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志仁Jeffrey Hou      譯／吳比娜
本篇文章出處為「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飛夢」可說是西雅圖最有特色的社區之一[1]，街角立著一座十六呎高的列寧銅像（這不是美國嗎？），對街商店的屋頂上則架著一顆從海裡打撈起來的火箭，附近的橋底下還有一隻專吃金龜車、叫做ㄘㄨㄛˊ的神話怪獸。2001年的某一天，這個亦名為「宇宙中心」的社區，又多了一個寶貝，…一座八呎長、金屬製的胖豬雕像，在黑夜裡被悄悄地設置在人行道上。

^[1] 飛夢社區的故事，可見『飛夢共和國』，遠流出版社。

這隻豬仔在西雅圖立即造成轟動，社區居民議論紛紛，地方報紙連續幾週追蹤報導，追查到底是誰沒有經過准許就把它立在這裡。兩個月以後，當周邊店家開始抱怨，正準備將它搬遷時，它又在一夜間神祕消失。後來，媒體發現這隻豬仔是兩位匿名藝術家的一件反商業主義的創作，主要在模仿並嘲諷官方的『豬兒大遊行』——一項以藝術結合募款為名的活動，在全西雅圖的購物中心和街道放置被裝飾的豬兒雕像。

矗立在人行道上，飛夢社區的這隻豬仔，不僅是社會和藝術的宣言，也是對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的批叛。儘管雕塑本身沒有影響街道空間的使用，但它「不正當」的出現，卻挑戰了公共空間的規範，包括市政府對公共藝術設置費用的要求。儘管豬仔的誕生沒有透過所謂的市民參與，但它引發了鄰居們、市民、媒體的討論，讓街道成為公共論壇。它的出現，使得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真正鮮活起來。

世界各地類似飛夢豬仔的事件，層出不窮。它們代表了微小卻持續不斷的反抗行動，挑戰著日益被規範化、私有化與單一化的公共空間。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城市修補」（City Repair）的社運分子，把十字路口漆上鮮艷的顏色和花紋，邀請附近居民，一起把平凡的十字路口變成鄰居們的聚會空間。在倫敦，「空間駭客」（Space Hijackers）從事了一系列的城市游擊行動，包括在街道上放長椅，讓街道不只是枯燥的步行空間，以及在倫敦的地鐵車廂裡辦派對（Circle Line Party），直到被警察阻止。在台北，受不了高漲的房價和政府的無作為，市民占據了城市的精華地段，睡在路中間抗議，開始了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

這些反叛的行動跨越了國界，也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脈絡和議題。從歐洲到亞洲，人們占領都市的剩餘空間和工業廢地，轉作做新的用途。從北美洲的東岸到西岸，新移民改變了都市地景，置入新的活動與功能。在東京，郊區住宅被轉化成為所謂的「第三地點」（Third Place）[2]，既是私人的空間也是社區的領域。從西雅圖到上海，人們種菜或跳舞，長期或是暫時性的占領了都市空間，注入新的活力與意義。

[2] Third Place是Ray Oldenburg (1989)所提出的概念，意指介於家居與工作之間、支持社區生活的地點。

這些自力營造的場所、都市空間的收回和挪用、暫時性的事件與快閃行動，為當代城市的集體領域提供了新的形式。不再受限於鄰里公園、廣場、市政建築等傳統公共空間的典範，這些「反叛」的公共空間，挑戰了所謂「公共」的定義和「空間」的生產模式。

作為市民或是專業者，我們可以從這些日常（或「非常」）的反叛行動中學到什麼？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代城市的公共領域有哪些侷限與機會？這些反叛的空間與行動，究竟如何挑戰傳統對於公共的定義與空間的生產？它們如何擴展公共空間的角色、功能與意義？這些即是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問題。

 

公共空間：民主、排他性與政治控制

公共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城市文化一個重要的面向。在全世界各城市裡，廣場、市集、街道、廟宇與公園一類的空間，長久以來一直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提供了聚會、社交、休閒與慶典等活動使用，有時也不免成為抗爭與示威的場所。公園和廣場等開放空間，為擁擠又僵硬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抒解。作為公共空間之一的公共建築不但是一個城市精神的表徵，同時也隱藏著許多個人的記憶。作為日常生活與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地方，公共空間同時蘊含著官方和非官方的集體記憶。

扮演著城市裡社會關係、公共論述和政治行動的媒介，公共空間不只是有形的空間與疆界。就如Henaff和Strong（2001:35）所說的，公共空間「是一串社會關係、政治制度、司法規範的組合」。Brill（1989:8）也寫道：公共空間是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的代表，是「一個論壇、一個群體行動、社會學習的場域，還有相互交流的平台」。西方傳統裡，從希臘的小廣場時代開始，公共空間就一直有著民主、開放與公眾討論的正面意涵，因此Henaff和Strong（2001: 35）認為，民主的概念和公共空間息息相關，「公共空間意指對所有人開放、被大眾所熟知，被每個人所認同……是特殊利益與私人空間的相反詞」。地景建築學者Mark Francis（1989: 149）亦寫道，「公共空間是一個公民意識與公共性形成與表現的地方」。此外，Fraser（1990）也視公共空間為市民對話和連結的場域，而I. M. Young（2002）更進一步認為，公共空間代表一座城市的開放性，並反映它的多元與包容。

然而，相對於這些美好的描述，公共空間的真實面卻往往顯現了政治現實和社會偏見。Agacinski （2001:133）指出，在法國大革命前，所謂的「公共」在西方的定義，僅限於那些「識字又知書達理的人」，「和一般大眾迥然不同」。即使是在近代西方歷史，研究者認為，「儘管表面上具有公共性和可即性」，官方或正式的公共空間通常建立在某種程度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包括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排除（Fraser, 1990: 59）。性別特別是一個有力的排除界線，使女性被規範在私領域，阻絕她們充分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Drucker and Gumpert 1997）。因此，所謂的公共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充滿排他性的，它代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以及某些社會成員的權利，不同於Young（2002）對公共空間持有具包容差異和多元的定義。

除了排他性外，公共空間自古以來也是權力展現的場域，以及受政治控制的對象。在中世紀西方的君權下，公共空間常常是政治力上演、展現和被正當化的舞台（Henaff and Strong 2001)。在近代的集權國家，大型的公共空間通常是軍隊遊行的場所，用來向人民和敵人炫示其武力。在現代的民主社會，當權力從君主被移轉到人民，公共空間總算是成為人們自由表達言論的正當場所。但這樣的自由，若沒有經過重重奮鬥和警戒，從來不會真正實現。「後911」注重安檢和充滿監視的反恐時代給了我們新的警訊，公共空間裡各種層出不窮的新管制，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們行動與言論的自由，限制了公共空間裡的活動與意義(Low and Smith 2005)。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裡，公共空間的功能和意義也跟著有所差異，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社會和政治控制。在近代的西方民主體制裡，公共空間和公共意見的形成，是民主程序的重要一環。透過集會和對話，公共領域裡的言論代表對政府的監督，使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民間」和「國家」的區別，是正規民主政治的重要元素。相反的，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和個人生活幾乎全部由對國家和家庭的責任所支配，沒有留白，在傳統上，公共空間要非不存在，就是緊緊地由國家所掌控。

江戶時期的東京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城市在空間上被劃分為山手（由高地上官員所居住的大型私人宅院所組成）和下町（一般大眾所居住，擁擠並受嚴密管理的街區）兩區。在下町，唯一的大眾聚集地是有柵門的街道和岸邊的市集，人們如果想要躲避規律嚴謹的日常生活，就必需要到城市外圍的遊園地，包括今日的淺草一帶（圖1）。

 

在許多亞洲城市裡，公共空間往往等同於由國家、公部門管理的空間。相較下，真正有活力的日常都市生活，反而多發生在後街、小巷等遠離正式公共空間的領域。首爾的「避馬巷」，一條平行於主要歷史軸線鐘路的窄巷，就是一例（圖2）。在封建時代，平民在鐘路上必須對騎著馬的貴族與官員行禮，久而久之，為了要迴避對貴族與官員頻頻鞠躬，平民大眾轉而在後巷闢出一條捷徑，逐漸的，餐廳和商店開始在後巷發展起來，像是一個平行的小宇宙，充滿城市的活力。

在美國，公園的發展和設計，則提供了另一種例子，顯示公共空間不及想像中的開放，反而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式的管理。Cranz（1982:3, 5）指出，美國早期田園式的公園設計風潮是建立在「反城市的理想」，「為了將人們從萬惡的城市帶回田園的純淨環境」。後來普遍可見的現代式鄰里公園，亦反映了這種觀點——它們通常位於人口稠密、由移民和勞工階級所組成的社區。這些公園與遊戲場的設置，主要是讓兒童和成人遠離混雜的街道，讓遊玩紀律化，並將新移民同化到美國主流文化裡（Cranz 1982）。今日，雖然多元文化的價值已常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這歷史性的偏見仍普遍存在。Low, Taplin和Scheld（2005: 4）即發現，在美國「大型公園的限制性管理，對移民與少數族裔以及各種文化族群，創造了越來越不友善的環境」。觀察了洛杉磯各種不同文化群體在鄰里公園裡的使用行為，Loukaitou-Sideris（1995: 90）寫道：跟包容的概念相反，「現代美國的鄰里公園，並不符合社會不同層面人士的需要」。

圖2 首爾消失中的避馬巷，原本是城市裡平民的重要通道和非正式公共空間。（侯志仁 攝）

 

被侵蝕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

數十年來有關公共領域的文獻中，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侵蝕和消失，已成為一個顯要的主題。在《再會吧！公共人》一書中，Sennet (1992/1978)提出，公共生活已經成為一種形式化的要求，特別當私人和個人生活優先於公共時，社會越來越少去關注公共事務，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利益和個人慾望的操控。他指出，代表「失去平衡的私人生活和空洞的公共生活」最具體的例子，就是現代建築中死氣沉沉的公共空間，裡面根本就沒有社會互動的機會（Sennet 1992/1978: 16）。更晚近，Putnam（1995）以「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的比喻，來描述美國社會日漸低落的市民參與：投票比例減少、公共會議出席率降低、傳統組織像是工會和教會成員的減少，都是例子。他認為，這樣的風氣削弱了民主政治的運作（Putnam 1995）。

近幾年來，公共空間普遍的私有化，更危及了原本在實質和精神上均已搖搖欲墜的公共空間。在世界各地的市中心和郊區，土地被轉變為主題式購物中心或是所謂的假日市集。為了重塑往日成功的都市空間，仿傳統的市街和小鎮廣場被重新打造，但同時這些地方又和其他都市空間隔離起來，創造一個購物和商業的安全天堂。儘管這些空間在外表和形式上，看起來很像過去傳統的公共空間，但它只徒有外表，而沒有真實的功能和意義。

此外，為了刺激經濟成長，公共資金被拿來補貼私人計畫的開發，開發商只要提供一些功能有限的公共空間，就能大幅受到獎勵。隨著街道、鄰里、公園變成購物中心、圍牆化的社區與企業空間，公共空間已逐漸受限於新的擁有權與商品化的控制之下。Davis（1992）觀察到：量販店和超級購物中心的「公共」空間，已取代了傳統街道，並規範了原本即興的活力。Loukaitou-Sideris和Banerjee (1988)更寫道：「美國市中心是為了企業經濟的需求而量身打造，把城市的形式屈居於利益的邏輯之下」。

受控制的公共空間已是全球城市的普遍現象，代表著空間的形式與意義如何隨著資本的力量而改變。從洛杉磯的邦克丘（Bunker Hill）到約翰尼斯堡的沙敦（Sandton），私人利益建造了城堡化的市中心和次中心，為了保護各種「類公共空間」和私人財產，使其免於受到「不受歡迎份子」的入侵（Whyte 1980）。除了功能受限，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也影響了現代城市的政治氛圍，Kohn（2004:2）寫道：「當私人空間取代了大眾的聚集場所，政治對話的機會也就隨著消失」。Mitchell（2003:34）也提出，「在一個由私人財產權所定義的世界，要去形成一個健全、有包容力、又多樣化的公共，實在難上加難」。Barber（2001:203）進一步指出，空間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將我們原本「複雜又多功能的公共空間變成單面向的消費場所」，他寫道：「美國城市的購物中心化，也意味著美國市民社會和公共的撕裂」（Barber 2001:201）。

 

反叛的公共空間：暫時的脫序與平日的對抗

有了這麼多歷史枷鎖和種種的阻礙，一個開放和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間是否還可能存在？Mitchell （2003）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斷，那就是公共空間的創造以及自由開放的保障，是一場無止境的奮戰和行動。他寫道：「公共空間的概念從來就不是被保障的，它只能由不斷的抗爭中得來」（Mitchell 2003:5）。同樣的，Watson（2006:7）認為：「公共就意義上而言，永遠是在發生中，沒有被完成，而且是永遠被爭論的」。Mitchell（2003:5）更進一步指出，「這種抗爭是保障公共空間自由、促進社會正義的唯一方法」，對Mitchell而言，只有透過行動以及具目的性的占領，公共空間才會變成公共的。

今日，即使有越來越多的公共空間受到規範和私有化，不少個人和團體仍然努力不斷，爭取更多的自由，這些行動儘管稍縱即逝，卻反駁著Sorkin（1992）所宣稱的「公共空間之死」。在舊金山，自行車團體「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透過定期的聚眾騎車，將街道從汽車輪下奪回，這個行動現在已經出現在世界三百個以上的城市。在北京（舊金山的自行車騎士即是從這裡得到啓發），即使天安門的民主行動被鎮壓後，廣場仍舊是一個緊繃的政治舞台，不時有零星爆發的個人的抗爭。二○○八年在台北，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們在自由廣場露宿，抗議陳雲林事件中警方的濫權，為了顯示他們的決心，要求政府回應，學生們在廣場上建造一個村落，有廚房、教室、一個菜園、網播站、民主靈堂，還有露營區（圖3和4）。在香港，菲律賓外勞每個週日占據了建築大師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所設計的著名之匯豐銀行大樓（一個全球資本的象徵）之一樓川堂，移工們在那裡野餐、聊天、敘舊和聚會（圖5），將冰冷的企業入口，轉變成充滿活力的聚集場所。

圖3 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們占據台北的自由廣場，抗議警方濫權，還有法律對集會遊行自由的限制
（侯志仁 攝）圖4  學生們所建的暫時性紀念堂，哀悼民主的隕落。（侯志仁 攝）

圖5 每個星期天，菲律賓移工將匯豐銀行的大廳轉換為社群的聚會地方。（侯志仁 攝）

 

從不同的面向來看，即使通訊和媒體科技的進步，減低了實體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它們也使新的行動和市民異議的表現成為可能。自一九九四年起，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對墨西哥政府的抗爭，即是透過網際網路的串聯，在國際上建立強而有力的支持。從二○○○年在西雅圖反WTO的抗爭開始，反全球化的社運分子依賴全球化的科技，彼此聯繫策劃，在世界領導人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會議所在，進行示威。不久前，在中國的沿海城市廈門，手機簡訊讓上千的民眾得以在瞬間聚集起來，抗議一所化學工廠的興建，迫使地方政府否決了這項開發。最近，社群網路工具，例如推特（Twitter），被認為跟在伊朗和摩爾多瓦（Moldova）發生大規模動員和抗爭有關（Cohen 2009）。整體來說，這些例子證實了Mitchell的推論：公共空間之死的論斷「太為簡化」，「沒有考慮到新形態的公共空間已然興起」（Mitchell 2003:8）。

在日常生活裡，市民自發與非正式的活動，其實也在創造新的公共空間形式與使用模式。一時興起的活動、非預期的使用，抗拒或是逃逸既有的規定，這些日常的行動將都市空間轉化為Watson（2006:19）所稱之「一個充滿可能、差異和樂趣的交會所在」。關於這點，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是北美和世界各地的社區園圃運動，成千上百個原本閑置或被遺棄的場所（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土地），被轉化成有生產性的菜園，成為社區可以耕種、休閒、聚集、教育的所在（Lawson 2005，Francis et al. 1984; 圖6）。像社區園圃這般的開放空間，已成為另類的城市公園系統（Francis, et al. 1984）。因為同時有個人和集體的使用，融合了私人和公共利益，這些社區園圃就像是「混血的公共空間」，跟保守與單一性質的正式公共空間截然不同（Hou, et al. 2009）。

這些日常的公共空間行動，乍看下雖然不那麼具反叛性，但在很多案例中，若不是經過持續的草根奮鬥，它們的成果不會存在。舉例來說，在西雅圖的貝克山（Mount Baker）社區，園丁和社區工作者曾一度聯合起來，去抵抗市政府把一塊原本已廣為使用的社區園圃，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他們和全市的開放空間支持者組織起來，向市議會陳情，最後通過法令，規定市政府在出售公園土地的同時，必須要在同一個鄰里內以一塊同樣大小的開放空間作為補償，這項條文不只有效的保存了他們的菜園，也守護了城市裡其他類似的公園土地（Hou et al. 2009）。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士林夜市——台北市最受歡迎的夜市之一，非法的攤販每天晚上為逃過警察的取締，發展出自己的監視機制、可移動的設備，與暫時性的倉儲地點，當警察從遠方來到市場時，攤販可以輕易得知，彼此用暗號互通，並在數秒內瞬時消失，然後在警察走後又再度聚合（圖7）。這種非正式的機制和劇碼，每晚要上演好幾次，使擺攤的人與逛夜市的民眾得以逃過法律規定，共同創造一個熱鬧和充滿活力的市集。

圖6 像是西雅圖國際區裡的胡培進（Danny Woo）園圃，是由居民和社區工作者所一起建造的，和一般的公共空間在形式和功能上大有不同。 (侯志仁 攝）

圖7 台北市林夜市地攤能在數秒鐘之內攜帶他們的商品消失，逃避取締，這也讓原本豐富的夜市更具機動性。（侯志仁 攝）

 

 

封面照片©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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