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台灣公宅100年──最完整圖說，從日治、美援至今的公共住宅演化史》

文：沈孟穎

未曾抵達的現代性旅程

台灣公共住宅的治理經過百年來的歷史實踐，都市裡一屋難求的問題，至今仍未獲得妥善解決。根本性原因是：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缺乏對台灣公共住宅屬性共識，住宅究竟是如同汽車般的集體消費商品？還是如同健保般確保人民基本生存權利的物品？表面上在三民主義住者有其屋的導引下，國家應有義務保障人民居住的權力，然而實質上卻是放任房地產商炒作土地、墊高地價，在壟斷性的地租特性下，獲得不合比例的報酬。為民建屋的理念亦擺盪在平價、合宜、社會與公營住宅之間，不同歷史階段下，住宅治理策略性機制與社會秩序再生的結構趨勢結合，形塑出當代集體之社會想像。這是一個集體追尋現代性住居的過程，不管是國家或是協力的專業成員，接受了當時代所謂「進步」意識形態的驅動，參與這個集體（社會）想像的過程，也為未來創造新理想住宅的想像基礎。

而理想住宅的典型，自帝國榮光下的南方熱帶家屋、南進玄關形象的風土家屋、反共復興基地的自助住宅、均富社會經濟住宅，以至寰宇都會商品的住宅，住宅形式是否有新的可能呢？「公共住宅」為「非特定」對象設計之住宅，看似為所有的人設計，實則並未為任何人設計，其預設的使用者是科學數據下的中性人，無法為每位獨特生活需求的住民，創造家的認同與意義。因而須仰賴客觀「空間機能」知識體系作為施力點才能運作，而理性、去歷史化、均質化與抽象化成為現代住居設計論述之座標，並在象徵層次上實現意義。當住居轉化為住宅時，各階段公共（國民）住宅計劃便逐漸服膺於將空間去歷史化、均質化、單元化與標準化，重新編寫為可購買、擁有與消費商品之過程。

理性與機能主義設計思維
不脫文化之雜揉

殖民時期，建築專業者從打造移居的衛生環境概念出發，以空間機能區別、專用與重組關係等設計技術，構築理想中的現代生活小住宅形式。健康的身體與清潔的空間，被納入機能分化的首要行列中，透過空間關係的分化與重組，服務性空間概念逐漸浮現。「浴廁分離以緣側相隔」、「廚浴緊鄰」、「寢食分離」、「彈性利用居室」等原則，一方面實踐理性與機能主義之訴求，另一方面也與文化價值選擇息息相關。加上住宅配置是否符合機能並沒有標準答案，而是源自對生活方式的理解與重塑；預先規劃與設計的技術過濾作用，仍會受到過去生活習慣與知識之影響，猶如一抹幽魂在你不經意的時刻悄然出現。

戰爭時期，強制性節約與代用資材政策，讓建築專業者不得不屈從於極為簡陋的住宅規格，這與前一時期的衛生住宅有很大的落差。具衛生象徵的浴室排除在小規格住宅配置之外，不僅無法滿足基本生活機能，也有違衛生住宅的基本原則。

為了服從軍事目標，甚至可以放棄和式木造構法與部分配置傳統，維持最低生存限度，並以「節約」是大和民族的美德自我催眠，轉化原本合理生活機能住宅的設計思維。

戰後的設計者（官方與美援顧問）基於節約土地與營建資本原則，以相似的邏輯重新分化與重組機能空間，重視生活效率，加上去走道化與新衛浴設備之導入，將住宅的經濟性轉為便利性，重新詮釋「合理生活機能」的意義。

室內平面構成方面，機能專用的房間（特別展現在餐廳與臥室）不僅受到美式生活價值之影響，也是合理生活機能、空間專用化之具體展現。但自殖民時期繼承來的彈性居室利用觀念並沒有完全消逝，因此當國宅設計者欲在極小住宅空間裡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時，便會出現和式房（榻榻米式房間）之配置。看似客觀、理性的規劃與設計過程，雖受到功能主義思維的驅動，但空間形式表現仍會受到文化習慣或社會條件的影響，更是價值選擇的結果。

綜觀各時期住宅平面圖應不難發現彼此之間的相似處，特別是戰爭時期公布的規格平面，更彰顯了承先啟後的角色。殖民時期彈性房間與廚浴相鄰的原則，延續至戰後美援國宅的出現。戰後重建期之設計者無論是否曾受日本建築教育，皆可巧妙將過去習得的設計方法，與台人慣習之居住思維，融合置入新時代的國民住宅方案中，值得進一步深究。無論如何，兼容於異文化價值選擇的合理生活機能住宅形式，形塑出台灣獨特的公共住宅樣貌。

標準設計體現了人與住宅的抽象化過程

公共（國民）住宅標準化，體現了空間均質化如何滲透至私人領域的過程。當今研究者多半意識到殖民政府如何透過科學工具進行量測與計量技術，逐步使空間成為可切割、計量、交換的對象。但若僅談及展現在都市計畫與國土治理等大尺度的空間面相，而未能體察其實私人領域小尺度住宅均質化的過程是更為精細與深入化的。最低標準的概念原本就是抽象的數值概念，是由人口統計資料平均後所產生的平均值空間。此操作方式是透過空間的標準化與規格化，讓空間的資源更利於管理與控制。

殖民時期公共住宅空間規格的標準化，直至「營團住宅」時期方有標準化的平面形式，透過不同型號住宅規格的設計，標誌出住宅空間商品化的開端。隨著戰爭時期的資源統制與集中管理措施，促進建築尺寸、構件標準化與住宅工業化的初期整備工作。戰後，美援導入新混凝土磚牆技術，進一步規格化，同時加上國宅自行設計準則的頒布，在安全與經濟考量下，各建築尺寸最低標準值逐漸定量。「空間量」被視為確保空間品質的第一要件，而官方設計的標準圖就成為確保居住品質的示範，大量複製室內配置圖可使標準意義簡化，降低住宅的多樣性表現。

在「構件標準化」方面，延續殖民時期五金構件的工業化發展，門窗（玻璃）、五金構件、水電設備（電器與照明器材）、廚房設備（流理台）與浴廁（馬桶、洗面盆與浴缸）等已建制為工業化規格品，並達高度標準化。一九六○年代預鑄國宅是住宅商品化與效率化的極端表現，住宅有如生產性商品與投資，先製造各建築部件，組裝後便可出廠銷售。

隨著空間的抽象化，人（乃至於生活）的面貌也越來越模糊。人對空間的主動性與掌握度，會隨著空間標準化而弱化。設計操作所關注的對象，由「個人化」（家）的需求逐漸轉移到「物」（住宅）上，去歷史化（過濾文化習慣、社會關係與身體感）的人，僅僅被視為物理性均值存在，因而只要滿足身體的動作尺寸，就可算是好的居住空間。公共（國民）住宅所預設的治理主體，從維持健康身體、標準家庭至理性社區，均是建立在一套看似科學的知識體系操作上。這裡沒有活生生的主體─生活者，只有可供知識操作、設想的對象─使用者。換言之，空間建築專業知識優先於生活常識，標準化往往容易導致無人味的設計結果。建築師常被戲稱只需要會加減乘除就可做好住宅設計了。一心建構高效率工業化生產住宅的營造模式，無法讓人透過自力營造出適用的家屋，一九六○年代不用建築師簽證即可興建自宅的標準圖規定，某種程度提供人們另一營建自宅的管道，但當此規定取消後，人們能獲得營建住宅的方式，反而限縮在購買現成（無論是官方或是私人興建）之商品住宅。

空間抽象化與商品化同時有助於買賣、交換與消費，並有利資本再生產循環。人與人（群）、人與環境的關係、轉化為人與物（商品）可計價的關係與邏輯，「經濟條件」順理成章成為人生活需求的代名詞。

一九八○年代在消費商品的邏輯下，國宅居住水準與滿意度始終不高，看似多樣化的多房型國宅，根本無法滿足住戶需求。或許應該這麼說，若真要將住宅視為商品，那麼完成度越高的成品越難以滿足所有客群，反而是容許自我調整、增添與改裝，讓居住者表現出自我與實踐生活價值的商品，才有可能提高客戶滿意度。一九八○年代崛起的室內設計業，很大原因是源自於龐大的室內空間改裝市場需求所帶動的新空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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