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量資料來臨,我們是否準備好用它作出更好的空間規劃?

文/理查

好的城市規劃立足於規劃團隊對於城市日常運作的觀察與理解。在過去,規劃者往往只能從地理圖資、各式統計資料表、地方文獻、新聞雜誌的議題報導等等二手或三手資料,伴隨著深入程度不一的現場調查,有時再加入一些個人生活經驗或專業直覺,建立起他們對於規劃場域的視角。然而這樣的視角受限於計畫經費、計畫期程、空間阻隔甚至政治考量,經常只能建立起片面的景象。

至於被認為相對客觀的數據資料,其資料產製的空間和時間解析度也是另一個影響規劃者視角的重要因素。同一套地理圖資的版本發佈往往相隔幾個年頭,且空間尺度也受到測量方式的限制,不一定完全符合特定案件所需。舉例而言,中央地調所的活動斷層分布圖是以 1/500000 比例尺製成,在 1/1200 比例尺的都市計畫圖容易造成誤差,未必適合使用。而統計年報或大型普查資料,除了時間間隔問題以外,更明顯有最小統計單元的限制,例如工商普查中大部分資料是以縣市為單元,假使果我們需要的是臺北市大同區某幾個里的產業結構狀況,就無法仰賴這份資料,而需要不同的手段進行調查。

資通訊技術提供規劃者新的機會

好消息是新近發展的 ICT 與 IoT 技術讓資料的產生速度與規模超越以往,資料的空間與時間解析度也不斷提高。美國芝加哥政府和研究單位合作推動 Array of Things 計畫,在街道上裝置感測器,每隔幾分鐘就蒐集一次空氣品質、震動、車流、行人、即時影像等資料,讓研究團隊可以透過這些數據更加瞭解城市內的日常運作。他們也計畫在未來將這批資料製作為開放資料,讓民間團體或企業可以取得並應用。事實上在臺灣也有類似的計畫或概念正在進行,空氣盒子運用參與式感測讓群眾自己貢獻空氣品質資料;各地方政府的車輛監測器持續產生交通流量現況資料;台電公司依郵遞區號公開用電量資料;地政司提供收費式地政資訊介接服務。這些不斷湧現的巨量資料或開放資料集,提供給規劃者們很好的機會能夠以不同的方式觀察城市環境的運作,藉以作出更適切的空間規劃。

美國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計畫透過超過個裝設在街道上的探測器蒐集城市物理環境資料,讓研究團隊更加理解城市日常運作
(圖片來源:
arrayofthings.github.io

然而,縱使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運用,我們該捫心自問的是,在臺灣的規劃團隊們是否已經作足準備,並有好的環境來操作這些巨量資料,應用至日常的城市規劃業務之中?接下來的段落,筆者以自身在規劃顧問公司服務的經驗,提出幾點目前臺灣規劃者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境,希望能夠激發些許討論。

需要新的方式產製貼近城市議題的資料

規劃者需要的是可以讓其更客觀地瞭解規劃場域的資料,許多現代城市議題如健康城市、韌性城市、行人友善、產業創新、銀髮居家照護…等等,皆需要相關數據作為規劃參考,目前只能循既有的普查統計體取得資料,仍然有前述時間跟空間解析度不足的問題,如果統計時間間隔追不上城市變化的速度,便會造成對於實際情況的誤判。更常見的情況,是目前的統計項目無法滿足某些議題的需求,形成資料跟議題的落差

舉個例子,假使現在要有效地運用資源,在臺北市規劃新設人行道座椅滿足行人的休憩需求,但由於缺乏台北市中實際的行人流動分布的資訊,我們只能猜測某些熱門的商店街道如東區、永康街等會需要新的設施,而忽略了年長者社區街道或國小學童的通學步道等可能存在的真實需求,就會導致資源錯置的失敗規劃。

在資料訊發達的時代,資料的生產模式已經從過去中心化的統計與普查轉變為去中心化的模式,各式電子設備都可以依需求以很小的規模產生一筆一筆的資料,再集合所有設備所儲存的資料成為巨量資料集。IoT 技術產生的資料是一種例子(如美國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案例),但在城市空間中還有很多利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概念產製資料的可能性,如空氣盒子計畫讓貢獻者主動提供自家附近的空氣品質資料;也有許多研究利用 Twitter、Square 等社群網站(social media mining),即時性偵測大眾對於公共空間的觀感;甚至文字紀錄也是能幫助規劃者釐清社會意見的一種資料型式。

不論資料提供者、決策者(大多時候是政府單位)還是規劃者,都需要儘快擺脫僅依賴普查統計的概念,用新的心態去產製或接觸各式有助於城市議題的資料。不儘是增進對於城市的瞭解,也讓更具效率與效益的城市規劃得以推展。

文字紀錄也可以是規劃者蒐集城市資訊與在地意見的來源,圖為三井倉庫都市計畫審議案陳情意見與委員發言的文字雲比較
(資料來源:g0v 開放都市計畫專案、圖片製作:城市說話數位工作室)

需要擁有新技能的規劃專業人才處理與轉譯巨量資料

這波巨量資料浪潮中,臺灣的規劃團隊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會是缺乏同時具備城市規劃知識與資料處裡技術的人才。雖然每個規劃團隊通常擁有幾位地理資訊專才,但巨量資料又是另一種局勢。這類的資料集提供的資料量動輒上萬筆,Excel 試算表或 GIS 系統等傳統電腦應用軟體往往束手無策,需要仰賴具備電腦程式設計知識的人員進行處裡。這位專才可以透過撰寫電腦程式來解析資料、解讀並轉譯為城市規劃所需要的資訊,從而強化規劃專案的執行。

然而目前程式設計仍非城市規劃設計專業養成的必要內容,一般規劃團隊通常缺少這個技術環節。再加上前述開放資料與城市議題的落差,就規劃顧問公司而言,以目前的團隊組成依舊可以完成業主交辦事項,沒有足夠的動力主動培養或吸引新的巨量資料應用技術人才。而對於有意願突破既有規劃技術的顧問公司,則是受到與業主間服務契約的制約,為了維持營利來源,必須以滿足履約條件為前提來配置人力與時間,若是遇上結案時間延誤的情況,投入創新研發的資源相對就減少許多,同樣淪為人才技術跟不上時代進步的窘境。

這個僵局,恐怕在接受學校程式教育的年輕世代投入人才市場之前將持續存在。在短時間內,規劃團隊也許可以透過尋求與資料科學專業社群跨域合作來緩解壓力。另一方面,也許還需要更積極遊說政府單位調整採購案的架構,騰出更多空間讓新規劃技術有成長的可能性。

 

雖然近年政府不斷強調運用巨量資料的各項效益,但空間規劃的專業領域似乎還未進入狀況。本文以筆者過去經驗為基礎,提出在開放資料面與人才面的問題,試圖論述背後可能的原因。未來仍需要從政府、業界與專業教育系統多方面努力,才能使臺灣的規劃專業趕上這波巨量資料的浪潮。

 

封面照片來源:吳柏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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