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zining

回顧眼底三年來關於綠色基盤的相關討論，有綠色基盤的定義、國際案例（西雅圖、澳洲田園城市、加拿大愛德蒙頓市）、台灣則有區域尺度的國土綠網、與小尺度的綠生活圈與公園生態的觀察。整體而言，綠色基盤的議題近年已發展成熟，不乏有許多倡議的概念與規劃，但落到實際執行層面上，仍大多在小尺度的行動上，如政策大力推行的綠建築，或是在社區操作的社區農圃、綠生活圈、open green計畫等。而城市尺度的綠色基礎設施，則大多停留在規劃藍圖的階段，以台北市來說，台北自90年代開始，即興起「生態城市」的倡議，20年過去了，台北有更綠、更生態了嗎？

乘載「生態」之名的綠色基盤

以台北市目前推動的方向來看，有地政局在推動的智慧生態示範社區，在新開發地區導入智慧科技及生態基盤的概念打造示範社區，但多仍待實踐；亦有公務局在進行台北市的「公園綠地系統策略規劃」，策略上欲將公園轉型成為綠色基盤，兼顧環境生態、友善使用、都市防災等整合式的構想。在實際執行面上，除了挑選公園進行生態調查之外，市府也有意推動重現瑠公圳的城市藍帶構想，瑠公圳是過去大臺北地區重要的灌溉水脈，但在城市逐步開發之下而多被填平荒廢，而重現瑠公圳的想法已討論多年，其中台灣大學與大安森林公園已在其腹地內進行了復育與嘗試，近期整合成為「大灣草圳計畫」。

圖片來源：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網站 a0fd8r1s20171208100845.jpg

大灣草圳總長將近兩公里，整體計畫從臺灣大學為起點，沿著新生南路一路延伸到大安森林公園。在大灣草圳大安森林公園端第一期工程完工的市府新聞稿寫著：

“柯文哲表示，臺北市以前有很多水圳，但是因為後來農業在臺北消失，這些水圳的意義結束，加了溝蓋或變成馬路，但是全球氣候變遷，市府開始在思考，不要讓臺北成為一個水泥城市，還是要回到生態，所以就開始想水圳要怎麼恢復。

大灣草圳計畫目的當然第一個是都市景觀，另外一個是城市的生態，讓城市不再全部都是水泥塊，也有水流過的地方，幫助解決熱島效應，也讓都市景觀比較接近自然生態。“

市長所說的「讓都市景觀比較接近自然生態」，以水泥與水圳做了一個對比，但這裡所想像的自然生態是什麼樣貌呢？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執行長郭城孟，也曾在訪談時說著，現在重現的圳路系統是為了生態，把水域做出來，生命會自己尋找出路。

生態是這麼自然而然的事嗎？

城市中的環境，尤其是台北市內高度開發的區域，原有土地的樣態已經被多次改變，所以我們只能說是「重現」瑠公圳、或是「復育」螢火蟲的棲地，這時所指稱的生態環境，其實就已經是人為介入過後的生態，甚至是需要人為介入且細緻經營下的「生態」，生態早已混合了各種設計與維管的選擇。

位於臺大農場旁的生態池於2003年啟用，是臺大瑠公圳復原計畫的第一期工程，但生態池的水源是仰賴新店溪每日抽取供應原水200萬頓，並投注相當多的人力與經費在維繫生態池的「生態意象」，如進行水生植物的管理、避免弱勢水生植物競爭失衡，且放養不同的生物來控制生態間的平衡，需要大量人為干涉控管的勞動所維繫的自然樣貌，意欲展現的是什麼樣的生態呢？

臺大生態池：臺大瑠公圳復原計畫的第一期工程（照片來源：zining）

同樣地，在大安森林公園也能發現相似實踐上的難題，雖然是採用生態工法的方式來營造螢火蟲的棲地，但因為當地已經沒有水源，因而設計了一個透水鋪面加水撲滿以做供水的循環，棲地的植栽是選用台北溼地的原生植物，雖是複層栽種，但也仰賴大量的志工每週進行棲地環境的整理，更全天候監測水質，為的是維繫能讓螢火蟲生存的水池環境。

大安森林公園小生態池：螢火蟲復育試辦區（照片來源：zining）

「生態」並非自然而然，而是必須在精密計算、選擇材料、安排空間、監測維管等各個面向上逐步實踐，才能長出這般的自然生態，生態其實是一種選擇，甚至生態的樣貌都是需要精心的設計與維護。

類似的討論在「也許，美麗不只是表面？–淺談荒蕪，人工與生態美學」一文中，T.H. Cheng曾寫道：「生態設計的目的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手法介入，在自然的大原則下架構出一個運作得宜的景觀系統，並且在美學上受到社會文化常規的認可。」但不僅只是美學，景觀營造出的「生態」選擇與操作，所營造出的是誰的生態？

訪談景觀專業者的選擇：在設計實務上折衝的「生態」

在這樣的提問之下，編輯團隊訪談了景觀設計師姚奇成，他認為景觀教育是很廣泛的去解釋生態自然跟空間的關聯性，而他自己的觀點是「『景觀設計』這件事情就是在空間上處理『人』與『自然』相處的介面，而『生態』則是一個幫助我們『人』去理解『自然』的學說或方法。」

也就是說「人的需求透過社會學理解，自然的需求則透過生態學理解。」而景觀設計就是在解決人與自然碰撞的介面，處理介面中雙方需求的折衝，而這即是實務設計工作的日常。設計伴隨著工程，有著完工的期程進度，所以姚奇成也舉例像是業主認為「乾淨平整的草皮是最自然的」，這樣的想法在生態學上可能不那麼正確，但現實工程面還是在進行中，在各種因素產生的框架下，定義出了不可改變的需求（program），那這片不「生態」的草坪就會變成在「景觀」實務界被詮釋的「自然」。

綠色基盤的意義不在於設計與施工的圖面，而是溝通的過程

我們接著追問，想了解專業者在實際操作上，是否有機會能看見結構的限制或突破？是如何進行選擇、權衡並影響了最後空間的設計？姚奇成表示，永續的理想需要仰賴眾多的科學數據堆疊、計算、與設計，像是水質、水量、植物生理、棲地營造等面向，而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考量所有的需求，並達成一個皆大歡喜的方案。但現實面上的確是一個選擇的過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景觀設計專業的權力是相當有限的」。他與我們分享了幾種溝通的情境，景觀設計師聽起來甚至也像是一個倡議者，需要去說服業主、以達成某種永續理想的樣貌。

比如他試過用生態效益作為溝通的主軸，像是業主需要一個經濟實惠的水泥硬底停車場，那他試著拉長效益的時間軸，以目前極端氣候頻仍的現象，算入災害與維護的損益，給業主一個長遠計劃的方案，做透水鋪面及雨撲滿的選項；或是在符合業主需求的前提下，透過設計的方式，將剩餘的空間或預算投入在的生態面向的實踐，這時的停車場雖然仍是做不透水的鋪面，但旁邊的植栽槽可能是以地形下凹和土壤改良的方式讓水能貯留，但又不影響業主想要的綠化品質。因此在不同的案子上會有經費、空間與時程上的考量，而影響實際設計上的選擇。

而他還提到另一個面向的狀況，是他們先前在中國城市的經驗，中國在2014年底制訂了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並緊接著公布了獎勵辦法，由各個城市競爭中央建設補助經費，所以地方政府積極的辦理論壇並鼓勵各個新建案變更設計、或是改善老社區的環境。但因為獎勵制度是先搶先贏的方式，地方政府做得越快越多、完工越早，就越有機會受中央重視，所以大多的案件都在已設計好甚至正在蓋的項目裡在短時間內做變更。配合政策、講求速度的海綿城市專案，也讓他們的設計流程完全跳過與居民溝通的階段，但現在中國的地方民意也急速膨脹，以至於設計在施工階段受到各種陳抗而邊做邊調整，設計工程完全變調，並且當地民眾在完工後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做這樣的綠色基盤建設工程，後續維管上也出現較多問題，實際達成的生態效益也打了折扣。在這樣情境下實踐的綠色基盤，儘管施行上能快速推動，但仍成為領導吹噓的泡泡工程。

在美麗的圖面之外，協力共創綠色基盤的實踐行動

從前述的訪談中，可以窺探到景觀設計的日常，是在各個基地之間的協商與選擇，最終所做營造出的是誰的生態呢？雖然是個大哉問，但也凸顯了生態所牽涉的面向是很廣泛的，在科學專業的數據之外，在地知識的理解、營運單位維管的角度、使用者的習慣、生物棲息與活動的路徑等面向，相互交織成了「綠色基盤」的方案，生態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透過縝密的安排以取得各個面向的動態平衡。

就在前幾日台北市工務局釋出了「臺北市水綠地圖圖資系統」，內容涵蓋了八項主圖層（包括水資源：透水鋪面、水資源及水利設施、保水防災、藍色水路、水資源處理及回收再利用；綠資源：田園城市、都市綠地、公園綠地），是台北市目前已經完成的水綠工程。但正如前述的中國經驗提醒，在視覺化的圖面之外，在表徵了這些可供查詢的這些設施之外，綠色基盤設施仍需回到情境脈絡裡來理解，進而在小系統與大尺度的國土規劃的中間，我們能形成系統性的共識與執行的基礎，這需要更多公民的參與、城市規劃領域相關的專業者、生態團體等一同工作，透過議題疊圖、在地知識溝通、凝聚共識，才有可能在社會與自然之間梳理出雙方共好／永續的方案。

儘管姚奇成認為景觀專業的權力是相當有限的，但景觀設計師若本身成為一個平台，拉近公民、專業者與生態環境的距離，讓彼此形成網絡與盟友，共同參與、協力決策、進行基於環境架構下的綠色基盤實踐行動，而能形成系統性的串連與網絡的穩固，讓永續不應只是夢想的泡泡、而是在每一場設計工程的實踐。

 

本文感謝姚奇成景觀設計師接受訪談。

姚奇成
綠淨環境設計有限公司主持設計師、Green Earth Operations 台灣辦公室負責人。美國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碩士(2014)、台灣大學園藝學士(2008)。在中國及台灣各城市以景觀設計專業(LA)結合低衝擊開發雨水管理概念(LID)，落實永續環境及空間品質提升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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