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韋翰／圖：台灣氣候行動網絡

TCAN研究助理林韋翰在論壇的開場中提到，近年來台灣GDP成長數據表現亮眼，人均GDP甚至在2023年超越南韓。過去二十多年來，無論在選舉時作為政見或在執政時作為政績，經濟成長成為了不同時期不同政黨的共同目標。然而在經濟表現亮眼的同時，卻也出現環境破壞、房價飆升、貧富差距擴大等等的困境，這些困境在青年世代之中又更加顯著，「躺平」、「安靜離職」等文化也在Z世代中發酵與擴散。

以環境破壞的角度看，2024年的「地球超載日」在8月1日，也就是在這天之後，我們以超支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回到臺灣的情況，目前的台灣的淨零路徑以「綠色成長」作為主要的策略，期望透過投資再生能源等減碳技術，讓經濟成長的同時碳排放下降，達到發展與環境破壞兩者「絕對脫鉤」的情境。但若比較近年GDP成長以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卻發現兩者僅有「相對脫鉤」的情況發生。而若不積極減碳導致地球持續升溫，最大的受害者將是青年與未來的世代。除此之外，近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房價所得比上升，青年世代並沒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種種的困境也都讓青年世代感到無力。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書⟪以超越成長的方式消除貧窮⟫中也提到，「當前以（GDP）成長為核心的反貧窮策略，這種策略忽視了真正重要的目標，即根除貧窮和提高全民福祉。報告指出，GDP成長並不是實現人權和解決貧窮不平等問題的前提條件。相反，經濟成長的目標往往不重視那些有助於福祉的產品和服務，同時忽視了減少生產不必要甚至有害的產品的重要性。」揭示了只追求經濟成長難以真正解決貧窮困境，應該超脫成長的思維，轉向追求社會整體福祉的成長。

超脫GDP成長－福祉經濟的實踐

而「超脫GDP」或「棄成長」的政策並非只是天方夜譚，聯合國在近年持續推動更新「國民帳戶體系」的計畫，預計在2025年推出新的「國民帳戶體系」，將福祉、永續、照護工作等等面向納入其中，用以補充甚至取代GDP作為一個社會發展的指標。

前述提到的報告書⟪以超越成長的方式消除貧窮⟫中也提供了超越GDP的實務政策建議，例如：縮短工時，減少收入與消費以減少對經濟活動環境的衝擊；提供全民基本服務，諸如住房、醫療保健、營養食品等等；工作的民主化，讓員工在公司決策中擁有更多發言權，減少企業對勞工的剝削。

除了聯合國的指標更新與政策建議外，各國或地區也有不少超脫GDP成長實踐的案例。像是國際組織福祉經濟政府夥伴（Wellbeing Economy Governments, WEGo），是由威爾斯、紐西蘭、蘇格蘭、芬蘭、冰島與加拿大等已經建構超脫GDP指標或建立相應治理機制的國家。

以冰島為例，在2009年金融危機導致整個國家破產之後，冰島政府開始反思以追求GDP成長為導向的政策並轉向制定能提升社會福祉的政策。尤其在性別平權的政策，冰島政府發起了性別主流化的預算編制，如：普及托兒服務和共同育兒假。這些政策在傳統的經濟發展觀點上可能會被視為成本或支出，但從福祉經濟的角度來看，卻是民眾福祉的提升。冰島目前則有39個不同的福祉指標作為政策制定的依歸。

紐西蘭則是自2019年開始成為全球第一個編列「福祉預算」的國家，將這些預算投入能夠提升整體社會福祉的政策之中。2023年的福祉預算就包含了減緩通膨危機、社會韌性等等的福祉預算，而每年預算的目標雖然有所差異，但都遵從以下的原則：

1. 在滿足當下需求的同時，同時考慮對子孫後代的長期影響。
2. 打破部門各自為政，跨部門合作評估、制定和實施改善福祉的政策。
3. 透過更多元的指標來追蹤進展，包括人民健康、社區、環境和公共財政。

以紐西蘭在家暴防治的福祉預算來說，由於家暴議題牽涉到兒童權益、社會安全網、心理健康等等多重的面向，因此此預算是由十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共同討論後編列。並且以財政部所設計的「生活水準框架」作為衡量政策實施情況的指標，並在每年或每季做一次衡量。

台灣邁向福祉經濟的下一步

回過頭看台灣，立法院在上個會期提出「花東交通三法」的草案，分別是國道六號延伸、快速公路和環島高鐵，提出此法案的緣由是希望促進花東的觀光發展。然而這樣的思維仍圍繞在傳統城鄉之間「核心-邊陲」的發展關係以及經濟成長的思維。如果我們將治理思維翻轉，符合福祉經濟的精神，會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以威爾斯的為例，其依據⟪後代福祉法案⟫所設置的「未來世代委員會」以社會福祉做衡量，檢視政策或開發案的長期影響是否符合世代正義。此委員會在2019年時否決掉了一項高速公路的興建案，理由是經過評估後此高速公路並沒有對當地的工作機會、環境、交通有長期且顯著的效益，甚至可能帶來負面的衝擊，委員會認為並不符合世代正義。委員之一Sophie Howe就表示：「我曾提出嚴重關切，認為此高速公路方案是一個短期的、過時的解決方案，沒有符合《未來世代福祉法案》的目標，也就是要求我們的政府機關，包括威爾斯政府，以威爾斯的長期利益為考量進行思考和採取行動。」

若在思考東台灣的發展時，也將「花東在地的需求是什麼？」、「是否能長出花東在地的產業韌性？」、「花東青年有沒有在地實踐的機會？」等思考納入每項建設的討論中，或許更有機會能長出更符合在地福祉的發展模式。

總結前述福祉經濟的實際案例，其治理原則有四個共同點，分別是民主的決策機制、超脫GDP的福祉指標建構、跨部門的治理模式以及納入世代正義的精神。若台灣要從以成長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模式，轉為以福祉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可以從建構符合台灣在地情境的超越GDP指標、編列福祉預算投入整體社會福祉提升的政策，以及青年賦權，將青年的聲音納入政策討論中，使政策更符合世代正義。

最後，林韋翰認為從「經濟成長」到「福祉經濟」的轉型，事實上是一種朝向公正的轉型，也就是汰除過去經濟成長所帶來的不平等、不正義，並嘗試建造一個更平等且永續的發展模式與治理架構。

從成長到共好：青年世代看到的棄成長可能性

青年世代面對和承擔的危機

推動棄成長政策的「行動柴棺龜」召集人宋沅臻在講座中分享了青年世代看見棄成長的可能性。他認為當今台灣的青年世代正面臨著多重且複雜的社會危機，這些危機涵蓋了資本主義、國家安全與主權、氣候變遷、房屋土地問題、勞動生產結構變化以及生活消費等多個層面。這些問題進一步衍生出諸如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戰略產業）的爭議、難以負擔的生活與居住成本，以及不正義的綠色成長等挑戰。

講者在參與桃園高污染產業轉型的田野調查時，首次深入接觸到這些議題。當時，面對傳統產業高污染的問題，普遍採取的解決方案是將產業外移至他國。然而，這種做法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將環境負擔轉嫁給其他國家。

而在資訊傳播發達時代，這些危機不再只是遙遠、抽象的概念，而是成為了青年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此同時，社會議題也從過去的二元對立，演變為更加複雜和多面向的形態，青年開始重新審視問題的根源，尋求更全面的社會改革方案。例如：從關注外送員的福利問題，擴展到思考整個勞動生產結構的合理性。

棄成長策略的可能模型

面對這些複雜的社會問題，「棄成長」策略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模型。我們可以將這個模型想像成一個金字塔結構：

1. 底層：棄成長社群網絡

2. 中層：棄成長計畫、設施、法規等公共資源(commons)

3. 頂層：實現社會與生態福祉

這個模型以從私有走向公有為出發點，強調需要在地社群網絡的支持，並逐步向上建構更大規模的變革。首先要建立支持棄成長的社群網絡，需要以下幾個關鍵要素，打破僵固邊界，消除固有社群與自我的界限，同時加強流動社群內部的連結。並且賦權、自主與能動性，透過技術解放和生產工具的公開，增強個體和社群的自主性。而在計畫政策與法規的部分這些計畫和政策需要考慮適當的尺度和規模，確保居住、能源、社會安全等方面能夠相互支撐。同時，也要建立示範性的典型案例，以啟發更多地方社群參與。

行動柴棺龜的發展方向

最後講者介紹了「行動柴棺龜」作為一個實踐棄成長理念的組織，其發展方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棄成長相關的研究，包含組織讀書會、進行文獻摘譯、開展訪談等活動，深化對棄成長理論的理解，並且對棄成長議題進行倡議，透過編寫氣候知識白話文、舉辦實體分享會和擺攤活動、發布訪談貼文等方式，向更多人傳播棄成長的理念。

透過這些努力，行動柴棺龜希望能夠為青年世代提供一個思考和實踐棄成長的平台，共同探索面對當前社會危機的新可能性。青年世代正在積極尋找應對當前複雜社會問題的新途徑。棄成長策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社會發展模式的框架，而像行動柴棺龜這樣的組織則在實踐中探索著這一理念的可能性。透過建立新的社群網絡、推動政策改革，以及進行小規模的民主實驗，我們或許能夠找到一條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實現社會共好的新道路。

棄成長政策在台灣推動的可能

全球綠黨棄成長政策倡議的借鏡

綠黨發言人王彥涵指出，棄成長雖然是近年來才較為受到矚目的概念，但實際上英國綠黨在約二十年前就提出相似的概念。2001年，全球綠人憲章在澳洲確立了福祉經濟的六大核心原則：不犧牲後代的永續發展、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尊重多元、參與式民主、和平與非暴力。

在隨後的幾年裡，「去人類中心」成為台灣綠黨政策思考的核心。這一理念挑戰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共存。這種思想轉變深刻影響了綠黨在各個領域的政策制定。例如2012年，綠黨地方立委候選人林震洋提出了「生態國」的概念，追求更和諧平等而安全的社會、大幅縮短工時，確保財富被公平分配、以互助合作的態度守護地球。

這些政策雖然看似多元、彼此獨立，但實際上都圍繞著「棄成長」或「福祉經濟」的概念所發展與延伸，然而王彥涵也承認將這些理想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政策，並在主流政治中取得突破，仍然是政治工作者面臨的重大挑戰。儘管如此，王彥涵認為隨著氣候危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加劇，綠黨的這些政策主張可能會在未來獲得更多關注和支持。

台灣的經濟發展觸及環境極限

時代力量發言人廖子齊回顧了台灣的發展歷程，其中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的高速成長模式所帶來的問題。在「錢淹腳目」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應該無限膨脹。然而，作為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國，台灣長期以來依賴低廉的水電費來支撐經濟活動，這種做法實際上掩蓋了經濟發展的真實成本。

而要推動棄成長相關的政策，需要改變根深蒂固的經濟想像。許多在地的鄉親仍然期待「建設」和「發展」，原因在於這些詞彙與「進步」長期被連結在一起。在台灣的政治中，氣候和環境常被視為冷門話題，然而，污染卻是切身的問題。這種矛盾反映出我們需要重新框架環境議題，使之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新的「共感」，強化人與環境的連結，讓人們意識到自己身處環境之中。

政策方向與推動實例

廖子齊以新竹市循環杯計劃為例，儘管中央政府設定了2030年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膠的目標，但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執行的動力。新竹市循環杯的經驗顯示，實施這類計劃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例如：一開始新竹缺乏清洗設備，不得不將髒杯子運往台南清洗，這增加了營運的成本和碳排放，凸顯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在政策推動上，需要針對不同群體制定策略，像是學區的師生比一般民眾更願意使用循環杯，因此可以針對學區優先實施循環杯的計畫；最後則是多方合作的必要性，循環杯的計畫需要政府、民意代表和民間團體不同角色共同的推動，才能使這樣的計劃成功實施。

廖子齊也提醒在推廣「棄成長」的概念時，這個詞彙可能會引起群眾的反彈。他建議在談論棄成長時可以考慮使用「福祉經濟」或「甜甜圈經濟」等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與理解的詞彙來傳達相同的理念，有助於棄成長政策與思維的傳播。

棄成長並不是拒絕發展，而是邀請我們重新思考發展的意義。對於台灣這樣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國來說，採納棄成長的理念尤為重要。透過制定資源使用上限、推動循環經濟、改變經濟想像等棄成長相關的政策工具與行動，我們可以走向一條更加永續、更有韌性的發展道路。

棄成長要青年縮衣節食？如何定義集體的「幸福」？- 講座QA討論

講座的最後，主持人邀請三位與談人以及開場講者共同進行QA的討論，與聽眾共同討論福祉經濟以及棄成長相關的問題。

首先住持人魏揚提出了在討論棄成長時容易被挑戰的問題，每個年輕世代的物質生活、經濟條件可能都沒有上一代好，那「棄成長」要求青年世代放棄物質追求是否不公平？林韋翰認為，討論「發展」時應跳脫單一面向，棄成長並非拒絕所有成長，而是強調追求福祉和社會經濟層面的進步，這樣的轉變或許能帶來比物質享受更完整的生活體驗。宋沅臻強調，棄成長是一種全面性的改革，並非個人縮衣節食的犧牲，而是尋求如何改善勞動條件，並重新思考工作與生活的關係。她提醒道，過去世代的經濟成果往往是在高工時、低保障的情況下。

延續第一題的回答，聽眾進一步提出，雖然理解棄成長是追求「福祉」的成長，但每個人對「幸福」、「福祉」的想像不同，要如何建構能反映「好」成長的指標？宋沅臻認為棄成長的社會樣貌並沒有固定的標準，但在訂定指標前重要的前提是要脫離個人原子化的思維，以社會集體福祉的角度思考。林韋翰指出，福祉指標的訂立非常複雜，需透過民主治理來達成，以冰島為例，在其重新制憲過程是以公民大會的審議生成，而替代GDP的指標、我們所要追求的福祉為何，也都需要定期的追蹤與更新。廖子齊進一步舉例聯合國制定永續發展目標（SDGs），採用的指標可以被視為社會基礎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為福祉經濟的指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框架。最後，魏揚指出，台灣曾參考「美好生活指標」，但其內容並未依照台灣的現況進行調整，因此被大眾質疑，顯示出台灣在福祉指標的訂定上，仍有許多需要公眾討論與思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