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畢恆達

眼底編註：本文摘錄自畢恆達著作、心靈工坊 2001 年出版「空間就是權力」一書。在畢老師書中「推土機走了以後」的章節，敘述著台北市 14 號（今林森公園）、15 號 （今康樂公園）開闢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情景，以及拆遷前後生活環境改變所帶來的心靈困境。 眼底城事四月主題「社區療癒」將探討空間環境與心理學之間的關係，而 14 號、15 號公園， 乃至多數公共工程的開闢過程，仍常常忽略社區鄰里已然存在的紋理與人際關係。僅以這篇文章作為引子，開啟這段討論。

都市推土機，推倒的不只有家園

五〇、六〇年代的美國，在開闢馬路與都市更新的旗幟下，用推土機一舉剷平許多住宅，摧毀既有緊密的鄰里街道生活。表面上都市的臉似乎得到美化，但是社會也為此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許多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這些經由都市更新而被迫遷移的居民，其心理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失去一個最親密的家人一樣。

住宅絕不只是一個空空的殼子，搬家也不是將物品從一個盒子放到另一個盒子裡。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熟悉的生活地點，能夠遮風避雨、每天醒來可以看到熟悉的空間、繼續做昨日所未完成的事、有一個 緊密的社會支持、一個熟悉的散步與購物的路線。這些熟悉、連續的生活空間，讓人的生命可以繼續向前。因此一個安置計畫，必須考量居民是否可以繼續維持生計、小孩可以到同一個學校上學、和熟識的同學玩耍、和熟識的鄰居互相安慰，以保有生活的連續性。這關係著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對於處在經濟、年齡與行動能力弱勢的人更是如此（圖6、圖7 ） 。

都市計畫的法令原來規定要等拆遷公告五個月後，才能進行地上物的拆除工作。但是此次拆除援引的卻是民國七十五年的拆除公告，市府因此得以盡速進行拆除。這似乎意味著居民在這十年之間，每天都應該處於警戒狀態，包包一拿隨時就要搬走。然而市府卻沒有好好利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來興建安置原住戶的國宅，或者派社工人員仔細調查、做好完善的安置計畫。拆遷之前，市府除了透過區公所一紙五項選擇題的意願調查與零星的訪查之外，其實是受到學界與輿論的壓力之後，社工人員才在二月十二日擴大編組，到社區裡進行較為詳盡的實地調查。然而當時居民尚不知道確實的補償金數字，不知道平價住宅的空位夠不夠，不知道可能安置的廣慈博愛院是怎樣的居住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如何能夠妥善安排他們的未來？

在公園開放規劃設計甄選之時，一份市政府的文件這樣描述拆遷前的景象：「密集之違章建築，形成一片髒亂，與四周地區高樓林立，商業繁榮景象形成強烈對比，有『都市之瘤』等封號。」

回顧都市計畫史，這種使用疾病（disease）的隱喻以及衛生（hygiene）的論述經常可見。事實上，隱藏在這種環境疾病或衛生論述的背後，實則是一種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的論述，它反映了對於社會失序（social disorder）的恐懼（問題是誰來界定「失序」？），然後利用都市更新的方式來驅逐所謂非我族類的移民或少數族裔。其實貧民窟並不如想像中的失序、道德瓦解、行為偏差，它只是呈現了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而且如果不處理經濟、階級問題，僅是建築環境的更新，也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

這幾年來台灣大學曾經對幾十戶原居民進行追蹤訪談，瞭解拆遷事件對他們生活所產生的衝擊。過去有些人晚上睡覺懼怕失火、居住空間擁擠、家中沒有衛浴設備頗為不便是事實，但是過去夜不閉戶、人情味濃相互支持也是事實。現在雖然搬遷到空間較大、設備條件較好的居住空間，然而他們也從原有的地面水平生活空間，轉變至垂直的公寓大樓空間。對於行動不便的人而言，過去只要坐在家門口，就可以和巷道裡來來往往的鄰居攀談的情況，轉變成為孤立在公寓單元裡，看電視、大眼瞪小眼的無聊窘境。一般來說，年輕人極欲擺脫原有狹小的實質空間，老年人則懷念過去充滿人情味的生活空間。

拆遷也影響了這些居民維持生計的水平，愈是低收入戶影響愈大。以前只要勤勞一點，很好討生活，擺個小攤、當公廁清潔工、幫人洗車、在餐廳洗碗、做資源回收，也容易在菜市場買到便宜的飯菜。拆遷之後，搬至陌生之地，有的失去原有工作、攤販推車沒有地面可以擺放、也沒有熟識的鄰居可以介紹各種打零工的機會。

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住進公園預定地，以撿破爛為生，後來娶一位智能不足的太太，並負起照顧她的責任。以前他在房子外面空地上擺放三輪車和雜物，做過賣冰、花生糖、衣服等小生意，拆遷之後，搬到國宅，沒有空地可以擺東西，也不能撿破爛、做生意。而原有的鄰居則搬到蘆洲、泰山、榮總、板橋等地，後來就沒有聯絡了。他曾想移民大陸，但是搬去大陸，領不到榮民、殘障與老人津貼，只得打消主意。

希望、快樂的城市，怎能無情？

公園預定地原有的社區是經由幾十年的時間慢慢發展成形，有一個緊密的鄰里支持網絡，拆遷之後，居民各奔東西，進入另一個陌生的環境之中。歷史、方言、生活方式、階級等差異，很不容易融入新的生活環境；而相處幾十年的厝邊，頓時四散各地，也很令人心酸。尤其是老年人，適應新的空間與人際關係要花費極大的能量。就有一位老先生遷至國宅，他的鄰居告訴我們：「他過世了，我們跟他都不熟呀！過世以後，我們聞到臭味，才請人把門撬開。」就算這是極少數的個案，但是這樣的慘事，究竟是誰的責任？過去基於社區的關懷網絡，不必利用政府的福利資源就可以照顧弱勢戶，讓他們有起碼的生計與心理支持，而當這群人被迫遷往陌生孤立的空間後，就算領了補償費又有何益？

八十六年的拆遷為住戶所詬病的，還有期限的短暫。他們被迫要在農曆過年時找房子、打包、搬家、安置神明，弄得年不像年，沒有足夠的時間找到最合適的房子，物品也無法好好地打包整理。尤其是四年後，在違建清除之後的公園裡，還看不到公園的設計，只見花盆裡的花朵展露容顏，更令當時倉皇搬走的居民唏噓不已。他們也反映能不能在原地保留一個公共的地方，讓他們可以再回去跟老朋友聊天，至少有個可以遮風避雨的涼亭，以及無障礙設施……

我們並不盲目歌頌違建的空間與生活，也不是反對開闢公園供市民使用，但是舊生活和新公園是否一定是互斥的？誰在當中獲利最多？是否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空間於是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藉由清除破舊聚落、改建公園，周圍土地增值、房價房租上漲，龐大的地產財富悄悄地流向城市中原來就比較富有的一方。搬走的貧窮老弱居民，面臨的是就業機會的失落、鄰里關係的瓦解，與孤單無聊難以打發時間的生活。而辛苦打拚建造、凝聚五十年台北市發展歷史的建築與巷道空間，毀於一旦，未嘗留下痕跡供後人反省與學習。遙遠未來的公園則可能是切斷歷史臍帶、缺乏多元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空間。

空間的建造，反映我們對於生活價值的想像。試問，我們要的是一個驅趕窮人與老人的城市，還是一個不同族群共處、相互學習與尊重的場所？更重要的是，人並不是物品，他們也要基本的尊重，而不是被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毒瘤。拆遷的政府行動過去曾經發生，將來也會有，然而我們很少關心居民受到如何的衝擊，如果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得到教訓、學習，這個城市如何能夠快樂？

註1：本文摘錄自畢恆達著作、心靈工坊 2001年出版 「空間就是權力」一書，經同意後摘錄。
註2：頁首照片為現今康樂公園（15號公園），圖片來源為玄史生@維基百科，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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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就是權力》
作者：畢恆達
出版社：心靈工坊
日期：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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