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志仁Jeffrey Hou      譯／吳比娜
本篇文章出處為「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關於「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

本書（編註：指「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的英文版Insurgent Public Space一書是一項嘗試，它的目的在於讓我們能更加瞭解這些抗拒傳統規範和認知的「非常」公共空間，它的焦點不只是這些另類的空間，還包括空間裡發生的活動與社會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因應現代社會的限制與變化。「反叛的公共空間」這個標題的用意，在於讓我們能定義和陳述這些另類的公共空間和社會關係。與其哀嘆公共空間的消逝，不如讓我們重新詮釋公共空間的生產，進而支持一個更多元、正義與民主的社會。

這本書的編篡集結了許多個人的聲音，他們透過實踐、研究、教學，還有公民參與，積極的在實現這樣的空間生產。這些作者有人類學家、傳播學者、地理學者，還有建築師、藝術家、社區組織者、地景建築師與規劃師。所有的文章都聚焦在真實的案例，它們提供了現實中的經驗，也探索了新的可能性。由於類似的案例遍佈在全球各地，我們也儘可能匯聚來自不同地理區域與社會背景下的案例。

近來有些出版品，對相關的主題已有所著墨，反映學術界對於公共空間的另類使用亦越來越感興趣，像是《鬆空間》（Loose Space）和《日常都市主義》（Everyday Urbanism）等書。Franck和Stevens（2006）《鬆空間》中強調，所謂非預期的使用「有能力去鬆動特定場所的主流定義，讓新的觀感、態度、行為得以發生」，他們定義鬆空間為「不同於美感和行為都受控制、以娛樂和消費為主、不容許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的同質化主題空間」。在《日常都市主義》這本書中，Crawford（1999）提出一個類似的概念，她寫道：「日常空間不同於精密規範、官方定義、充斥於美國城市的那些通常低度使用的公共空間」，「它代表一個社會轉變的機會，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想像形成的機會」。

在《嬉戲城市》（Ludic City）中，Stevens（2007）則探索公共空間的遊戲性使用，這些空間常是「非工具性、活躍、無法預期，而且冒險的」，但是他們卻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同樣的，在《城市大眾》（City Publics）一書裡，Watson（2007）把焦點放在「邊緣的、未偽裝的、隱藏和象徵的空間」以及「常被遺忘的主題」。而在《非正式城市》（The Informal City）一書中，Laguerre（1994）探索城市的非正式性，如何做為「能與外在規範和控制抗衡的力量」。他進一步認為，與正規化的空間相比，「城市的非正式性是一種自由的表徵」。在設計和規劃領域裡，最近一系列的出版品，也反映了對參與式行動主義的重新重視，在越來越多的案例中，專業者和市民或社區一起，轉化都市空間提供給社區和大眾使用。在《為生態民主而設計》（Design for Ecological Democracy）一書中，Hester（2006）則連結一個更大的公共空間—地球的社會和生態系統。最後，「反叛的公共空間」之概念，是受到James Holston（1988）所提出「反叛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和「公民的反叛空間」（Insurgent Space of Citizenship）的啟發，正如與由政府所掌控的公民權相對立，反叛的公共空間也對立於那些由國家所規範、控制、管理的公共空間。

「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企圖立基在這些另類都市行動的探索和詮釋上，去想像新的公共空間的生產方式，一種異質的、流動的與多元的空間。前面的章節訴說著不同的抵抗故事，我們在此將這些故事做初步的分類，但這個分類不是強硬的歸類，而是用來強調這些行動不同的特色和目地：

一、挪用（Appropriating）代表將公共空間的所有權、結構與意義，進行暫時的或甚至永久的顛覆。本書的案例，描述市民如何賦予現有都市地景新的用途。在北京，Caroline Chen檢視當地居民面對著都市的急劇變化，如何利用既有的公共設施和城市剩餘的空間，作為每天娛樂和休閒的地方。在舊金山，Blaine Merker描述藝術與設計團體Rebar，如何在公共和半公共空間之間找到了「立足點」，作為社會和藝術對話的基地。

舊金山設計團體Rebar為了倡議都市農耕，帶領志工將市民中心的草皮變成農耕區（照片來源：http://afasiaarchzine.com/2012/03/rebar/）

二、取回（Reclaiming）描述的是將被遺棄或低度使用的城市空間，給予新的使用。在柏林，Michael LaFond描述eXperimentCity的例子，將城市裡的空屋轉變成為合作式住宅、生態建築和青年創作的所在。在東京，饗庭伸和西田司述說他們的Re-City計劃，將東京舊市區神田的既有建築物重新利用，轉變為新的鄰里空間。

三、多元（Pluralizing）指的是特定的族群如何改變了公共空間的意義和功能，形塑一個更異質的公共領域。在洛杉磯，James Rojas檢視拉丁裔移民即興的空間創造，把現有的街道、人行道與空地作全新的使用，進而衍生所謂的拉丁都市主義。在西雅圖，作者檢視在國際區華埠夜市的形成，如何引發了社區裡空間、文化和社會關係的重建。

四、越界（Transgressing）代表透過暫時性的占領、侵入或是穿越所謂私有和公領域的界限，營造出新的空間意義與社會關係。在這裡，東京世田谷的案例，探討了公私領域的跨越，以及以社區非營利組織的網絡，作為日本「新公共」基礎的可能性。

五、對抗（Contesting）代表對公共空間權利、意義與認同的持續競奪。在加拿大，Andrew Pask檢視公共空間行動主義如何在溫哥華和多倫多逐漸成長，挑戰了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問題。Teresa Mares和Devon Peña則檢視了兩個美國都市農場的案例，說明公共空間如何被拿來從事食物生產和社區營造，對抗傳統城市規劃下制式化的土地使用。

游擊式都市主義：麻雀雖小、意義甚大的都市公共空間

這本書裡的故事，訴說著不同個人和社區群體，如何透過行動重新定義了公共空間的界限、意義和功能。這些個體和群體包括藝術家、建築師、地景建築師規劃師、社運分子、塗鴉藝術家、居民、移民、家長、學生、老師、性工作者、違建者、都市農夫等。這些例子提示著，社會的每一分子均可以憑自己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方式重塑公共空間，進而從事城市的再造。從將私人住家轉化為社區用途，到占領街道另作為他用，這樣的行動或許看來微不足道，但也因此不需要過度的投資和建設，就能有效地改變原本單一又乏味的都市地景。也許這些行動是非正式的、並缺乏組織，但它們成功顛覆了正式公共空間裡生硬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使新的互動、連結和意義有了可能性。

這種另類空間創造的過程，正因為規模小，往往更有參與性與自發性，所以也更加的開放，包容多元的群體與個人。它們所創造的「反叛式公共空間」看起來雖小，意義卻很大。這些行動反映了不同參與者的主體性，而這些空間也乘載著更大的能量與可能性，進而觸發更多元的個人和集體行動。雖然這些行動者不完全吻合Fraser （1990）的所謂「反傳統公共的從屬者」（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但透過對現代公共空間霸權式規範與毫無人格之「公共性」的抵制，這些行動者均參與了在當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論述對抗的擴大」。

「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創造，提示了一種新的城市建構方式。它不同於制式的都市主義和其衍生的整體計劃和通盤政策，也不同於傳統由學者和專家主導的都市規劃的實行方式。本書的案例，說明了市民團體和個人在都市環境的形塑過程中可扮演的積極角色，挑戰硬性的法令與規範。它們也提示了，即使在規劃法規和有限參與的阻撓下，市民和市民團體仍然可以採取行動去進行改變，抵抗主流社會的支配性力量。這些自力救濟和反抗，就是所謂的「游擊式都市主義」。

隨著城市之社會、經濟與政治面向的持續改變，公共空間的功能、意義和生產方式也勢必跟著演化。當現今城市人口和文化變得更多元，文化和社會的差異變得更顯著，公共空間的生產和使用也常充滿著高度的爭議。反映著當今文化、經濟和城市空間的變遷，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出現，代表一種日益豐富的行動與實踐，讓社會裡不同的聲音與價值表現出來。如果公共空間是城市裡認同、意義與社會關係之生產、編碼與維繫的所在，反叛式公共空間所孕育的，也正是新的認同、意義和社會關係的連結與啓動。透過豐富與多元的行動，反叛式公共空間使得更多人得以參與城市的再造，讓城市空間成為公民意見交流和辯論的場域。透過持續的表達和爭論，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出現和營造，可被視為我們當今社會民主和包容的指標。

相關文章：『非常』公共空間（上篇）

封面照片來源：http://www.tribecatrib.com/content/pop-park-comes-and-goes-busy-tribeca-street

侯志仁 Jeffrey Hou

旅居西雅圖，行走保持紐約速度，徘徊於建築、景觀與城市規劃等專業與非專業領域，現任教於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