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成長如何創造國家希望(上)

文:魏揚(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趙家緯(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

封面圖片來源:flikr, 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 cc授權

今年(2024)8月8日,總統府舉行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第一次會,由總統擔任召集人,邀集來自產、官、學研、民間團體等各方代表,探討臺灣該如何加速能源轉型因應氣候危機。然而在環境部彭啟明部長報告中,則引述近年各國GDP成長率跟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顯示出臺灣經濟維持成長但排放下降,甚至2022年經濟成長率及總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幅度跟歐美日韓相比可屬前段班,藉此強調台灣已進入經濟成長與排放量絕對脫鉤的階段。此外,在簡報與會議紀錄中,則多次見諸「綠色成長」一詞,擔任副召集人鄭麗君副院長亦強調「台灣需要綠色機會與綠色成長思維,未來因應綠生活所產生之各種綠色經濟、綠領工作或綠色技能、人才」。

綠色成長的極限: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成長之「絕對脫鉤」程度仍不足以驅動淨零

無論是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成長之間的脫鉤趨勢,或是日益主流化的綠色成長論點,雖已顯示臺灣已漸擺脫「經濟與環保無法兼顧」的舊思維,但面對九大地球限度已有六項已經透支,再五年不到守住1.5度的碳預算便將用鑿,而台灣在四月中就進入生態超載日,各類減量目標達成難度均高的窘境。反覆地陳述「綠色成長」的修辭與一味樂觀地堅信「絕對脫鉤」之趨勢將成為常態維,還不足以引領臺灣轉型。

從國際研究觀之,作為綠色成長基礎的「絕對脫鉤」,其實只發生在少數已開發、高收入之國家,且往往是建立在其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價值鏈轉移而轉嫁至發展中國家的效應之上。此外,依據Vogel 與 Hickel (2024)針對澳洲、丹麥、英、德、法等11個已達到絕對脫鉤的高收入國家的分析,依照其現行減量趨勢,要花上220年才能減量到95%,而其累積排放量將是限制增溫1.5度以下碳預算的27倍以上。而這些國家要肩負其合理的減量責任,其脫鉤率須在2025年時提升至當前的十倍,方能達到此目標。此研究突顯了持續追求GDP成長,勢必與氣候目標有所衝突。

圖片來源:總統府網站

「深度節能」深深深幾許?台灣真的走在絕對脫鉤的道路上嗎?

去年舉行的COP28達成的眾多重要共識之一,是為了達成全球淨零排放,應在2030年前將「能源密集度」進步幅度「加倍」的目標,等於由過去的每年改善2%提升到每年改善4%。

面對此提高能源效率的國際倡議,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民進黨賴清德總統便提出「深度節能」的關鍵字,更在今年8月推出「深度節能推動計畫」,預計「全程4年(113~116年)投入353億元,可促進節電206億度、相當於1,018萬公噸減碳效果」。在深度節能推動計畫中,強調「政府近5年(108-112年)致力能源轉型、節能推動、製程改善,我國能源效率年均改善率已達5.1%,提前達成COP28會議倡議目標」。確實,台灣在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台灣的能源消費密集度由2015年的4.95公升油當量/千元,進步至2023年的3.58公升油當量/千元,年均進步幅度為3.97%,可以說已經做到符合國際能校提升要求的目標。

然而,我們可以由此得到結論:台灣已經走在經濟持續成長、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密集度同步下降的「絕對脫鉤」道路上嗎?

魔鬼藏在細節中,這些年來約4%的能源密集度改善,相當程度上必須歸因於持續增加的GDP與石化業的原油進口量減少在數字上所呈現出來的密集度下降,而不見得是整體工業部門有確實做到根本性、持久性的製程改善、效率提升。事實上,在能源密集度較前一年大幅漸少6.5%的2023年,工業部門能源密集度卻較前年增加1.9%。

持續增加的GDP並非沒有代價,從能源消費的「總量」來看,可看到與「效率提升」截然不同的趨勢。相較於能源效率每年改善4%的亮眼成績單,國內能源消費之總量並未如淨零情境下所期待地穩定減少,十年間的年改善幅度不足1%。實際上在過去8年間台灣國內能源消費並無明顯下降趨勢,而是上下起伏波動,2019年、2020年雖因全球新冠疫情而抑制國內能源消費,2021年時卻因疫情趨緩、經濟復甦而使能源消費強勁反彈,達到史上新高的8827萬公秉油當量。雖然2023年國內能源消費在時隔14年後首次低於8000萬公秉油當量,但這究竟是因為俄烏戰爭、國際燃料價格波動等國際因素所致,抑或是節能政策的實直效應,則仍有待觀察。

即使2023年國內能源消費較前年大幅削減5%,全國電力消費減少1%,2024年7月最新公布之《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中,卻依然基於對「經濟成長」的高度預測,而估計2028年前用電需求高達每年2.5%,2032年前電力需求年均成長率為2.8%,供需報告中陳述原因主要是來自於「113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上調至 3.94%」以及「未來 AI 科技潮帶動的半導體產業擴廠、電動車推動政策等因素」。

然而,根據該份報告,台灣在2024年至2033年這十年間用電需求預估增加812億度。換算下來平均每年用電需求增長約為90.2億度,以台積電每年用電量210億度為比例尺的話,就是相當要讓全台未來十年內增加4.4個台積電,這顯然並非是可以推給台灣AI產業發展抑或是運具電動化的程度,且顯然與賴清德總統「深度節能」之政策有相違背之處。

重新省視「經濟繁榮」與「進步」,從「超越GDP」到「棄成長」的國際議程

不論是前段Vogel 與 Hickel的研究,抑或是台灣近年來能源消費總量的居高不下,以及缺乏「需求面抑制」思維的用電量預測,都在在顯示:不斷成長的經濟—或者說「對於經濟應該要持續成長的期待心理」—,相當有可能抵銷我們努力掙得的減碳成效,不啻于在必須與氣候危機賽跑的「淨零競逐(race to zero)」的選手腳踝上綁了一顆名為「經濟成長」的鉛球。

聯合國秘書長在2021年所發表的聯合國共同議程中,便已經指出「現在是糾正我們衡量經濟繁榮和進步的明顯盲點的時候了。當利潤以犧牲人類和地球為代價時,我們就無法全面了解經濟成長的真實成本」因此積極推動超脫GDP的相關工作。而於今年九月底舉辦的未來高峰會中,聯合國目前提出的「未來契約(Pact for the Future )」,也明文將「我們將制定一個永續發展進展衡量框架,以補充並超脫國內生產毛額(GDP)」列入具體行動,並提出兩項具體期程:

  1. 要求秘書長成立一個獨立的高階專家小組,緊密與會員國及相關利益相關者協商,提出建議,制定少數由各國自主擁有且普遍適用的永續發展指標,這些指標應補充並超越GDP,並參考統計委員會的工作,基於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的全球指標框架及目標,並在聯合國大會第八十屆會議期間提交其工作成果。
  2. 在獨立高階專家小組完成工作後,啟動由聯合國主導的政府間進程,並與相關利益相關者協商,包括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國際金融機構、多邊開發銀行及區域委員會,根據其各自的任務,探討補充或超越GDP的永續發展進展衡量標準,並考慮秘書長高階專家小組的建議。

然而,相較聯合國「未來契約」中僅聚焦於建立可超越GDP的總體衡量指標,近幾年重要的環境議題報告則紛紛直接指出需啟動關於「棄成長」的討論,以因應氣候與生態危機。如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中,在衝擊、調適及脆弱度報告的首章與末章,指出對棄成長的討論是思考根本性變革(transformation)跟氣候韌性發展(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的重要基礎。

減緩報告則是一方面批判性地點出,目前氣候情境分析未能納入棄成長實為當前一大知識鴻溝,肯認棄成長議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在需求面解方的章節中大量引用棄成長領域研究者的著作,探討抑制消費增長的方式。聚焦生物多樣性議題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PBES)」則在2022年出版的《自然的多 元價值與評價之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Diverse Values and Valuation of Nature) 中,肯認強調削減物質耗用量的棄成長思維為尋求一永續與公正未來的多元價值觀之一。

面對從氣候與生態角度出發的棄成長論述,時常有會人駁斥:棄成長論述無視於當前全球仍有9%的人口陷入極端貧窮的狀況,需要經濟成長方能協助其脫貧。但今年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便提出 ⟪以超越成長的方式消除貧困⟫此專題報告,指出:

增加GDP國內生產毛額』並不是實現人權或消除貧窮、不平等的先決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來提高人們的福祉,同時減少生產不必要甚至有害的產品和服務,這一必要性不能因『成長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有所偏離。一旦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經濟就會呼應社會最富有群體的需求,導致榨取性生產方式,以創造更多財富的名義加劇社會排斥,也就無法實現貧困人口的權利。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提高社會福祉」與「減少不必要且有害的經濟活動」是同等重要的目標,而追求此一目標的努力勢必得與來自「追求GDP成長」之意識形態對抗,否則我們的經濟模式將只替少部分富裕人口、國家所服務,而無法真正提高整體人類的福祉。

圖片來源:flikr, Colectivo Desazkundea (Decrecimiento), cc授權

福祉經濟如何超越氣候議題

許多人對於棄成長倡議普遍會有些誤解,認為這只是對於經濟成長的一種反動,甚至可能會認為這些倡議者「不知民間疾苦」。但事實上恰好相反,棄成長倡議的核心主張除了是要求減少不必要的、破換性的物質生產與消費的總吞吐量之外,更強調這種物質經濟的棄成長並不等於「經濟衰退」。對於某些棄成長倡議者來說,我們所應該追求的是一種以增進「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為優先目標的經濟模式。

細緻地說,「福祉經濟(wellbeing economy)」與棄成長,或是所謂的「後成長經濟(post-growth economy」雖然有概念與具體操作上的差異,但其共同點都是一種突破傳統經濟思維的概念,主張經濟活動的核心應該聚焦於人類福祉與地球環境的健康,而非僅僅追求GDP等經濟成長指標在福祉經濟的框架下,一個經濟體的進步與成功不再單純以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而是重新定義所謂的美好社會,並以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指標來評估。例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成就應包括減少貧富差距、提升社會公平正義、環境永續、以及人民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等。

氣候治理與整體社會公平正義的達致並不是彼此獨立的目標,氣候危機一方面影響所有人,另一方面,卻會不成比例地加劇原本即處於相對弱勢位置的社會群體所面臨的困境。而不論是逐漸惡化的氣候與環境,或是處境益發艱辛的社會弱勢者,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傳統經濟發展思維與模式下的受害者。

在此礙於篇幅,我們無法窮盡所有的棄成長倡議與福祉經濟所關注的面向,僅就與氣候治理最為相關的幾個議題為例進行討論,包括貧富差距、居住正義與人本交通。

歷經環保團體、官方智庫及學研單位等多重視角的轉型工作者。相信政策評估的價值,懷疑量化模型的慣性 ; 相信多方協作的效用,懷疑管制俘虜的自主 ; 相信公民審議的解放,懷疑資訊基建的近用。現為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專業領域包括永續轉型、公正轉型和後成長。致力於研究社會能如何利用應對氣候危機所需的全面轉型,作為實現公平和正義等等價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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