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地方 賊 The thief Of places

馬來西亞第二大城「檳城」是不少台灣人熟悉的馬來西亞城市。它是一個熱門的觀光城市，同新加坡一樣華人比例高所以語言相通，更與台灣有著深厚的觀光、工作、求學與文化交流（與台北市為姐妹市）。在2008年，檳城的首府喬治市聯同馬六甲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之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清單中。台灣由於國際政治的因素，不能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但是近年台灣社會關注文化襲產（註：另一說為文化資產）的議題，值得借鏡馬來西亞檳城的襲產經驗。這篇文章，將以檳城「暹羅村」（Kampung Siam）為例，下次旅遊檳城時，可以多留意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影響下的文化治理。

少數族裔的暹羅人、緬甸人生活的「暹羅村」

本篇文章的重點不特別分析族群對案例的影響，選擇放在民間對襲產觀點的轉變，以及檳城不同組織的參與。但是仍以一段落簡述檳城的族群現況：暹羅村事件，發生於2014年，是個土地開發的爭議事件，表面上是一個簡單的土地糾紛，背後卻是複雜的族群利益的爭奪。檳城是英國海峽殖民地的重要港口城市，吸引了其他各地的人前來貿易、居住，形成多元族群的社會。除了傳統的馬來人、印度人、華人外，還有緬甸人、日本人、亞美尼亞人、暹羅人等等。作為大英帝國的海峽殖民地，檳城首府喬治市受大英帝國控制，要如何處理港口城市多元的族群關係，是殖民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暹羅人（Siam, 泰國的古地名）組成的暹羅社群是喬治市的少數族裔（也是整個馬來西亞的少數族裔）。1845年，維多莉亞女王給予暹羅與緬甸二族暹羅村目前所在的這塊土地，殖民政府誤將暹羅與緬甸二族視為同個族群。

都市成長擴張 土地開發爭議起

原本，由於混居的緣故，兩族各有自己的信理人去處理這塊共有的土地，但在檳城迅速發展，喬治市的都市逐漸向外擴張後，原本居住在此的暹羅人與緬甸人，因經濟狀況改善，便搬離環境不佳的暹羅村，轉租給華人居住或做生意。兩個原本被認為是同一族群的團體，其實早有了各自的族裔認同，並協商分割這塊土地。然而，信理人制度在被擱置多年後，才因為分割土地被提起。信理會在分割時沒有顧慮到居民的意見，將仍有暹羅人口居住的暹羅村，分給了緬甸信理會。

隨著喬治市都市的擴張，靠近市區的浮羅池滑區（Pulau Tikus）的暹羅村，土地也變得炙手可熱。2011年，緬甸信理會與一間開發公司合作，共同成立 Five Star 公司，決定在暹羅村的土地上興建廉價酒店，就此開啟了「暹羅村事件」。2014年年初，暹羅村的住戶收到開發商 Five Star 公司的律師信要求限期搬遷後，便積極尋找可以求助的權威人士。

搶救暹羅村迫遷案 動用「文化襲產」論述

暹羅村所在的浮羅池滑區（Pulau Tikus）的州議員葉舒惠，與檳城州政府同屬民主行動黨，但她仍積極協助暹羅村。另外，檳城最主要的襲產保存團體「檳城古蹟信託」（Penang Heritage Trust）早在2007年時就對暹羅村有所關注。因此，在2014年8月，暹羅村居民、葉舒惠議員與檳城古蹟信託共同舉辦了「拯救浮羅池滑文化襲產」簽名運動，正式將議題從與土地正義有關的居住權，推向文化襲產保存的論述。除了文化襲產的論述外，這個案件其實牽涉了複雜的法律面問題，檳城還有另外一個組織「市民醒念團」擅長以法律的角度處理土地議題。2015年初，市民醒念團便召開記者會，指出該土地依據1845年的公共信託文件，不能任意分割及出售，若要有所變更，也只能使用在宗教及文化用途上。要求法院認定開發商買下土地建造酒店違反當初的條約外，也促請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協助將暹羅村列入古蹟保護區。

世界襲產「物質文化」論述的窘境

然而，「世界襲產」的文化論述，卻在暹羅村的案例裡卻成為了一種限制。世界襲產劃定了保存範圍，暹羅村位於世界襲產區之外。檳城州政府官方認為，世界襲產範圍內的事項由「獨立」的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來處理。至於世界襲產範圍外的「襲產」，處理上沒有範圍內積極。喬治市世界襲產辦公室曾表示，暹羅村位於世界襲產區之外，並不是他們的管轄範圍，他們也無能為力。但真的是這樣嗎？

為了彰顯暹羅村是檳城極為重要的文化襲產，於2016年檳城古蹟信託不只舉辦了暹羅村的導覽，也設計一些活動讓暹羅族裔的文化更為突顯。在一次導覽中，就邀請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默諾拉（Manora）舞者在村中表演這個即將失去的暹羅舞蹈，並由仍在村中居住的，檳城島唯一的默諾拉舞者萬迪（Wan Dee Aroonratana）與其兒子擔任主講，介紹大家這個舞蹈與暹羅村之間的關係，也展現了文化襲產「傳承」的重要性。此外，檳城一個藝術團體 波浪藝術工作室（Ombak-Ombak Art Studio）與馬來西亞暹羅協會（Ruam Thai Persatuan Siam Malaysia）合作，結合了現代舞與傳統暹羅舞蹈，再現了暹羅村的歷史。這不僅讓民眾了解暹羅村在檳城的重要性，也凸顯了族群的傳統藝術如何創新，在新時代下更有保存的價值。

檳城各個民間組織試圖以「襲產論述」的角度，來處理暹羅村事件，但在襲產法制上卻面臨了困難。除了未納入世界襲產範圍，世界襲產辦公室認定自己無職權處理外，暹羅村的家屋在多次改建之外，早已失去原貌。雖然葉舒惠議員要求聯邦層級的國家襲產局勘查，但襲產局專員認為暹羅村早無暹羅特色，留存的都是檳城隨處可見的家屋形式。正因聯邦政府在襲產論述上，僅重視物質文化襲產的侷限，再加上州政府的不作為，葉舒惠議員與暹羅村居民提出了另一種保存論述。

動員跨社區、跨社群、跨國界的「社會關係」

他們認為要保存的是暹羅村與周遭社區的「社會關係」。這個暹羅村在浮羅池滑地區已經二百年左右，與周遭華人社區形成緊密的關係，若暹羅村居民被迫搬離，整個歷史延續而來的關係將會被摧毀。因此，暹羅村的保存不只是在它「暹羅族裔」的性質上，更是跨社區的，而這種跨社區其實也是跨族群的連結，讓檳城佔多數的華人，能了解暹羅村對檳城這塊土地的意義。

然而，在論述上，從物質文化襲產談到以關係為核心的非物質文化襲產，看起來更為進步，讓暹羅村的襲產意義與價值轉變。但這種轉變卻是在政府不認定暹羅村建築物有意義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反抗性論述，政府和住戶間對暹羅村是否為襲產還是有橫溝。有趣的是，檳城古蹟信託抓緊了暹羅村另一個族群特質：「流動」的族群性質，與泰國媒體與官方接洽，讓泰國人知道檳城暹羅人所面臨的處境。在泰國駐檳城大使館呼籲重視暹羅村議題的情況下，檳城州政府的角色也面臨了壓力。

「遺城」檳城的文化襲產的多元特質

目前，暹羅村遷移或保存的狀況仍不明，因2016年居民與保存團體展開行動時，訴訟正在進行，提出不同論述其實是為了找到最有利的政治位置。雖然最後居民還是敗訴，但暹羅村這件案子還在等待其他判決結果，現在也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而已，也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檳城極其活躍的市民社會，有著各式的非營利組織。

在暹羅村的案例中，無論是深耕檳城文化襲產已久的檳城古蹟信託、走藝術教育的波浪藝術工作室，或是專門處理法律爭點的市民醒念團，都站在自己的專業去協助暹羅村的居民提出襲產論述、舉辦讓其他市民了解暹羅村的活動，甚至幫忙處理法律訴訟。不只讓檳城襲產事務稍微脫離了以喬治市為核心的情況，深化了族群間的連結，以及檳城文化襲產的內涵。雖然臺灣沒有面臨如馬來西亞這麼強烈的族群政治，但保存團體或許可以思考影響台灣社會文化資產保存論述的「政治」是什麼，該如何進行突破，並對內、對外尋求連結，以抓緊文化襲產多元的性質，進而使社會思考文化襲產的在地價值。

後記：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

襲產其實是一個政治過程，而政治有許多面向，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中，「族群政治」是影響襲產治理的最重要因子。在2018年大選聯邦政府換黨前，聯邦政府以及多數州政府是以馬來人利益為主的國陣聯盟領導，即使在襲產處理上也是以「馬來人」為主的權威襲產論述。不過，檳城州是以華人為主的州屬，即使過去多是由國陣聯盟內的華人政黨執政，仍不免受聯盟中最主要的政黨「巫統」影響。2008年，檳城州政府首次由民主行動黨（屬於反對黨角色）奪下，同年也登錄世界文化襲產。在檳城開始進行世界文化襲產城市的治理時，卻有更多政治上的力量，在影響城市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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