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黃子倫

「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作者 C. Dickens 著名的《雙城記》描述了一座城市兩極化現象。若放置到我們的都市土地制度中，也反映出制度造成不均的結果 ─ 貧窮的人在土地制度中被排除，而擁有權力的則獲取利益。

臺中近年即是透過土地制度 ─ 市地重劃 ─ 使地景迅速變化，成為嶄新的臺中市容。尤其這兩年重劃區的驟變，使我原本熟悉的街道逐漸感到陌生。這種陌生感不僅是我已經無法如以往穿梭大街小巷，同時我所熟悉的重劃[1]居民也紛紛離開到各地生活。本文試圖整理昔日重劃對人們產生影響？他們又如何面對重劃？同時重劃後的「新」臺中又對他們產生什麼影響。

註[1]：重劃是一種土地分配工具，透過重劃重新調整土地功能與配置。

2015年初，因為重劃正在拆除的舊聚落。

形形色色的拆遷戶

回想著五年前，我因為研究與工作的關係常經常往來臺中各個重劃區。若要將市屯重劃範圍作個比喻，火車可以坐四站[2]都是還是重劃區範圍，可見範圍相當廣闊[3]。而我因為工作之便，經常騎著機車沿著環中路、筏子溪一路從南臺中到北臺中，看盡了地景變化最大的時刻 ─ 從原先的農田聚落逐漸成為現今現代建築林立。

在當時多數重劃區仍是一片農田，以及些許三合院。這種都市景觀，對於一些都市人而言，充滿著詩情畫意。但這些浪漫的「都市田園」卻因為土地重劃而圍上鐵皮圍籬，等待開發單位興建。猶記得當時一位參與田野調查的夥伴，總會惆悵並且對著即將消逝的地景說：「難道，這些有歷史的東西不能留存嗎？」

不能留存嗎？或許對於維持現狀，更多人在乎的是能否「發展」。發展，對於許多人而言等同於「進步」。「我們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這句土地重劃說客的話術，早已讓多數土地持有人深信不疑。還記得當時拜訪一位拆遷戶，他站在瓦礫堆中，樂觀的對著我說：「這邊以後是商業區，我透過土地可以賺很多錢。」這位拆遷戶以臺北捷運旁的土地市值為例，精算著他所擁有的土地，能夠取得多少價值。當這位拆遷戶說著口沫橫飛，此時，屋後的挖土機開啟了引擎聲，準備將其中一棟房屋拆除。而這位拆遷戶繼續說著他如何成為爆發戶，以及當「家」被拆除那一刻 ─ 如何實現「致富」的夢。

重劃區中，另一群人就沒有那麼幸運，能夠透過土地「一夕致富」。他們只能將僅有的家當打包，試著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下一個安居的地方。這一群人是重劃區內的租戶。公辦十四期重劃區的拆遷戶告訴我，他們要等到拆遷的最後一刻才願意搬遷，因為「沒有錢去外面租，所以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等到租屋處被拆的那一天再說。」從來沒有統計數據顯示有多少人租屋因為重劃而受影響，更無法證明在將近一千五百公頃的重劃之中，有多少人因為拆遷而顛沛流離。但我用雙腳所能遇見的「租戶們」，這一群人總是不斷尋找下一個住所，並透過打零工以及租屋處之間，渡過每一天。他們並不奢求城市能有多偉大的建設，只祈求能有溫飽的一餐，以及遮風避雨的「家」。

註[2]：分別是烏日站、大慶站、太原站、潭子站。
註[3]：當時研究為臺中市後期發展區，重劃區面積共1437公頃。

受到重劃禁建影響，簡陋的建築往往就是租戶的棲身之地。

重劃區拆遷過程，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必須將建物夷平。因此，面對家屋的拆遷，並不是每一位居民都夠處之泰然，於是有人開始捍衛自己的家園。他們以「土地正義」的名義，試圖透過抗爭的手段取得符合利益的分配。當時每一個自辦重劃單元，幾乎都有一個自救會。而我在拜訪的過程中，自救會成員曾跟我說「有時最大的敵人不是重劃公司，而是自救會內的成員。」短短的一句，當時懵懂無知的我，還無法立即辨識出社會運動之下人和的問題。但這句話，反映了存在差異個體的集體，在缺乏共同利益的社會運動，往往先從內部開始崩解。

還有一群人，基於著對歷史的情懷，試圖抵抗重劃對過去記憶的破壞。這一群人可以說是懷舊，但他們並不守舊。他們試圖抵抗的理由並非是多麼偉大的「城市歷史」，更多理由是基於「身份情境」。例如過去一場守護老屋的拆遷戶，他已經沒有住在合院，也並非家族具有說話輩分的男丁。在女性的身分之下，他只希望能保留過去的記憶，不要隨意的拆除祖父輩所留下來的資產。最後，這間合院仍被拆除。有人說這間合院沒有價值，換取現金不是更好？但對於他們而言，曾歷經生離死別的痛楚後，金錢早已不是人生的全部，而是取決於對人生信仰的價值。

重劃區內一場搶救古厝的嘗試，最後仍是面臨拆除的命運。

拆遷之後 ─ 新臺中的誕生

五年過去，這些人都已經不在當時的土地上生活。面對現今廣闊的重劃區，已經築起了一棟又一棟的現代高樓。對於一座僅數年間，從農田聚落、夷平再到高樓的臺中，似乎變得「現代化」了。而這樣的改變，如同歷任臺中市長許下的政治承諾，臺中必須「超高雄趕臺北」並邁向國際城市[4]。

由於重劃區摩登大樓的興起，讓人們認為臺中更進步了。臺中正以一種「國際都會」的樣貌呈現給市民。然而，「現代化」往往預設了一種線性進步的觀點。認為「成長」不會停滯，而人們似乎能夠在成長循環之下不斷獲利。但城市的進步或許帶來了「新臺中」樣貌，卻拋下了無法符合「進步」需求的人們。

挖土機背後的大樓，展現了臺中發展的企圖。

那些摩登建築的背後，受到土地制度而產生的悲歡離合，都已經成為拆遷戶的往事。重劃之後，我拜訪先前的拆遷戶，當他們說找到家之後，總算能夠喘一口氣。這一家人對於當時的悲憤，也因為有了穩定的住所，而不再提起。而另一位希望保留老家的拆遷戶，因為老家已經拆除，也不再提起當時的抗爭。

註[4]：胡志強時期主要的市政口號即為「文化、經濟、國際城」。

新臺中，誰能夠擁有接近城市的權利？

重劃過程，每個人面對土地重劃的心境不同，而這也往往取決於拆遷戶本身的社經地位。若整體社會是一座金字塔，將人們切成不同等級，那麼又有多少人能夠享受重劃後所帶來的利益？或許有人成為爆發戶，每天在數電線杆[5]，但是更多的人是尋找他下一處的家。一套土地制度，多數的人並沒有辦法成為「既得利益者」。因為，這一群「平民百姓」必須持續為自己的生活奮鬥。對於這一群拆遷戶而言，如何面對生活的需求遠比追求土地利益來得急迫。

一座城市之中，總會看到兩個極端的社會共同存在。一座城市，有太多臉孔稍縱即逝，但每一個臉孔都有他的故事。透過土地重劃，這一群人赤裸的面對自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誰的房屋能夠被保留？哪一座具有文化意涵建築可以不被拆除？哪塊土地值得投資？當土地制度成為了人與人之間，展示社會資本的赤裸戰場時，弱勢者往往是被剝奪接近城市的權利。

這些都是在重劃區裡的故事。在過程中，我看到各式各樣的臉孔，有人期望成為爆發戶；有人為了土地利益或是歷史價值而起身成為抗爭一員；有人則是選擇獨自承受。我們必須理解土地制度的使用，沒有中立的價值判斷，都是各種政治權力的總合，而這也區別了不同的人並產生兩極化的可能。

現在每當我行經重劃區，回想著當時那些人的臉孔，都已經隨著「新臺中」的展現，而逐漸消失在這片土地上。

註[5]：可參考天下雜誌147期〈十甲里的變遷〉201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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