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企流／金靖恩

在聖經《創世紀》中，記錄了一場世紀大豪雨：「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40 晝夜降大雨在地上。」除了挪亞一家和方舟裡的生物之外，這場天降洪水把世間一切罪惡、人類和百獸盡數淹沒，整個世界變成汪洋大海。

對許多人而言，挪亞方舟可能只是一段傳說，然而一場因暴雨而來的洪水卻在不久前的台灣真實上演。

今年 6 月初鋒面籠罩台灣，大雨像瀑布一般傾瀉而下，雖然沒有下滿 40 晝夜，驚人的雨量卻已讓半個北台灣泡在水裡；土石流頻傳、道路地基被掏空、數座橋樑被沖毀…而配有優良防洪排水系統的首都也多處淹大水，連日暴雨對各地造成的影響，超過人們的預期，更超過許多城市防洪工程的負載。

無獨有偶，兩週後台灣又迎來連續一星期的第二波豪雨，而離台灣不遠的印度、孟加拉和尼泊爾等地，今年雨季所造成的水患也已導致超過 1200 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上個月在美國肆虐的哈維颶風也為南德州帶來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水災。

聯合國人居署指出，全球所有的城市都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其中 80% 的城市在面對地震時顯得脆弱，60% 則面臨著風災水患與海嘯等威脅。當這個世界的氣候變得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是否也具備足夠的「韌性」來因應？

多年研究韌性理論、現任教於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廖桂賢教授於專文中指出，簡易來說，韌性指的是系統遭遇外力擾動後仍可維持其主要架構與功能的能力。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盧沛文則進一步將韌性分為兩種面相來探討：

城市在面對不確定衝擊時（例如天災、經濟衰退、恐攻事件及能源危機）具有的「容受力」及「回復力」——容受力指的是城市在面對衝擊時，讓災情最小化的能力，回復力則代表城市受到衝擊後恢復生活秩序、達到新平衡的能力。

（製圖：社企流）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態學韌性的概念中，如颱風淹水、地震等環境變動其實是城市系統的正常動態現象，因此要提升城市韌性，重要的不是去抵抗或是控制這些變動，而是去「因應」變動，並在經歷一次次的衝擊後不斷學習、重組與再生，蛻變為能與變動共存的城市。

以荷蘭的水患管理經驗為例，荷蘭大部分的領土是由河流沖積而成的廣大三角洲，且有一部分的國土位於海平面之下，注定了其與水對抗的歷史情節。然而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水患，使荷蘭人認知到高大的堤防並非想像中般固若金湯，如果地理環境與愈趨極端的氣候條件使得洪水無可避免，那麼與其想盡辦法興建可能永遠都不夠高的堤防，不如試著「與水共存」，讓洪水不至於釀成災難。

當然，城市需要因應的變動並不侷限於急性的天災（Acute Shocks），也包含高齡化、犯罪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等慢性變動（Chronic Stresses），涵蓋了環境、社會、經濟等面向，因此城市在訂定韌性策略時，需要更全方面的考量。

（製圖：社企流）

以台灣社會為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我們，未來青年人肩上的負擔將愈趨沉重，但高齡照護所需要投入的時間與金錢，並非單一家庭就能輕易承擔，還需要家庭之外的共同協作機制來提供有力的外援，提升社會中的個體因應超高齡衝擊的韌性。經濟層面亦然，現今全球市場高度連動，牽一髮動全身，若回顧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即可發現這場滔天巨浪雖然源自美國，最後卻波及全球，遠在上萬公里之外的台灣也無可倖免。我們需要一套獨立於全球財富網絡的在地貨幣系統，提升地方經濟的韌性，保護地方市場免於遭受全球經濟的衝擊。

地震、風災與水患、全球景氣波動、能源危機等衝擊，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對台灣人而言愈來愈有實感，今年 6 月接連兩次的豪雨成災，以及 8 月全台 17 個縣市無預警的大規模停電，也在在提醒我們未來天災與大環境的變動可能會愈趨頻繁、劇烈和無法預期，建立韌性城市已經不只是一種新思維、一股國際趨勢，更是台灣城市刻不容緩的議題。

過去這幾年，社企流策畫的年度專題一路從都市農業、剩食危機、循環經濟，談到今年的韌性城市，我們不斷在尋找台灣社會正面臨的課題與國際趨勢之間的交集。這次社企流很幸運能與眼底城事合作策展，在顧問團隊的協助下完成了這個困難的主題，在接下來的 9 篇文章中，我們將涵蓋環境、社會與經濟的案例，從國際談到台灣，從災前預防、災時應變、討論到災後的重建與再生。

如同廖桂賢教授所言：「複雜的問題無法用簡單的手段來解決」，整個城市是一個持續變動的複雜系統，傳統單點式補救或與自然對抗的思維已然行不通，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需要打造的不是更堅固的防災工程，而是一個具有韌性的城市——在面對衝擊時能降低災情，並在災後迅速地調適與恢復，重建一個更具韌性的家園。

核稿編輯：金靖恩
顧問諮詢：眼底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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