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易平 副教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發言引用：孫啟榕 建築師
照片：Christine Lee

街道，是大人的?

街道是否是專屬於大人的空間？讓我們從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紐約市街頭出發來探討。

在經濟社會學家Vivian Zeilizer的歷史研究中發現，當時的美國社會，有眾多在街頭遊戲甚或工作的勞工貧窮階級兒童與少年。他們如同孤雛淚小說中的主角奧立佛，都市的街頭是這些兒童與青少年日常生活、與同儕互動，甚或謀生的空間。Zeilizer考據史料發現，1908年11月1日，紐約街頭居然有兒童抬棺抗議，稱之為「還我街道」遊行，抗議當時的市電火車經常撞死街頭工作的孩童。這個歷史故事，標誌著當時兒童對於都市空間窘迫的反抗，也標誌著當時歐美社會對於兒童的想像，已經從童工的生產價值，逐漸變化到將兒童視為情感性的無價之寶。

閱讀到這樣的文獻，讓一百年後的台灣兒少權益倡議者者同感振奮與悲傷。

可悲的是，過了一百年，台灣的都市孩子，已然退出街道遊戲的空間爭奪戰，是我們大人，以風險為名，圈養、隔離了我們的兒少公民。振奮的是，在一百年前，就有那樣一場標誌著兒少主權與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支撐著當代一個個為孩子奔走的父母與專業人員。

大人的都市，可有兒童的空間?

障礙研究中的名句：不是人有障礙，是環境有障礙。如果依照這樣的邏輯，那麼，我們的空間，是親子友善或親子障礙的？

是以家長設計的角度的友善？還是對兒童需求與視角都兼顧的友善？近年來不斷湧現的商業化親子空間，百貨公司的室內遊戲場，電動玩具，標榜親子友善，總是供應義大利麵與雞塊的親子餐廳，成為幼兒家庭的新寵與熱門的投資標的。一方面，這顯示出台灣兒少家庭在休閒活動上的大量需求，但另一方面，這股親子商業空間的熱潮，對於弱勢家庭更可能產生社會排除的後果，甚或，將養孩子的年輕家庭，與社會中其他類型的人群社群隔離開來，長期來看，相當不利於台灣社會公共性的形成。

而當天對談的建築師孫啟榕，恰恰好為這一塊小朋友的夢想填上了缺口。孫老師引用建築師胡寶林先生三十多年前規劃永康社區的一段話：

「為何大家不一起來夢遊？ 夢到建築師作一些不太高、有雨庇、有漂亮鐵窗、屋頂有隔熱及貓兒都認得出大門口的房子；房地產投資者生產些可以作體操、吃早餐的陽台和可以乘涼的草地和板凳；市府多規劃幾條綠化的徒步街、公園巷、遊戲巷和有真草皮、有可以發展兒童大肌肉的公園； 把愛宵夜的人劃一個區域，作些漂亮的棚架，訂定正常的賦稅和整潔的規例。讓樓上的父母聽到在樓下遊戲的孩子；讓鄰里的居民熟悉到隨時可以到鄰居去借兩個雞蛋或出遠門不怕偷兒的地步；…如果要買水果及小雜貨，轉角就有；要看一場電影，不必到市中心區。夢遊啊！夢遊孩子們不須再去補習…學校不再用美勞或體操課去做模擬考試…夢遊一個個有人味，有生活品味，有鄰里鄉情的現代化社區，要等幾代？」

孫老師當天呈現了三十年前，台北市都市景觀計畫中，大安區永康街23巷遊戲巷與公園巷的規劃藍本，不論是充滿樹蔭的公園巷，或是思考兒童課後時光與照顧責任的時段遊戲巷，再到永康公園著名的民眾參與式設計，在在彰顯了民主台灣的可貴文化與資產。

一個理想的生活，不該把孩子隔離開來，或是周末帶到親子餐廳去喧鬧，而是一種深深地，如榕樹根一般地紮進泥土裡，紮入每一天的放學時光，紮入媽媽煮飯洗衣的日常中的，那些企圖在都市裡重新建構人與人之間的溫厚情感，給孩子自由自主遊戲的時間與空間，時間到了小燕子就循著父母的呼喊聲，各自歸巢的那一種樸實的懷舊時光，以及對於美好公共生活，對於兒童遊戲與家庭的想像。

那一天，孫老師問：「我們要透過兒童遊戲場，給下一代一個甚麼樣的台灣？這，也是我們這個中年世代做父母的，無可迴避的考試卷。」

孩子也需要自己的時間與空間

在我過去研究才藝班的田野經驗中，不少孩子周一到五是在安親班吃晚餐。

過去，我們對於家庭晚餐時間和樂融融，親子交換生活趣事的場景，在台灣雙薪家長普遍長工時過勞，孩子進行學校加安親的超時學習狀態下，這種親子之間有品質的互動時間，幾乎已經被生活與學業夾殺殆盡。 在安親班吃晚餐的孩子，配上在辦公室盯著電腦加班的父母，這種日常，幾乎已經是台灣多數小學生家庭的典型。

兒福聯盟的研究調查發現，8-10歲的小學生，高達半數，每周會上五天安親班。在經濟達到相當水準的台灣，我們應該深思，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世代仍舊要用這樣的方式拼經濟、犧牲家庭，犧牲自己能與孩子親密相處的短短童年，才得以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喘息？更迫切的是，這是我們台灣社會想要培育的下一代，在人生前十年理想的生命經驗嗎？

台灣孩子的童年，已經在瀕臨絕種的狀態。小王子裡面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你花在玫瑰花上的時間，讓她變得珍貴」。當我們在少子化的情境裡，生下了一兩個珍貴的孩子時，我們的社會卻吝於給予這些揹負親職的大人，一點生存喘息的空間。「要生孩子就要有本事」、「想請育嬰假就要有覺悟」的流行言論，是一記警鐘，它應該要敲響所有台灣的大人們的腦袋：孩子，是這個社會的公共財，不是父母的資產，而是一整個社會都應該要珍視的玫瑰。

當我們以學習效率之名，為孩子的童年填滿才藝安親補習。當我們以拼事業之名，為自己在孩子的生命中缺席減輕罪惡感之時，我們必須承認，其實我們，或說這個社會，並不真的珍惜台灣的孩子，珍重他們本該擁有的自由，天真與充滿探索的童年時光，連帶的，我們也吝嗇給與身陷火海的家長，更多的空間與時間，來支持他們沉重但甜蜜的負荷。

媽媽不是超人：擴張的親職框架

除了瀕危的童年，擴張的親職框架，同時也讓許多台灣年輕家長無所適從。

最近五年來，親職教養相關書籍出版蓬勃，在許多書店紛紛挪出空間擺放教養書籍做為販售專區的時刻，顯示出了當代台灣年輕父母的焦慮強度。我們既無法認同自身童年時的教養經驗，但又對該怎麼教小孩感到疑惑（例子不勝枚舉，像是：限制孩子在餐廳的聲量，是不是壓抑了他的表達？孩子不學才藝英文，以後怎麼跟得上？）

諸多訴諸異國風情的教養風格，把其他國家民族的教養，去脈絡地抽離，以現代進步的面貌，被介紹給台灣父母做為一種教養理想，旅行是教養，學著不對孩子發怒是教養，孩子不接觸垃圾食物是教養，出門穿甚麼服裝，下課後從事甚麼樣的活動，放假時在家也要蒙特梭利，在車陣中塞車時也要英語啟蒙，彷彿就連父母親的呼吸，一顰一笑，一句話，都得要如履薄冰地想：「我這樣選擇，會不會耽誤了孩子的未來？」

這正是學界發現的當代中產階級教養特色 — 精心擘畫（concerted cultivation），研究階級教養的美國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指出：將孩子的認知發展能力視為是父母的責任，是一種當代美國中產階級親職的招牌症狀。若將此話延伸類比，對於現代的台灣家長來說，將孩子的升學成績與才藝能力視為父母的責任，已經是台灣中上階級家長普遍的焦慮。

過去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發現，升學階段的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母親的憂鬱程度有密切的相關，可見這份親職責任在台灣社會的重量是如此難以讓人忍受，並且呈現嚴重的性別失衡狀態。在家庭核心化的狀態下，這種擴張的親職責任已經迫使媽媽要成為超人，更加速年輕世代對於生兒育女的畏懼與排斥。一方面，核心家庭的概念將子女教養歸責於家長，而非整個家族共同承擔，在缺乏公共資源之下，孤立了願意當父母的大人。

另一方面，我們的親職理想，透過學校老師傳遞給家長的期待，加上升學的競爭制度，親職的框架不斷擴張，而這個不斷被灌水的教養責任，經常由母親來背負，造就台灣近年來「密集母職」現象。擴張的親職責任，加上孤立無援的父母，使得我們的年輕世代，將養育孩子的角色視為一條苦難的道路。

那麼，在升學體制長大，在打罵威權教育中長大的，已經成為大人的我們，若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轍，我們能做點甚麼去改變這一切？

讓孩子自由的、充分的玩！

去年夏天，我帶著孩子到北海道著名的大型兒童遊戲場去。出乎意料地，在晴朗的戶外大型木製遊具爬上爬下一個小時之後，讓她玩了兩個小時還不肯走的，是室內遊戲場那些讓孩子任意堆疊的大型泡棉材料。

在那裡，藉由觀察與模仿，她學著加入其他日本孩子，一起用各式各樣的形狀的大泡棉，搭建出一條爬上爬下的道路，為此樂在其中無法自拔。那天，孩子們自由地抽換放在旁邊，甚至是放在已經搭蓋出來的探險之路的材料，然後把它放在想放的位置。比較能夠考慮到踩踏難易度的大孩子，會適時地調整擺放的角度，喜歡堆疊的幼小孩子，像是搗蛋的螞蟻般不斷地來回奔跑搬運，而與其他日本孩子語言不通的四歲台灣女孩，居然也因此找到了與夥伴溝通與合作的默契，甚至能夠指揮與協調其他孩子合力完成作品，就算被其他孩子再度拆毀，也並不生氣，因此感到滿足，快樂，有成就感。

固然，從學理的角度，幼兒發展心理學者可以說出這樣的鬆散素材遊戲，刺激小孩對顏色和形狀的認知，強化小孩團隊合作的能力，增強孩子手眼協調的練習，種種，從大人的眼睛，從發展的軌跡所理解的好處，甚至坊間可能也有許多的商業化遊戲空間，是如此行銷遊戲的刺激與強調「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的競爭觀念。

然而，坐在一邊家長休息區喝飲料看報紙的我，除了為日本孩子能夠擁有這樣的遊戲空間與時間感到欽羨之外，也赫然發現自己那份久違的輕鬆感與愉快。原來，一個讓父母感到安心不必時時介入孩子遊戲，也不必擔心治安問題，讓孩子能夠和她的同儕一起玩耍的遊戲場，對於當代焦慮的母親來說，是如此珍貴的喘息服務。

我打從心底讚嘆的，不是這是一個多麼先進昂貴的玩具，或是對孩子身心健康多麼有幫助的遊戲場，而是當孩子因為成就感，因為尋找到了與同儕一起玩的連結時，那種發自內心，單純的快樂。

更關鍵的是，我期待台灣社會的人文素養能夠進步到，願意在社區中興建，投資，給與孩子時間與空間，免費的提供給公眾的，一個遊戲的相遇之處。因為，孩子快樂，父母就快樂。支撐了父母，就支撐了家庭，支撐了家庭，就有機會建立一個更好的公共生活。

在遊戲裡，我看見女兒發亮的眼睛中的快樂。

為了保護那份快樂，大人得要用力蹲下來聽，用力忘記自己是大人，用力想起來，我們都曾經是孩子的時光。

遊戲讓我們得以找到一個這樣的著力點，遊戲的空間與時間，讓我們有機會理解孩子，也重新安撫自己心中那個受傷的孩子，然後我們有機會茁壯成為更有同理心的大人。遊戲，讓我們得以以平等的樸實姿態相遇，然後交織出在地的人際關係，為共同追求美好的公共生活，孕育無限的可能。

其實，人生不過「一場遊戲一場夢」，不是嗎？

---

後記：本文原為 2019 年 9 月時，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在空總舉辦了一場對談活動後，作者刊登於《鳴人堂》特公盟專欄的文章。經作者同意，重新配圖轉載。

本文作者、同時也是當時與談人之一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石易平教授，寫文〈童年的消逝與擴張的親職框架 — 記特公盟空總對談活動〉，紀錄自己和社造界耕耘甚久建築師孫啟榕先生的對話，就童年的概念，兒童的都市空間以及兒童日常的遊戲時間，從自己兒少研究的範疇去反思及整理，指出台灣童年的消逝以及擴張的親職框架，使得當代台灣年輕家庭缺乏足夠的支持，並背負沉重的教養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