來》座談會中提到「中正紀念堂作為不義地景的理由，第一，用大尺度空間去紀念一個人；第二，尤其是一個屠殺人的統治者；第三，且其文資指定的正當性不足」延伸侯志仁提出「不義地景」作為中正紀念堂困難襲產的特質，我們認為目前促轉會定義中正紀念堂作為「威權象徵」，定位可能造成空間轉型討論上的限制，若以「不義地景」的角度更可以釐清中正紀念堂園區如何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發展出其空間意義的建構、詮釋與再造的動態過程。中正紀念堂作為困難襲產中的不義地景，其展現的威權影響不僅僅在其本身，也在都市計畫上擴及到周圍建成環境。我們應該著眼於中正紀念堂之空間計畫所產生的都市效果，探討威權建構過程以及生成的不義效果影響，並提出未來考量建議之方向。

都市計劃下的中正紀念堂：秩序背後隱藏的威權意涵

欲釐清中正紀念堂如何影響城市景觀，必須從上位都市計畫制定的脈絡來理解。目前中正紀念堂的土地使用分區為「中正紀念堂用地」（圖2），脫離了台灣都市計畫法下土地使用分區的分類及定義，在城市及空間上皆顯示出它的「例外」及「特權」，而以上特質也透露出每年編列大量公帑維持的中正紀念堂，為紀念威權歷史人物的「鞏固威權」之行為。 由〈民國107年台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案〉可見，中正紀念堂直接被編列為台北市都市計畫的用地類別之一，從國土計畫法橫跨至行政區都市計畫法，並未被分類至公園用地、綠地用地或機關用地，而是自成一格為「中正紀念堂用地」。綜觀台灣其他地區，未見如同中正紀念堂在其用地本身無任何規範，卻對周邊進行管制之情形。

爬梳其都市計畫的變更過程，1978年公布之〈變更中正紀念堂周圍地區都市計畫為特定專用區計劃案〉明訂了「中正紀念堂用地」周邊土地使用、街道景觀與建物類型、高度等多種限制，在此計劃案中，僅列出短短六條準則，包括用途限制、基地限制、建蔽率、建築高度、空地綠化及其他限制，且於第六條明訂「其他限制：面向中正紀念堂地面建築物不得設置晒衣場、煙囪，屋頂並不得設置涼棚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而於2005年的都市計畫修改中，僅對周遭環境放寬些許住宅區限制，以及劃設少許商業區；2017年之都市計畫修改進而在都市設計及交通管制上皆有詳細的限制，甚至針對招牌尺寸進行管制，此外，空調、機械等建築設備也須進行遮蔽及美化，可見其在都市景觀上管控強度的提升。

綜觀台灣其他地區的紀念型用地或公園用地周圍，幾乎未見同等複雜及嚴格的規範內容，市容的管理及交通規劃實屬需要，然而應當思考的是，大力管控的門面是誰的凝視與規訓？都市計畫的用途限制是否簡化、限縮了市民的生活機能？「尊敬蔣公」的社會風氣在時代變遷的發酵之下，是否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與社會意義？本文認為適性的都市發展，以及市民的使用權力，應是城市動態發展過程中之首要考量，其中計劃案中的天際線限制，亦是影響園區周邊環境非常重要的因素。

限制高度的都市效果：威權天際線的塑造

1978年公告之《中正紀念堂周圍地區都市計畫為特定專用區計劃案》中，對中正紀念堂園區四周建成環境進行高度限制，而在兩次計劃案變更中，可見有放寬特定專用區周邊建物的高度限制（圖3）。然而高度限制的本質意義，是為維持中正紀念堂堂體於都市景觀中最高建築物的地位，以紀念蔣中正之威嚴形象。

從2017年針對高度限制相關計畫內容可見（圖4），對於中正紀念堂周邊道路相鄰的建築物高度有不同的限制，而高度限制參考基準點便是中正紀念堂堂體（高70公尺）：

本專用區範圍內之建築最高高度以53公尺(即30公尺之一倍半加8公尺)為限。規定如下：

１、中山南路以西街廓，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24公尺。 

２、杭州南路二段以東街廓（除華光社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53公尺。 

３、仁愛路一段及信義路一段交叉口，新建建築物高度以不超過目前建築絕對高度為原則。 

４、其餘地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65公尺。

更進一步看到，透過周圍建物高度的限制，創造出中正紀念堂在整體都市景觀中的視覺整潔，從計劃案中得以看到，不僅是透過平面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特定專用區的範圍，更直接從垂直的視角劃分了城市（圖5、圖6），更嚴格地畫出周邊景觀的規定細節，與其說是都市景觀設計，或許說是構圖一幅以中正紀念堂為焦點的風景畫作更為貼切，彰顯了中正紀念堂在城市中的崇高地位。

上述規定不僅關乎視覺所建構的威權崇拜，更直接限制了周邊建築發展。以近期正在進行規劃的華光社區為例，其建築物高度便被切分為三種限高進行設計（圖7），且須經過高度模擬，再經由都市設計相關單位審查。除了華光社區外，新隆社區都更案更曾因其周邊建築物限高的規定，影響建商的營建投資利潤，進而使建設公司投入社區都市更新的意願大幅降低，使得此都更案停擺了十年之久（游蓓茹，2016）。另一方面高度也影響可設置戶數，儘管原高度限制為53公尺，以樓層高度3.5公尺來計算，建築物可蓋高度約為15層樓；但除了500多戶原居民，還加上了台北市社會住宅的戶數需求，以及建商銷售的面積考量，台北市政府近年欲放寬限高規定，卻可能造就都更後建築物與周邊環境落差甚鉅（圖8），使得視覺景觀顯得特別突兀且破壞天際線。然而高度限制的解除可能造成環境破壞，在高度與開發之間似乎仍需進一步協商其他都更的可能性。

從華光社區都市計畫以及新隆社區都更案爭論過程，可以見得威權遺緒如何透過都市計畫及建築規劃中的高度限制，控制著中正紀念堂於都市中的能見度，而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是以「被看到」繼續紀念著此歷史人物。回歸轉型正義的爭論核心，我們究竟是以誰的視角在「紀念」？談論單一正面的紀念價值時，由不同時代、群體交織出的複雜歷史敘事卻呈現一片空白，那麼市民共有的都市天際線，何以能夠僅由單一歷史人物敘事來左右？

如今轉型正義議題的討論正值如火如荼之際，我們認為因中正紀念堂壓制的威權天際線，反而造就了台北市民生活中一個難能可貴、得以看到廣闊天空的公共場所，因此當我們在處理威權遺緒的同時，仍應顧及現今城市的發展樣貌，讓都市規劃的考量回歸於民眾需求與宜居的生活品質。

政治威權轉向資本霸權？重新思考天際線的當代都市意義

政治威權跟天際線的關係，在中正紀念堂的案例中清晰可見，為紀念蔣中正而生產的威權象徵，定義了以中正紀念堂為原點放射出來的天際線，而當天際線進到轉型正義的討論脈絡裡，就變成了削減過去威權象徵的高度爭奪戰。雖然目前針對紀念堂園區空間的轉型正義討論，還未論及天際線限制與威權象徵之間的關聯，然而我們必須正視政治威權牽引的都市效果，試著想像解放受政治威權壓抑的都市空間如何發展新的都市樣貌。

不可忽略的是，借鏡新隆國宅的都更爭議，可以看到因建物限高影響建商投入都更意願一事，足以見得中正紀念堂位於台北市核心區所蘊藏的土地利益不容小覷。倘若基於轉型正義目的而貿然解除建物高度限制，此地可能轉瞬間成為資本圈地之處，從威權市容轉為由資本積累邏輯的垂直都市景觀。在資本霸權的主導之下，高樓將逐漸佔據城市，甚至抬高土地的交換價值且削弱了市民社群連結的可能性，更逐漸奪去一望無際的天空。因此本文認為，中正紀念堂周圍地區的天際線，在空間解嚴的過程及方法上，如何不落入資本霸權的控制，成了必須討論的課題。

從困難襲產的不義地景聚焦到威權天際線，未來面臨天際線解嚴之際，值得注意的是從平面到垂直的都市規劃與政治社會意義，包含城市景觀的設計準則與宜居城市概念，皆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城市地景建構於市民生活之中，在社群互動的動態過程裡形塑，若未來的城市僅轉為高聳的垂直城市景觀，即使高樓層建築物背後所蘊含的政治經濟力量有助於推動都市更新進程，卻也會切斷居住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連結；另一方面，良好的城市景觀規劃會造就好的城市意象，城市會具有適當的辨識性、連結性。從資本霸權的角度來談，徐進鈺（2011）援引列斐伏爾「城市權」的概念，談及城市權與城市建構的意涵，說明「城市權……是居住與使用都市的權利，享受都市的服務與利益，並且改造都市使其合用」，回到本文核心對天際線的討論，建築量體造成的視覺遮蔽及日照權受損，同樣影響了市民使用都市空間的權利。

我們必須認知到天際線是公民城市權的一部分，在精神緊繃的台北城市裡，當我們仰望天空，映入眼簾的藍天成為都市叢林中的一絲出口，如何能夠放任高樓建築輕易破壞此刻已擁有的寬闊視野？另一方面，增加的建築高度也會阻擋陽光照射面積，又豈能遺忘市民沐浴陽光的權利？從城市權的角度來看中正紀念堂限高一事，為了解除空間威權性而導致資本高度霸權的滋長，使高層建築破壞了原本平和的天際線，亦可能破壞了城市景觀的辨識性、美感與現今開闊的視野。在展開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的討論之際，面對後威權時代，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城市樣貌？又期待什麼樣的空間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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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文獻

1.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p11. London: Routledge. 
2. 台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案—109 年 8 月 31 日府都規字第 1093075951 號函報內政部，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reurl.cc/VjYplA。
3. 朱立倫（2021），〈你敢拆除兩蔣銅像，我敢打垮文化台獨〉。取用日期：2022年1月2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llchu/posts/10165558350635128。
4. 周婉窈（2021年11月），〈從中正紀念堂的時空軌跡談轉型的N種可能〉。葉虹靈（主持人），轉型，下一步！從中正紀念堂的時空軌跡談轉型的N種可能。中正紀念堂轉型系列座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
5. 侯志仁（2021），〈不義地景與正義長弧：公民與專業者如何面對中正紀念堂這一題〉。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reurl.cc/mGoEO7。
6. 修訂『變更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周圍特定專用區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計畫案』(不含華光社區部分)高度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106.06.21府都規字第10601602700號，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106014.pdf。
7. 徐進鈺（2011），〈市民城市權論述的建構：找回城市的使用價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469-476。
8. 游蓓茹（2016），〈北市中正紀念堂周邊限高放寬 新隆都更先行〉。取用日期：2022年2月6日。網址：https://features.ltn.com.tw/japanese/article/paper/984023。
9. 擬定臺北市華光社區暨周邊地區(不含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部分)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reurl.cc/Kp8KNg。
10. 變更中正紀念堂周圍地區都市計畫為特定專用區計畫案—67.05.02府工二字第16419號，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067010.pdf。
11. 變更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周圍特定專用區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計畫案—94.02.16府都規字第09402181200號，取用日期：2022年1月5日。網址：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09400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