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桂賢 （本文轉載自鳴人堂）

 

 

▎社子島的水患課題

將社子島置於台北水系的脈絡中，就不能不談經常跟社子島連在一起的水患課題。坊間有「社子島地處低窪，因此人民深受水患之苦」的論述，我必須指出，這個論述太過簡化。低窪絕不一定會造成水患，在我看來，社子島的水患乃人為的錯上加錯所造成。

位於兩河匯流處，社子島本是河川天然泛濫之地，沒有河川週期性地泛濫沖積，就沒有社子島這個沙洲。淹水，是這裡再自然也不過的現象，但是，易淹水之地不代表不適合人居。傍河加上沖積土壤肥沃，社子島自古有漁農之利，先有原住民居住，後有漢人屯墾。那麼，當時的人們只好與「水患」共存嗎？當然不是，因為「淹水」絕不等於「水患」。根據在社子島長大、長期研究其歷史的社子地區永倫里里長宋旭耀所述（註1），在堤防未興建之前，社子島的確經常淹水，但水很快就退去，不會傷害農作物，水來水去人們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淹水並未造成不便。

在人們可以適應頻繁淹水的年代，社子島並非水患頻仍，在自然的情況下，此地的水患風險也不見得會比台北市其他低窪地區高。此外，在人口稀少、建築構造物有限的情況下，社子島的聚落對洪水水流的影響有限，理論上不會影響其他地區的水患風險。但是，易淹水之地絕不適合大量人口居住，不但會讓更多人暴露在水患風險中，也會增加其他地方的水患風險，因此都市開發應避開易淹水之地。

然而，早期，不止是台灣，全球各地的政府少有如此的土地使用控制觀念，在經濟成長、都市化的進程中，一昧放任易淹水地區的人口持續成長。隨著人口增加，經濟活動更加密集，財富增加，建築與道路的不透水鋪面也不斷擴張，讓淹水更頻繁、更容易致災。當淹水成為水患，在科技萬能的年代，各地的政府選擇以各種防洪工程企圖「徹底消弭洪水災害」（註2），以工程修補土地使用控管不佳的人為錯誤；然後，又因為認定水患問題已經被「徹底解決」，於是，許多本來的易淹水地區得以進行更高密度的開發，錯上加錯。然而，這樣的作為卻一直被廣泛論述為「德政」。

社子島就見證了以上「錯上加錯」的「進程」， 成為錯誤的受害者，也走上錯誤的道路。

民國五十二年葛樂禮颱風來襲，社子島淹水達兩天兩夜，水淹不退並非此地河流泛濫的自然狀況，而是石門水庫持續洩洪所造成。此外，民國五十四年，基隆河進行第一次截彎取直工程，環繞劍潭與士林的舊河道被填平；拉直了的基隆河利於洩洪，但也代表洪水會加速抵達社子島，增加了社子島的水患風險。

另一方面，在社子島人口漸增的過程中，淹水漸成水患，雖然社子島在民國五十九年的都市計劃中被列為「限制發展區」（註3），沒有進一步開發，但應居民不斷要求，民國六十二年政府在社子島築堤防潮，爾後再加高，成為今日所見之六公尺高堤防。有了堤防，雖然來自河川的水未曾造成社子島淹水，但反而阻檔堤內的排水，大雨造成的積水情況增加。而目前社子島沒有排水管道設施，仰賴抽水機來排除雨水徑流，但大雨仍不時造成局部性積水。

 

▎水患問題解決了，開發就成為必然？

今天的社子島鮮有大規模淹水，多是局部性的積水。有論者稱，二重疏洪道和員山子分洪道已陸續完成，社子島將不受淡水與基隆河的威脅，積水問題只要強化排水設施即可改善，且若再填土墊高，加高堤防，達到與台北市其他地方一致的防洪保護標準（也就是即便在200年一遇的流量下都不會淹水），就可徹底解決水患問題，何以不能大規模開發？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防洪工程從來都不可能「徹底解決」淹水問題，而不過是顯著減少淹水的頻率；超過工程設計標準的洪水不是不來，只是時候未到，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降雨增加，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大水的規模會大到什麼程度。

再者，一個易淹水之地是否開發，不只是災害可否控制的技術問題，也反映了一個城市的價值觀。「只要技術上可行就應該開發」的思維，全然忽視土地除了開發之外的價值，包括社子島作為生態要塞的重要性。

 

 

註1：筆者於2015年二月五日於永倫里里辦公室與其親自訪談。

註2：例如，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其網頁提及：「為了徹底消弭洪水災害，政府早於民國四十九年起即著手進行規劃台北地區整體防洪計畫……」

註3：台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核定本，經濟部，民國99年3月。

 

---

廖桂賢
台灣人，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建成環境博士。自2000年陸續旅居費城、西雅圖、柏林、札幌、加州爾灣、新加坡。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目前為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研究和寫作興趣為永續／生態城市、韌性城市、水患治理、都市水環境設計等。著有《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