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勝天,社子島開發成為必然!但大自然反撲真的不會來嗎?

文:廖桂賢 (本文轉載自鳴人堂

 

 

▎社子島的水患課題

將社子島置於台北水系的脈絡中,就不能不談經常跟社子島連在一起的水患課題。坊間有「社子島地處低窪,因此人民深受水患之苦」的論述,我必須指出,這個論述太過簡化。低窪絕不一定會造成水患,在我看來,社子島的水患乃人為的錯上加錯所造成。

位於兩河匯流處,社子島本是河川天然泛濫之地,沒有河川週期性地泛濫沖積,就沒有社子島這個沙洲。淹水,是這裡再自然也不過的現象,但是,易淹水之地不代表不適合人居。傍河加上沖積土壤肥沃,社子島自古有漁農之利,先有原住民居住,後有漢人屯墾。那麼,當時的人們只好與「水患」共存嗎?當然不是,因為「淹水」絕不等於「水患」。根據在社子島長大、長期研究其歷史的社子地區永倫里里長宋旭耀所述(註1),在堤防未興建之前,社子島的確經常淹水,但水很快就退去,不會傷害農作物,水來水去人們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淹水並未造成不便。

在人們可以適應頻繁淹水的年代,社子島並非水患頻仍,在自然的情況下,此地的水患風險也不見得會比台北市其他低窪地區高。此外,在人口稀少、建築構造物有限的情況下,社子島的聚落對洪水水流的影響有限,理論上不會影響其他地區的水患風險。但是,易淹水之地絕不適合大量人口居住,不但會讓更多人暴露在水患風險中,也會增加其他地方的水患風險,因此都市開發應避開易淹水之地。

然而,早期,不止是台灣,全球各地的政府少有如此的土地使用控制觀念,在經濟成長、都市化的進程中,一昧放任易淹水地區的人口持續成長。隨著人口增加,經濟活動更加密集,財富增加,建築與道路的不透水鋪面也不斷擴張,讓淹水更頻繁、更容易致災。當淹水成為水患,在科技萬能的年代,各地的政府選擇以各種防洪工程企圖「徹底消弭洪水災害」(註2),以工程修補土地使用控管不佳的人為錯誤;然後,又因為認定水患問題已經被「徹底解決」,於是,許多本來的易淹水地區得以進行更高密度的開發,錯上加錯。然而,這樣的作為卻一直被廣泛論述為「德政」。

社子島就見證了以上「錯上加錯」的「進程」, 成為錯誤的受害者,也走上錯誤的道路。

民國五十二年葛樂禮颱風來襲,社子島淹水達兩天兩夜,水淹不退並非此地河流泛濫的自然狀況,而是石門水庫持續洩洪所造成。此外,民國五十四年,基隆河進行第一次截彎取直工程,環繞劍潭與士林的舊河道被填平;拉直了的基隆河利於洩洪,但也代表洪水會加速抵達社子島,增加了社子島的水患風險。

另一方面,在社子島人口漸增的過程中,淹水漸成水患,雖然社子島在民國五十九年的都市計劃中被列為「限制發展區」(註3),沒有進一步開發,但應居民不斷要求,民國六十二年政府在社子島築堤防潮,爾後再加高,成為今日所見之六公尺高堤防。有了堤防,雖然來自河川的水未曾造成社子島淹水,但反而阻檔堤內的排水,大雨造成的積水情況增加。而目前社子島沒有排水管道設施,仰賴抽水機來排除雨水徑流,但大雨仍不時造成局部性積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水患問題解決了,開發就成為必然?

今天的社子島鮮有大規模淹水,多是局部性的積水。有論者稱,二重疏洪道和員山子分洪道已陸續完成,社子島將不受淡水與基隆河的威脅,積水問題只要強化排水設施即可改善,且若再填土墊高,加高堤防,達到與台北市其他地方一致的防洪保護標準(也就是即便在200年一遇的流量下都不會淹水),就可徹底解決水患問題,何以不能大規模開發?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防洪工程從來都不可能「徹底解決」淹水問題,而不過是顯著減少淹水的頻率;超過工程設計標準的洪水不是不來,只是時候未到,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降雨增加,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大水的規模會大到什麼程度。

再者,一個易淹水之地是否開發,不只是災害可否控制的技術問題,也反映了一個城市的價值觀。「只要技術上可行就應該開發」的思維,全然忽視土地除了開發之外的價值,包括社子島作為生態要塞的重要性。

 

 

註1:筆者於2015年二月五日於永倫里里辦公室與其親自訪談。

註2:例如,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其網頁提及:「為了徹底消弭洪水災害,政府早於民國四十九年起即著手進行規劃台北地區整體防洪計畫……」

註3:台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核定本,經濟部,民國99年3月。

 


廖桂賢
台灣人,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建成環境博士。自2000年陸續旅居費城、西雅圖、柏林、札幌、加州爾灣、新加坡。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目前為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研究和寫作興趣為永續/生態城市、韌性城市、水患治理、都市水環境設計等。著有《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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