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家綸

近代林學與傳統火耕之間的衝突

近代林學的起源在德國，更精確一點來說，是普魯士王國。

1740 年雄才大略，人稱「腓特烈大帝」的腓特烈二世登基後，為增加國家財政來源，開始有計畫地利用森林資源，其後經由林學研究、森林管理制度的確立以及森林計畫的實施，逐步發展出以科學方式之計算、實驗和研究為中心，務求植伐平衡為目的的「科學林業」，換言之，這是一種以十七世紀以來歐洲發展出的理性、科學為核心思想的森林經營學。隨後，這種學問逐漸影響世界各國，而日本即是其中之一。

明治維新之後，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1871 年時派遣岩倉具視考察團，到歐洲考察林業經營，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林學。只不過，當要把日本林業習慣擺進近代林學的框架時，卻出現了一些新與舊的衝突，其中之一便是火耕。

所謂火耕，即以焚燒的方式整地，運用焚燒後的粉末作肥，在土地上種植維生作物，待現有的地力用盡後，隨即棄耕，移往他地尋找新地，至於原地則待其自然恢復，之後再行利用，如此周而復始。但是這種符合自然的耕作方式，卻不見容於近代林學。此因近代林學目的之一，在保護森林之生長，以維持資源之運用。

然而，焚燒整地之舉無疑是在破壞森林，乃科學林業以理性想像森林的阻礙之一，必須去除以維護完美的森林構圖。

其中，又以日本林學之父本多靜六對此甚為感冒。本多靜六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林學博士，是當時日本國內拔尖的林學人才，在德國林學的薰陶下，完整地接受了德國的科學林學。回國後，致力於以近代林學方式研究日本森林，並將其與日本樹木特性融合，以發展出一套日本式的近代林學。火耕對他來說，不僅破壞了地表植被，並使土地荒廢，甚至會有助於不利森林的赤松生長，進而導致亡國，此即其所謂的「赤松亡國論」。

（是有這麼嚴重嗎？汗…）

是以對此「野蠻之遺業」，必須去除之而後快。只是，要在短時間內完全去除這個習慣並非易事，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混農林業」的概念，亦即教導農民在森林間種植作物以改善火耕習慣，順便也可照顧林木，惟最終目的是使林木長成像大樹一樣高，以建立一個完美的森林圖像。

這樣的衝突，到臺灣後，因應殖民統治之需求產生了不同的發展，尤其又表現於對原住民火耕傳統的改造上。

原住民的刀耕火種

早在日本時代，日本學者就已開始研究臺灣原住民之火耕，其中以 1933 年臺北帝國大學（現在的臺灣大學）奧田彧等人所著之《臺灣蕃人の燒畑農業》最為重要，從 1931 年到 1932 年，調查族群涵蓋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和排灣族，據此可知，部分原住民都曾實施過火耕。

普遍而言，火耕型態有兩種，一種是隨耕地轉移遷徙居住地，一種是以住家為中心，在附近尋找耕作地，臺灣原住民多屬於後者。因此實施火耕的耕地離住家距離，近則三十分鐘可到，遠則要兩三小時。但仍有一定的範圍，再往外就是原住民生活空間中的獵場。每一種耕地都有固定種植的作物，大致可分成穀類和根莖類，或單純種植一種作物，或混合種植幾種作物。

如果你是位火耕農，一年之內大概會經歷以下這些時程。

開墾之前，會進行一場儀式，會於火耕之地以豬祭天，祈求上蒼允許耕作，也祈禱作物豐收。接著，象徵性地整地，最後，把豬扛回村落，大伙一起殺豬饗食，但只限定成年男人。三、四月起，就可以開始播種。到了六月，作物逐漸長成，這段期間最怕鳥獸叨擾，因此一些可以嚇唬鳥獸的農具也派上用場。七月正是農忙之時，一群農夫收割穀類作物後，八、九月就會好好休息一陣子。十月開始收割其餘作物，十一月到二月再休息。收割後的作物，會置於穀倉，不過有時怕鼠輩橫行，索性就在自己的屋子裡設立一個儲藏區，以便就近保護。

由於作物之生長是有賴於整地後所遺留的植物作肥，因此這些天然肥料用盡後，這塊土地便暫時沒有可再利用的價值，遂與以休耕。休耕時間通常是兩年到五年，在這期間，原住民會等待土地生長出新的植物，再行第二次的火耕。有趣的是，包括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和排灣族等都會在土地上造林，種植相思樹、臺灣赤楊等樹，以有利於下次的火耕。

這種農耕法蘊涵著原住民對上天的崇敬，是很符合生態環境的自然農法。只不過，當有心者要利用這塊土地以謀求更多資源後，就會遭受破壞。打從漢人來台後，原住民社會就屢次受到衝擊。日本人來了之後，原住民的生活圈和自然觀又再度受到挑戰。他們所崇尚的火耕被污名化為破壞森林的元凶之一，甚至被以開化之名，引導到了另一條歷史道路。

被污名化的火耕

日本人來臺灣之後，必須要思索的是，如何運用這塊土地的資源，只是面臨這不熟悉的臺灣，該怎麼做？唯一的方法：調查。但該如何調查？

誰知道什麼物產可以製造出什麼樣的資源？此時，臺灣總督府想到一個已受近代之學浸潤已久的高等教育機構：東京帝國大學（現為東京大學），透過聘用這所學校培育出來的人才，想必可以解決臺灣總督府的問題。於是日本統治之初，即聘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來台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學術探險。

以是次調查為首，日本人時常請國內高等教育的人才來台進行調查，進而在臺帶起一股調查旋風。調查範圍涵蓋土地、人口、舊慣、物產資源等等，幾乎到了無所不調查的地步，目的皆在奠定實施殖民統治的基礎，而森林資源亦是其中之一。

1897 年，技師西田又二調查南庄撫墾署，發現海拔 848.4 公尺以下的樟樹，由於蕃人火耕和製腦業興盛遭砍伐殆盡。1897 年 5 月，技師小西成章調查五指山撫墾署管轄地之森林，發現海拔 2,727 公尺以下之樟樹已因蕃人火耕與製腦業遭砍伐殆盡。1900 年新竹縣兩位官員飯島森太郎和吉田森次郎，奉命調查新竹地區的森林，他發現當地泰雅族加拉排群中有一名馬以哇來社的原住民部落，這個地方由於原住民實施火耕，搞得當地的完好樟樹剩不到一百棵。

1901 年，新竹縣有位名小出拙藏的官員到大湖一帶調查，他發現漢人進山開墾後，不僅趕走了蕃人，還在燒毀森林後於斜坡耕作。不僅如此，當時很多製腦業者進入山區後，也濫砍樟樹與其他樹種，砍了不打緊，至少要物盡其用，但他們卻只取樹幹，以外的部分隨意丟棄一旁。這樣的情況，若置之不理，恐會引發土石流。那麼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他認為應當善加利用砍下樹木的所有部位，並將這些樹木製成良材。說到這裡，突然話鋒一轉，轉到原住民身上了，他建議應該讓原住民瞭解農耕的優點，待教導他們農耕技術後，可以一起開發林地。整體而言，這些官員除了把森林濫伐的情形歸咎於漢人以外，也認為與火耕法有關係。

這些建議也寫入當時的原住民政策中。

日本時代初期的原住民政策以安撫為主，為配合殖產政策，希望透過開墾耕作、伐木製材、製造樟腦等方式，使原住民有助於日本對臺灣的山地開發，而其中又以林業最受重視。由於原住民生於長於森林之中，最熟悉臺灣森林環境，加上臺灣深山有樟腦資源，需要原住民協助開發。於是當時掌管山地開發的單位殖產局，局內技師就提出結合原住民火耕和造林之構想，也就是利用部落廢棄的耕地，栽種珍貴的樹木，等到樹長成了就砍伐，砍伐後的林地可以實施火耕，火耕後的土地又可再度種植，形成天然的循環利用。

感覺與原住民火耕後造林的方法雷同，但還是有些不太一樣，原住民造林目的是為了火耕，但殖產局技師目的在運用原住民火耕以利於造林，構想雖同，但目的不同。透過該構想，很美好地希望將原住民培育成近代林業家。

由上述可知，日人調查臺灣森林後，亦將火耕視為破壞森林的元凶之一，甚至到了 1930 年還出現原住民如同「林政之癌」的指控。然而，一時之間也無法立即去除該習慣，結果在原住民政策的需求和近代林學的構想下，建議將火耕當作一種輔佐經營森林的技術，不僅可使森林避免被破壞，也可以安撫原住民，並開發臺灣總督府所需資源，簡直是一箭三鵰。

只不過，事情會這麼順利嗎？

山地水田的展開

1899 年推動樟腦專賣後，樟腦業務先後由樟腦局和專賣局負責，如此一來，殖產局就失去了希望透過原住民協助開發樟腦資源的一項理由，但這還不是影響最大的。1903 年臺灣總督府總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鎮壓了漢人的反抗勢力後，準備將矛頭指向原住民所在的居住地（蕃地）。

4 月，原本由殖產局掌管的原住民業務，改由警察本署下新設立的「原住民事務股」（蕃務掛）管理，而各單位中有關原住民的森林業務，都必須先過問警察本署署長，才能作決定。對原住民的政策，從安撫改成武力鎮壓，結果原本希望與原住民攜手共創美好森林的想像，也隨之幻滅。

1906 年佐久間左馬太出任第五任臺灣總督，並自 1907 年起展開血腥的十年理蕃計畫，經過大規模討伐後，雖然也向高山推進了隘勇線，並獲得不少原住民的領地，但終究不敵台灣天然地形、以及現實上的財務吃緊，難以撼動原住民的全部勢力，遂改而採取恩威並行的措施。希望授其農耕技術，以去除「兇暴的精神」，成為順從的人民。1925 年起編列較以往為多的「撫育費」，積極推動撫育措施。

那麼，該輔導原住民種甚麼好呢？早於日本統治初期，為解決日本糧食問題，已開始規劃在臺灣發展米作。蓬萊米研究成功後，由於符合日人口味，而有利可圖，開始擴大種植範圍，到了 1922 年米作成長超越其他作物，甚至危及到當時的製糖業者，形成臺灣史上很有名的「米糖相剋」問題。也因此，透過集約式的稻米種植方式，不僅可搭上商品作物的貿易風潮，也可以改變原住民原本粗放的火耕法。

霧社事件之後

事情並未如此順利。

由於臺灣總督府急於透過此方式輔導原住民，以致忽略一件事，稻米原本生長於平地，若要在山地種植，除了必須要將山地開鑿成適合種稻的地形外，稻米也須改良成適合當地土質的品種，更何況，一時之間要改變原住民長久以來的種植習慣絕非易事，這些因素導致山地稻米收穫量遠遠不如平地。

這時，爆發了一個事情改變了官員的原住民政策，1930 年的霧社事件。

這個事件之所以震驚當局，乃因官員普遍認為已經有效地統治原住民，當時還準備廢除以警察為主體的特殊行政制度，因此對政府造成的衝擊相當大。霧社事件促使臺灣總督府重新思考原住民政策，認為應該先理解原住民的想法後，訂立適當的政策，並施以教化，進而安定其生活。

只是，要如何改變原住民的習性？臺灣總督府祭出一項方案，從他們習慣的環境中抽離出來，並置於政府可控制又有利於走向文明的環境，亦即「集團移住」政策。

這個方案早在 1900 年代就已經開始構思，只不過當時僅係為了加強控制。1926 年實施森林計畫時，已開始考慮將原住民集體水平式地，遷徙到另一處與原居地相仿的環境。霧社事件後，為改變原住民粗放的農耕方式，成為集約且定居型農耕者，建議將原住民垂直式地遷徙到山腳，授以水稻種植技術。只不過，最後因配合臺灣總督府的山地開發政策，僅遷徙到山腳的側邊。總之，是將原住民集體遷徙到山腳，以將其改造成種植水稻的定居型農民。

然而，正當一切頗有革新氣象之時，中日戰爭爆發了，在亟需物資的情況下，原本以「加強對地方理解」訂立的開發計畫，實際上根本緩不濟急。一開始，臺灣總督府雖然仍顧及初期水田作失敗的教訓，傾向採取適合各地環境的作物種植方式，但隨著戰線的延長，糧食需求增加，再度恢復在山地種植水田的方式。

1945 年雖然戰爭結束了，但該種植方式並未隨之消失，反而成為一種奇形怪狀的殖民遺緒，遺留至今。

原住民歷史上無法承受之重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大致承襲了日本時代的山地行政措施，並宣稱在銳意經營下，山地社會在各方面「都有驚人的進步，其進步的神速為世界任何落後社會所罕見」。只不過，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在 1983 年完成的《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指出「山地農業基礎本身的脆弱，無法提供充分就業機會」。換句話說，歷經將近八十年的山地開發政策，這方面的問題幾乎沒有改善。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統治者始終無法以原住民為本位，擬出一個真正適合原住民的政策，反而只是想用自身的角度，將其改造成與自己相仿的文明。

這種歷史遺留下的問題，到現在仍然存在著。

東森財經新聞台的一個節目「進擊的臺灣」，有次介紹了新竹縣尖石鄉的那羅部落，這裡的原住民原以種稻和蔬果為生，但因不敷生活所需，生活困頓，最後逕自棄耕，任意耕地雜草叢生。不僅那羅部落，幾乎於尖石鄉從事山地水稻種植的原住民都面臨相同問題。

政治大學地政系研究生劉佩琪在尖石調查時，訪談到一位原住民，他說：「水稻一年只能一期，反而使那時候的部落經濟衰退」。言下之意，不僅沒有達到漢人眼中的文明化，甚至毀壞了原本自給自足的經濟，讓情況更糟糕。

由於生活困頓，加上政府 1970 年代後以休閒觀光為名，對山地鄉管制區解禁，開放財團進駐，其挾龐大資本和現代技術大肆租用原住民僅有的領地進行開發，不僅未改善原住民生活，反而讓環境逐漸惡化，如此雙重夾擊下，成了原住民歷史上無法承受之重。

這樣的窘境，除非有心者投入，並休戚與共地教與適合當地環境的作物栽培，才有改善的機會。例如有位具有芳療知識的吳秀梅女士出現後，教導那羅部落的族人種植香草提煉精油，最後在美容教主牛爾的推廣下，開始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進而逐漸改變族人的生活。（相關報導：香草新經濟 新竹那羅香草的友善農業藍海）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理想老是被現實約束。

想來這一切有幾個意料以外的發展，其一，原本是希望透過消除火耕，引導原住民農耕以有利於臺灣森林經營，但卻因時局的發展，農耕逐漸成為主體，並硬是要讓它成為原住民謀生方式。

其二，原本是希望透過山地水田，有助於解決日本的糧食問題，並改造原住民，但最後似乎也未完全達到這兩個目的。

雖然難以成敗論定歷史上發生的事情，但針對這件事，我還真是忍不住想說出星爺在《食神》中的這句臺詞：

本篇文章原刊登於 故事StoryStudio。經 作者 與 故事 同意後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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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黒田迪夫，《ドイツ林業経営学史》，東京：林野共済会，1962。
• 米家泰作，〈近代林学と焼畑：焼畑像の否定的構築をめぐって〉，原田信男、鞍田崇編，《焼畑の環境学―いま焼畑とは》，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頁168-190。
• 山田仁史，〈台湾原住民における焼畑〉，原田信男、鞍田崇編，《焼畑の環境学―いま焼畑とは》，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頁337-372。
•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臺北：稻鄉，1998。
• 張家綸，〈日治初期臺灣樟樹調查與樟樹造林之推動〉，《臺灣博物》(出刊中)
• 劉佩琪，〈原住民族農地利用與部落發展之研究：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