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不發展「以外」?一場鄉村型地景藝術事件的思辨

文/ 三灣少年藝工隊

即使對兒童而言,重點也不在於隔離汽車,而是減少汽車的主宰和處理被汽車侵占的街道遊戲空間。

--Jane Jacobs(2007)

 

我還認識到了自己和「人民文化」間的距離,人們之所以更熱烈地歌頌人民文化中那些樸素平凡的奇才,是因為人們隱藏了或蔑視那些給予他們生命的人。

--Luce Giard(2014)

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2018 年起面臨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開發。一個恬靜的、人口僅 724 人(107 年 7 月戶政資料,實際活動人口約 6 百人)的高齡化客家農村,須面對為期近三年的空間壓迫。

8 月 20 日至 24 日,三灣「少年藝工隊」媒合在地青年、社區劇場工作者、記者、城鄉研究者和4名國中生組成跨領域團隊,舉辦為期五天的空間工作坊。在村長支持、社區發展協會與家政班參與協作下,甫入國中的新生一早進入廚房備料、醃肉,為讓年齡更小的孩童專心投入工作,創造嶄新的交通標誌。

在這個以種植高接梨聞名的小村中,有著 10 位小孩,除多數客家人外,還有越南、印尼與賽夏族家庭。

有 7 名村裡的孩子從各方前來匯聚,於活動中心等候團隊抵達。每早九點半,青年們載送 15 位三灣國小學生抵達砂石工地旁的活動中心,而國一生協助管理場上秩序與文具發送。跟團隊一同工作的孩子們(即便年紀最輕的小一生),多數盼望自己能被視為大人,與成人一起做事。未曾做菜的幼童是少數。孩子的成熟心態,讓團隊嚴肅立下遊戲化的「工作契約」,期許為每天的工作坊紀錄,留下些自我規律與達成目標。早在上學期末,團隊不斷向孩童重申這場「工作坊」有著「遠離學校鐘聲,一起在社區工作」的清楚目標,讓他們自由選擇。對於過度搗蛋者,成人將針對秩序問題、工作狀況向孩童提出討論,共同決議是否持續留下。五天下來,除一位小二生勇敢申請退出(團隊尊重其意見),最終保持 24 位學童投入社區空間調查工作。

團隊與孩子們除面對開發問題所造成高齡化社區的不適之外,也引領這批年紀平均八歲的「小大人」們,思考、修補自身村莊受到學區劃分後的人際處境。位在淺山區的內灣村,依照人口集聚地,可粗分成:近頭份市斗煥坪的龍崀頂(含小份美社區,苗 17-2 線)聚落、近小銅鑼圈與臺三線側的水頭屋,及與珊珠湖一河之隔的文衡宮周遭社區(活動中心與村長辦公室)等三部分。外圍多以果園與露營業。再從地形看來,內灣村夾於淺山、溪流,銜接頭份與三灣之間,造成三個聚落的孩童(即便都屬於內灣村),分別流向頭份市的斗煥及僑善國小等,近水頭屋聚落的人編入三灣國小。雙方關係是隔離且不相識的。

此次機緣不僅讓三灣國小與鄰近區域的同儕共同工作,也引發團隊深刻反思鄉村青年人口外流的批判性要因:學區劃分下伴隨的成長與認同絕不容漠視

面對公路開發,固然有村民樂觀認為,此舉將為邁向凋敝的村莊帶來觀光產值及房產增值的期待,但當團隊走訪下來,亦遇不少「寧可平靜餘生」的民眾。我們想起英國知名繪本畫家 Charles Keeping(2002)在«天堂島»所繪的:面臨快速道路開發,孩童與年邁居民被迫遷往濕地。即便他們在溼地上重建商店與遊戲場,但「沒有人可以討好每一個人」倒令人深思。

不願署名的村婦向我們反映許多開發的真實狀況:由於砂石車開採中港溪的自然資源,除造成河床生態危機外,大車頻繁行經高齡社區及產業道路,汙泥與粉塵侵襲各戶民宅,厚重的車體造成馬路損壞、凹凸不平,底下水管及瓦斯管有其危機。此外,居民須提防工程車進出,連自家的停車空間也不得安寧。我們意識社區內正不斷湧現新的空間危機,皆加諸於老人行動與心理的不適,這種情況下,青年和孩童可採取何種行動?其中藝術又能轉化些什麼?

大人帶領小孩觀察砂石車所造成的空間影響(林正尉攝)

一、 從危機中反省「願景」

過往現身臺灣的地景藝術節群,常以帶動城市/區域品牌形象為目標;另一種光譜則是關注社會議題的青年人士,針對前者,規劃批判式的「地景藝術」,訴諸對土地或大型建物的開發省思。然此過程中,關於地景的想像為何欠缺婦女與孩童的視角?為何少見以她們為主體的「地景藝術節」?

其次,孩童、婦女與年長者的(社區)地理學想像是什麼?要如何擴展它?經團隊訪調發現,當內灣村多位婦女自述從家園到農田間的移動軌跡時,她們樂於分享每週菜攤、肉販抵達村裡的時間;也有八十餘歲的村民說到,在缺乏公共交通支援的環境下,必須清早徒步 30 至 40 分鐘,穿越無行人道的河橋,提防大車,等候前往頭份市的公車。

從在地婦女的口述資料看來,團隊須從她們能夠描述的言語,含括其環境(時常與家庭維持有關)經驗中,進一步分析出「挫折、威脅與限制她們活動的事物」(Leslie Kanes Weisman, 1997)為何,來增進、支持進而提出改善其日常生活的要素;而«童年沃野»作者 Nabhan 與Trimble(1998)在發人醒覺的開章談到,孩童對樹與石頭的記憶,足以織構童年的景象,且現以動物、植物、自然環境中所觀察到的某種「平等性」,重新為地方命名。這兩種社群呈現出極端對比。

讓我們重擬藝術方法來整合兩者經驗中的優劣。

舉例而言,倘若回看 Philippa Goodall(2002)論及性別與設計時反映的那樣,我們發現行動於都市與城鎮中女性仍具相似:「女人在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史,是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之間,在外出受薪工作和家務無償勞動之間,不斷游移的界線。」村莊婦女更不被鼓勵幻想(每天往返農園與家中的婦女尤是),她們總被期待以家庭、生產(包含家庭經濟)和維持地方倫理為重,即便幾位婦女口述表示婚後即便參與大型紡織工廠抗爭運動,但回到農村,日復一日的農作與家務,仍受制於日常化的生產邏輯;然而孩童的本領是幻想與觀察,占其生活缺一不可。因此,婦女和兒童協作出地景藝術是可行的嗎?透過婦女與在地年長者的口述,促進團隊與孩童一齊反思社區內的公共環境,便是團隊的問題意識與行動核心。

孩童分組採訪社區婦女的空間感受,並製作每日年長者的移動路線圖,進而思考哪些地方值得改善(陳靖偉攝)

工作坊過程中,團隊發現內灣村的兒童代表,主動帶領三灣孩童們場勘他/她們認為必要認識的小徑和巷角。團隊與絕大部分孩童已有一學期的相處,觀察平時不同成員溝通、互動與制約等力量,將所有孩童與國中生編組,打破年齡隔閡,依學習能力、參與度和獨立程度與否,促成合作學習機制。即使偶有孩童糾紛,合作互補的效用也隨時間逐步明顯:他們相偕前往危險的砂石工地訪居民、觀察人口外流後的廢墟空屋;首日學會與社區媽媽們採訪、製擬訪綱,並於第四天的世界公民咖啡館,分組詢問媽媽與老人每天的移動路線、如何走上橋、在村莊那些地方感到不適或亟需改善等問題;嬌羞或參與能力低的幼童則手作摺紙,製作紙飛機感謝村民。一路上,由各組國中生擔任組長,適時指派熱心負責的國小學童擔任副組長,統領秩序、教具維護與馬路安全等職務。

此外,團隊發現孩子即使熱愛嬉鬧,也不曾在田埂、砂石工地、滿地碎石屋瓦的廢墟上與餐桌上的菜刀使用,使自己受傷。他們學會參與式規劃的基礎原則,以不同情緒貼紙,直觀表達自身對於社區空間的種種看法,同時學習與內部團隊討論到公開發言,也將年長者對社區空間使用的想法聚焦,即便最終提出粗糙、卻也盡他們能接受的模式,模擬出十餘組帶有解決方案與願景的畫作。

內灣村的破舊老屋中-居民豢養著不同動物 — 這些動植物是孩童建立地理學的重要起步(陳冠文攝)

二、 烹飪與共食:複數型的公共實踐與圖景

論及烹飪與紀錄,法國歷史學家 Luce Giard 曾從自身女性背景感到困惑。女性注定無休止地奉獻各種家務和創造生命,花費、奉獻生命中一部分時間到「不能留下痕跡的事件裡」。對她言,婦女的廚房空間、菜餚味道與構成,重現「代代相傳,從事基本勞作,總受家庭分工束縛與苛求,始終忙碌日復一日的三餐飲食,照顧他人身體起居」背後的「無聲傳說」。Giard 補述:

烹飪時,人們本來就有或苦苦尋找卻沒找到的職業,已不再是確定人們社會身分的角色了,這種時候對很多人來說,除了體會到灰色時段的苦澀滋味外,一天結束,任何東西都不存在了。但是,準備飯菜可讓人感到一種少有的幸福,即自己創造某樣東西、加工現實的某個碎片、感受到縮小化的造物歡樂這種幸福,同時保證人們受到樸素而精采的誘惑,重新體會感到構成幸福的一切要素。

這段話恐受女性主義者在勞動體制未能改革而非議,然 Giard 重點仍在於:在廚房烹飪的儀式語言、打理家務順序的技術等創造自己的「風格」,這些溫柔且連結他人的力量,是女性特有的主體活力。換言之,當婦女以自身方式談論烹飪事務、如何組織事務、醃漬食物,亦傳達出她們身體語言是如何體驗生活:而透過這些私密的日常瑣事,讓外人了解到婦女的聲音是「怎樣扮演自己的角色和怎樣展示己能力時,……非常在意自己的為人處世,且內心很為自己完成必要任務的方式感到自豪」。

內灣村並無貨鋪,更無大型連鎖商店。一般民眾擁有汽車與摩托車,但由於缺乏公共交通運輸,無駕駛能力的高齡者今年起須時時閃避砂石車,前往步行約莫半小時的公車站;村裡的洗衫坑,偶見男性洗衣,但幾乎是婦女使用,且分享日常資訊之「公共場所」。而僻靜之處的村長家,則將資源回收場改造成有桌椅圍繞的迷你社交空間。從村長家步行百步距離的活動中心,平時辦理歌謠、義診與共食等活動,可謂村內較具規模的集會場地。

共同煮食、共學技藝的家政班,可促進婦女從家園到農田間,另一種共享性的生活體驗。煮食背後的公共實踐及其圖景為何?由於內灣村公共機能尚待完善,我們應可理解:從自家菜園到家庭周圍,對高齡者、婦女和孩童較能構成核心的「場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這其中的藝術行為,又會如何讓她們感受到無負擔的參與途徑?

剛從幼兒園畢業的賽夏族妹妹 — 已思考社區農田間裡未能拴緊的竹竿-恐影響路人的安危(黃馨儀攝)

由於「場所依附」是人與場所的情感連帶歸屬和認同,亦為有所依賴的空間要素,在日常生活裡,個人和社區間,由於個人經驗、記憶和意向等,隨時間培養出對某地的深刻附著。因此,團隊觀察居民家中廚房、圍繞居家環境的自植菜園、和門口的板凳和圓石(處理筍干與漬菜),皆可閱讀出婦女「由內而外」,從自家空間延伸出與他人交流的共同樣貌。她們表現出一致性的生產行為:一同晾曬蔬果、南瓜,而廢棄的鍋爐用於植栽上的擺設等。這些身體-器物的世代連結,都醞釀出婦女與周遭環境互動的親密依附。

「少年藝工隊」思考下的協作型地景藝術,即考量婦女帶有私密的廚房空間到公共行為(從共同烹煮與戶外環境打造)的過渡。

首先,透過客家村婦女熟悉的「曬」與漬物,進行相關訪調,踏查不同母親(也包含少數閩南、賽夏與外籍配偶)來到此地的生命背景,而這些微型敘事,如巢狀織構起本地歷史。同時,帶有故事的棄物,將透過孩童的想像轉化,重新為村莊製出裝置藝術。

在家政班與內灣社區發展協會支持下,孩童們分批交換參訪,前往不同家戶廚房,訪查阿婆們最擅長的菜餚、廚具等;工作坊期間,十餘位母親們前來活動中心,協助孩童製作湯圓、與國中幹部共同製作米漢堡等食物,透過孩童雙手,打造近 40 人的午餐。

為與孩子共同體會砂石車宰制村裡產業道路的空間危機,團隊不擇舒服、空曠的廟埕讓他們烤肉,而是選在活動中心外,緊鄰砂石車與水車穿梭不絕的畸零地。依照數天下來的社區資源踏查經驗,他們得從不同街角蒐集磚頭與枯枝。

當砂石車頻繁進出村莊,我們發現,孩子們逐漸意識自身的活動空間正遭受工程車與噴水車干擾。幾位男孩便將多餘的樹枝架起,隔出畸零地與道路之間的界線;當水車清洗馬路時,有些女孩在「樹枝城堡」上架起雨傘,意外讓司機停下速度。這些元素促成孩童們的空間改造潛能。

此外,團隊與孩童將於九月至十月下旬期間,固定週三下午於資源回收場附近舉辦「以物易物」的市集:以小禮物與社區阿婆們交換廢棄鍋碗瓢盆的經濟模式,持續培養孩子擔任桌長,組織賽夏語桌、客語桌、越南語桌與印尼文化桌,讓村裡不同族裔女性居民都有機會且平等表達故事。

義大利作家 Italo Calvino(2015)曾在<可愛的垃圾桶>描繪廢棄物的移轉功能。將廢棄物從一個容器轉移到另一個容器(垃圾擺放處或工人之手)的過程,對他來說,不僅象徵著從私有轉化到公有的過程,也是最後的儀式行為:「與殘物的告別,為了證實曾經擁有、不可逆的所有權,而私有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不過,團隊意欲從「最後的儀式」延伸出另一種生命的再造。我們試圖將物遷移至某種具有公共色彩的地方(即帶有社交功能的內灣村資源回收場),透過不同(母)語言與文化交流的孩童「分享桌」,讓物重新過渡到另一傳承儀式:此時如嬰孩斷掉臍帶,母親們得暫時放棄物的私有權,允許她們所哺育的孩童再製、連結、發想。

換言之,這項公共儀式意味著從她們家(或她的私有)中遺棄的廚具,重新組構鄰里關係、再創作,透過協作而非主導的力量,將摻入藝術與生命故事轉化後的物品,萌芽新生命。我們擬邀請婦女們重新用於佈置家中、菜園,或讓她們提出對社區空間布置及改造方案。這項藝術實驗,可跳脫出策展人、公部門與藝術家所居的支配性想像。

三、誰的共享域?

共享域概念係由三個元素組成:資源、社群(或共享者)及帶有集體管理的制度。它朝向嘗試性實驗,不僅於資源共享,也包含集體討論並採取行動下的社會實踐。共享域意圖模糊空間的公共與私有邊界,其中孔隙也能讓不同社群 / 使用者重新定義。

「開放且回饋」、「集體決定」、「多元性」、「社會公平」、「環境永續」與「社會型的禮物經濟」等,是 Martin Large(2010)標誌出的共享域原則。而這些要素亦是團隊思考新的鄉村社區營造理念的實踐方向:允許挑戰而非固著、肯認每人皆有實踐權,替代舊有社造模式中,可能導向的資源寡佔後果。正由於共享是動態的、協作的(亦須意識誰正受到邊緣),有賴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任和開放性。一言之,它根源自最初始的社區維持關係,在今日更為複雜的社會與生態環境裡,謀求精準且帶有前導能量的施作方式。

我們又如何與孩子思考、創造共享域呢?

具體而論,不分學區與年紀的孩童於幾天工作坊下來,漸能針對社區的美、安全、不適、危險、髒惡做出直觀性的判斷。不過,若缺乏長者與婦女們(再讓孩童訪查社區居民的親身經驗,透過便利貼與色筆,重新在他們畫好的地圖上,黏貼實地生活於此的老人感受)參與,這項行為僅能是單薄、果斷的臆測。至此,團隊要讓孩童進一步斟酌(必要時妥協)訪調結果,方能進行有共識意義的空間生產。

透過孩子直觀的雙手、不畏權力的本能和創意,為村莊裝設交通標誌。這些畫面意象背後,盡突顯出村婦與孩童共同商討下的結果:阿婆在河床工地向他們分享砂石車還未到來前的螢火蟲生態;幾位年長者分享清晨過橋至市區採買物資時,都提到車輛威脅、坡度問題,及缺席的休憩空間;年近七歲的在地孩童則因幾天暴雨不斷,畫上警惕土石流與生命安全的符號;有女孩提醒村民在大樹下乘涼,得提防紅蟻出沒(我們喜歡她的作法,即便八歲的她還未意識街道家具對「在地老化」社區的重要性,但她已觀察到紅螞蟻恐造成老人休息時的威脅,並以客家人「奉茶」傳統習慣,提醒老人與紅蟻一同喝茶);更有孩子發現村莊農田裡的福壽螺卵增多跡象,他們坐在廟埕,共議居民可考慮養鴨,以消除螺卵。

我們也發覺,開採河床的砂石車對在道路上工作的孩子日趨謹慎,有幾輛甚至繞道而行。團隊盼在村莊內架設這些孩子們與媽媽共議下的交通標誌,也讓訪客與居民都可以「主動參與」馬路上的觀賞行為,進一步讓大車與民眾意識到道路的使用主體,提高警覺、減緩速度。

專注思考社區街道家具正被紅蟻侵襲的孩童(魯汪攝)

四、小結:面臨危機的大地,何以成就書房?

荷蘭知名交通設計師 Hans Monderman 反對交通標誌。他深刻體認村莊裡的道路存在複雜的「社會空間」,而高速道路或快速道路創造出扁平化、強調速度、效率與同質性的車輛空間(他固然喜歡兩者,但認為不應重疊)。他所批判的交通設計師,是讓交通空間取代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道路使用模式的村莊,最終淪為由車輛宰制村民的日常行為。

為何重省 Monderman 的理念?他認為鄉村及其街道有如一本好書,明白易讀,但交通規劃與工程可能迫使原有的生活模式,框限為整齊劃一的絕對空間。這種空間使駕駛者「失去了從村莊的社會生活中汲取行車線索的能力,反而須借助交通標誌指引,漸變成日常生活一部分,最後導致『視而不見』。」(轉引自 Tom Vanderbilt, 2009)當村莊公路成為大型道路的延伸段,人們藉寥寥可數的不起眼號誌辨識其差異,效果不彰。

不過,我們沿用、改造這項「盲點」,並視為某種介入形式的根源。透過孩童繪製的、各種尺寸的交通標誌,再將社區裡實地觀察與訪調紀錄,使視覺性明顯的圓形立板,重新化身為他人認識社區生態的創意媒體,成就「大地書房」,吸引居民及步行者緩慢移動與發掘,不僅工程車與開發者可更為意識在地的聲音,亦讓農村社區的日常多些趣味。

當空間實踐權與規劃權已受開發影響或主導,我們期許孩童與居民透過想像力,再次築回社區與道路的舊有生命。即便這樣的「地景藝術」少有媒體性,但根據批判性思維與民眾主導自己的地景詮釋權,來傳達永續、真實、願景(相對地不具亮點型特殊藝術「作品」)。最後,透過發言權較為壓抑的婦女、老年者與孩童,於協作過程中重新閱讀家中與社區環境的連結與情感。

總言之,從一幅幅畫風樸拙的交通標誌,和面臨生命轉化的鍋碗瓢盆,到回應、提醒正在快速變遷的社區地景,盼能將自身被社會/區宰制的話語權,重奪、延伸到公共空間,進而產生共享域的想像。透過藝術化方式,再生產出嶄新的、於斯土有益的地景。

選舉將至 — 前來向社區媽媽拜票的政治人物意外受到孩童包圍-詢問社區空間的改善機制(溫心榆攝)

備註:「大地書房:內灣地景創藝輕旅推廣計畫」獲文化部106年「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補助。

參考書目
  • Calvino, I. (2015)«聖約翰之路»(杜穎譯),南京:譯林。
  • De Certeau, M. & Giard, L. & Mayol, P.(2014)«日常生活實踐2:居住與烹飪»(冷碧瑩譯),南京:南京大學。
  • Goodall, P. (1993)<設計與性別:哪裡是家的核心>(李宛澍譯),收錄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書局。
  • Jacobs, J.(2007)«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 重譯註),台北:聯經。
  • Keeping, C.(2002)«天堂島»(王淑宜譯),台北:遠流。
  • Nabhan, G. P. & Trimble, S. (1996)«童年沃野»(陳阿月譯),台北:新苗。
  • Vanderbilt, T. (2009)«馬路學»(饒偉立譯),台北:大塊。
  • Weisman, L. K.(1997)«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王志弘、張淑玫、魏慶嘉譯)»,台北:巨流。

三灣「少年義工隊」
三灣「少年藝工隊」為苗栗新興社區營造團隊,從各地至苗栗境內不同鄉鎮的青年匯集三灣,帶領社區學童,共同以城鄉發展角度,建立起河川、藝術與社造的新實踐模式,為苗北區域扎下新時代的社造理念而努力。

聯繫方式:
溫心榆 wsinyu@gmail.com
林正尉 cwlin5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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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發展與不發展「以外」?一場鄉村型地景藝術事件的思辨

  1. 文章太長會減低讀者閱讀的耐性,尤其開始簡明易懂的部分不需過度演譯,後面針對三灣村個案的特質與工作坊培力的果效,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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