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講者：
唐鳳 Audrey Tang（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
許繢仁 Kevin Fan Hsu（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資深助理主任）
田恆德 Hendrik Tieben（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持人：
侯志仁 Jeff Hou（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教授）
時間：
2020 年 12 月 17 日 7:30 – 9:00 pm （台北時間）（線上座談）
譯者：
陳盈棻（香港中文大學後博士研究員）
主辦單位：
華盛頓大學台灣研究計畫 Taiw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疫情與處於劣勢的社會弱勢者
侯：說到公眾科學與教育，有些社群可能能力比較強，有些可能相對不足，而這次的疫情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許多位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可能因為居住條件的關係或是必須出門工作，而暴露在相對危險的環境中，也可能缺乏醫療保健的資源。數位科技或數位治理能怎麼處理這類社會不平等的議題？或是反而加劇這樣的落差？
許：我認為數位科技可以幫助我們診斷當前的挑戰，提出空間面向的可能解決辦法。就我所知在美國，有些人正嘗試追蹤 COVID-19 案例與種族特性，甚至與其他重要人口統計資訊之間的關係。有些數據顯示，位在某些州的少數族群例如拉丁裔、非洲裔或是原住民社群，受到疫情的衝擊是比較大的。不過，雖然有些科技對疫情有幫助，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順利接觸到這些科技，就像是拿年長者當例子，並不是所有年長者都知道如何下載使用智慧型手機裡的程式。為因應這樣的狀況，新加坡政府甚至分配有通訊追蹤功能的實體代幣（physical token），讓年紀大的民眾可以帶在身上。
回到都市規劃的領域，如何應用數位科技解決社會貧富差異的問題，特別是考慮疫情過後可能發生的新生活型態（new normal），我想數位科技將會被用來檢視這個社會是否平等，或是有沒有哪些社群所接收到的服務其實不足。就像是每個社群對公共空間都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不能只考慮到所謂平均值，我們有必要對於既有的人口統計資訊，例如年齡、族裔、社群等等有更深的了解，進而知道如何滿足不同社群的需求。例如，在美國，有研究都表明部分少數族群在城市中很難享有綠色的公共空間，如果我們知道了這一點，那在規劃的過程中就必須嘗試發掘這些過去沒有被聽見的聲音，試著讓每個人的需求被滿足。
侯：唐政委，你在處理社會不平等的議題上，有什麼相關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
唐：在台灣，我們將寬頻網路視為一項基本人權！即使你位於台灣最高的玉山上，我們也保證你可以只花費每月 16 美元的金額，就可以有每秒鐘 10 MB 基本網速而且是吃到飽的方案。如果做不到的話，這就算是我的失職（笑）。我們辦公室就遇過有一次，有個人寫 email 來投訴說他的隔離地點在陽明山某個網路收訊極度不佳的區域，他花了超過四次才將這封信寄出。在收到那封信的兩週後，我們即在那個區域加設訊號基地臺。我要說的是，我們確實將網路連線視為基本人權，因為那是全民健保系統的基礎，這套系統也使得這次疫情下，透過各個在地藥局，讓民眾都可以買到口罩，或是讓有疑似 COVID-19 症狀的患者在地方診所即可快速獲得診斷，甚至比在醫院設立免下車檢驗站還要便宜快速。
雖然這與世界上多數地方所選擇的方式不同，但在台灣由地方藥局或診所形成的系統，其實更容易讓年長者，或是沒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族群信任並接受。他們只要帶著實體憑證，也就是每個人都有的健保卡，利用卡片原本就搭配的晶片，民眾不只可以購買口罩，還能夠從這些地方得到不錯的防疫資訊與建議。台灣在疫情初期，曾經有機會選擇使用智慧型手機付費程式與實名制悠遊卡，搭配作為據點的便利商店，來建構實名制口罩配給的系統，但我們最終選擇了上述以地方藥局為主的系統，因為這是一個對於不同背景的民眾都很方便，同時也是讓民眾對於整體醫療體系產生信任感的方式。我經常說，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就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的實踐，特別是在醫療保險與教育方面，其他方面則是仰賴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 democracy）。話說回來，要讓這些地方藥局可以順利支持這個系統，提供給他們相當的網路頻寬是重要的，這也再次說明其作為基本人權的重要性。
侯：我記得看過你曾經寫過「我們應該要將科技帶給民眾，而非將民眾帶向科技」，這就是很好的例子。田教授，你的看法為何？
田：我覺得利用地方藥局的方式非常有趣，這也讓我想到台大城鄉所的康旻杰教授曾經提過，正由於台灣原本就有高密度的地方藥局分佈，才使得這次為防疫建構的口罩制度得以成功。有了良好的基礎，才可以這基礎上建構出更多可能性。雖然香港的確診人數比頗低，但與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相似，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在防疫上也是相當棘手。舉個例來說，我近期與在地 NGOs 合作對香港著名的劏房（subdivided flats）空間在疫情影響下的情況進行研究得知，由於人們是住在甚至比一個停車格都小的空間裡，雖然他們平時都有取得網路連線的各種管道，像是到公立社區圖書館之類的地方，學童也常會去那裡做功課。然而，因為疫情的緣故，這些地方在第一時間都被關閉，使得居民只能夠待在已經很狹小的家中。
試想如果有兩個孩子需要同時進行網路連線課程，就算家中有網路但也可能無法讓兩人同時上網。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是這樣擁擠狹小的生活環境所造成的，這些問題或許原本就存在，但疫情讓他們更浮上檯面。香港有很多非營利單位或是慈善團體，努力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法，例如藉由視訊軟體與獨居在這樣空間中的長者保持聯絡，確定他們的健康與生活狀況。在我們之前舉辦的線上座談中，我們也聽到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例子，也都與這樣的居住不平等或是高都市密度有所關聯，但也有許多例子不完全與這樣的狀況有關，反倒是因為醫療保險或資源短缺所造成的劇烈影響。
數位科技公民參與當前的創新作法
侯：類似像藥局的社會基礎建設（Social infrastructure）的確重要，我們之前也談到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但總歸來說，「政府」的治理角色一直都還存在，另外在亞洲的很多地方，公民參與（engagement）一般來說還是在萌芽的階段，也還有來自傳統官僚體制的阻力，數位治理如何面對這些挑戰？
唐：我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所在的部門每年都會舉辦名為「總統盃黑客松（Hackathon）」的活動，讓社會部門可以有機會與公部門或私部門合作，產出有益社會的計畫。參加者所提出的計畫會經過一個新型態的投票系統「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來進行篩選，以確保進入後續培訓的團隊，有得到足夠的支持。由於我們期待這些提案都可以符合「永續」的目標，所以參與團隊也被要求須包含超過一個以上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並在培訓過成中發展跨部會的可能性，最後選出五件年度最優秀的計畫。
以今年的活動為例，有一組得獎的「台灣好植地」（Patch by Planting）團隊設計了建置在手機或是平板電腦上的 AR 工具，讓人藉此看見當某個公部門閒置的土地上，如果種滿植栽會是什麼景象。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計畫，雖然我們無法透過這項工具看見像電影《阿凡達》裡的景象（笑），但卻可以引發人們對於這類空地未來使用的想像，也讓政府在確保維護這類空地植栽的全部經費前，提供市民參與的空間。由於這個計畫在黑客松獲獎，其設計團隊已經開始與桃園市政府合作，試圖將這個技術引入在地發展。
今年還有一個計畫叫做「奉茶行動」（CircuPlus），利用線上地圖整合的方式，標示出某個地區周邊可以提供飲用水的機器與店家。如此一來，當在這個區域的民眾需要補充他們水壺裡的飲用水時，就可以透過這個系統找到定點，在實體空間也可以進一步與當地居民交流，此外在虛擬空間也可以如同遊戲「Pokemon Go」一樣，藉由對這個給水點的評分獲得虛擬點數等等。就算沒有想要參與虛擬的遊戲，培養人們帶水壺出門而非隨時購買瓶裝水的習慣，也是這個計畫的重要目標與貢獻。
某程度來說，這類的計畫都可以被視為發展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與場所營造（placemaking）的方法，這也是今年黑客松得獎作品中相當有趣的三個，我在這裡只是簡單說明，想要知道更多細節與其他計畫，則可以上「總統盃黑客松」的網站瀏覽。
侯：這些的確是很好的案例。說到 Placemaking，田教授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能否談談你的想法？
田：近年來，確實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結合程式與公共空間議題的規劃模式，但我覺得我所在的領域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我們所觀察到，很多人似乎對於公眾參與的規劃模式有些疲憊感，特別是公共參與常常需要花費很久的時間才會有結果，也有人不相信這種模式會帶來顯著的轉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人將遊戲應用在公共參與的過程中，但是多數還是實體的而非數位的，我想我們還是要繼續觀察這些工具未來如何被發展與應用。
侯：許主任，你的想法呢？
許：就公民參與而言，我想數位科技這類的工具會有所幫助，但不會是萬能的。如果可以創造出一個以使用者為核心的平台或是服務，是可以試著收集來自民眾的迴響與建議，進一步支持後續的設計過程。回到新加坡的狀況，以市區重建局為例，他們花了不少精力嘗試不同的參與模式，希望藉此與更多草根的理念合作，或是讓都市規劃的過程更加具有參與的可能。另外，像是新加坡國家公園管理局也曾經使用公民參與的方法，來決定某些新的公園的設計元素。
綜合以上這些經驗，我想最關鍵的是要改變我們對於「參與」的理解，參與不該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要對於既存的問題、人們的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尋找到最恰當的解決辦法。理想的「參與」可以把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或是人本設計（human-centered design）當啟發點，在設計之前先了解你的使用者，規劃者更應該試著去在第一現場了解使用者，並由此了解真正的問題核心，才進到下一步的解決方案設計。
疫情造成實體公共空間的轉型？
侯：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數位的面向，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實體空間的部分。以剛剛所提到的其中一個黑客松獲獎計畫為例，雖然引入了數位平台，但那些願景中的植栽最終需要被種植到真實的土地上，而許多黑客松也依然在實體的空間舉辦。在這個充斥著科技與雲端的年代，實體的公共空間將會何去何從？
田：最近有很多人在討論後疫情的「新生活模式」（new normal），但是以台灣與香港的經驗來看，好像沒有必要改變我們目前的生活模式，只要保持戴口罩的習慣，就能保護好自己。香港從疫情之初至今，也沒有真的進入過封城（lockdown）的狀態，台灣更不用說。因此，如果要說未來公共空間會有什麼基本上的轉變，我其實不真的這樣認為，畢竟大家看起來還是很需要這樣可以聚集的場所。
但我想，某些已經在發展的計畫或是設計理念將會變得更重要，像是我之前於疫情初期待在台北的時候，我常常探索那些河濱公園區域，看到很多人在那裡運動或是騎單車，確實讓人們可在疫情的影響下持續擁有活動的空間。香港也有不少類似的空間，像是我住的地方或是工作的大學附近，也有這類從 1970 年代開始規劃建置的水岸休閒空間，在疫情下為人們的活動提供適合的場所。此外，我認為在都市健康面向的不平等的確是個問題，那些生活在空間較為擁擠或是環境條件不佳的區域的居民，在疫情當下是需要有更多的協助。
侯：許主任，你的看法？
許：我想實體的公共空間依舊是很重要的，因為人們確實想要實際的接觸。當 William Whyte 對紐約的公共空間進行研究時，他曾提出真正吸引人們去這些公共空間的重要元素，不只是空間本身，還有在空間中現身的其他人群。雖然在整個疫情的過程中，人們在戶外活動的目的可能是要遠離其他人，也還是需要公共空間的存在。我們之前有討論到人們需要公共空間做為運動場所，這時公共空間的品質就會非常重要，我們不能說每個社區有小型公園作就好，我們需要的是可以容納不同類型活動的空間，這個空間也需要有足夠品質，讓人們無論是在疫情期間或是疫情後，都可以自由的活動。因此，我認為未來的公共空間設計應該要更加具有彈性，在疫情期間這些空間可以提供遠離群聚的活動場所，也可以被改用臨時診所或者隔離空間；在沒有疫情的時候，人們可以在此聚集，進行各種社交活動。
侯：唐政委，你認為公共空間與數位治理之間的介面是什麼？
唐：我想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辦公室的所在地，位在台北市中心地區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這空間裡的公共藝術是由唐氏症患者所繪製的，非常精彩，我在這之前不知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就像梵谷一樣，某種程度上好像幾何圖形與位相幾何圖案的結合。這個大樓的所在地過去是空軍總部，在後來建築物的修建再利用過程中，我們為了讓所有人都可以輕易走進來參與社會創新活動，就把原本的牆面打掉。我幾乎每週三從早上十點到傍晚都會待在這裡，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預約系統，排定 40 分鐘與我的會面，討論任何和社會創新相關的主題。這是一個讓人連結的場域，主要連結了全台各地另外五個像這樣的社創中心。
當我進行全台巡迴的時候，我會去各地的社創中心，與當地的民眾見面對談，有時候在原住民部落時，我們也會請求文化翻譯的協助。在巡迴的過程，經常可以親如其境地聽見民眾分享不同的在地特性，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因為許多時候在中央政府工作的人只透過閱讀文件上的描述，就試圖以抽象的角度解決問題，卻常常創造出更多問題。倘若他們可以親耳聽見在地的故事，就更能夠與當地居民合作解決問題，也讓居民覺得和官員之間的距離是接近的。所以，像是這樣實體的社創中心對民眾來說是很重要的，他們可以在這裡相互獲得啟發、試著跳出思考框架，或者如果你想的話也可以一起對現有政治進行 hacking，透過這樣的過程，民眾和我們都會有種彼此比過去更接近而且相互連結的感受。
論壇紀錄第三篇將陸續刊出
陳小易
系列文章
延伸閱讀
旅居西雅圖，行走保持紐約速度，徘徊於建築、景觀與城市規劃等專業與非專業領域，現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