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zining、Derya.CO
受訪者：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_規劃團隊-陳鳴誼、黃雅訢

在我們四月底訪談的那一天，林試所正好公布使用108年福衛五號拍攝的衛星影像，計算出六都都會區的綠覆率，與我們想要訪談的台北市公園綠地系統計畫案（後簡稱台北綠地案）也相關，從這些綠數字與GIS的關係，我們剛好由此談起。

「綠覆率、人均綠地面積、綠地可及性」這些綠數字反映了什麼？

我們住的城市有多綠？一直是受關注的題目，每年天下雜誌的幸福城市大調查中，將城市綠地人均面積作為指標，除了縣市數字間的比較，也常有專題報導會呼籲城市應重視綠地與樹木。但這些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城市範圍的邊界、對綠地的定義及不同的計算方式，許多的眉角影響了最終算出的數字。

但過去多是用都市計畫的公園綠地面積來試算，而林試所公布的六都都會區的綠覆率，則是以衛星影像、使用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評估綠地的分佈。其新聞稿上寫著「本次調查是以六都縣市未合併前的市區為範圍，再依據市區建築物的分布連續不中斷、市區鄰接郊區坡地的海拔高度小於60公尺，以及所在土地坡度小於20度為通則，劃定六都都會區的範圍。」

因此其調查範圍並不是縣市的邊界，而是某個定義範圍內的都會區，以綠地面積／總面積，在這樣的計算下，台北市的綠覆率為18.5%。

這些高低不一的數字，反映的是某個定義範圍內所計算出的「綠」，數字所顯示的僅是某個部份的真實面。那麼，台北這個城市綠不綠究竟應該如何判斷？

人均綠地是個謬誤，尺度越小越無法讀出意義

當時台北綠地案也做了行政分區的綠地資源檢討，鳴誼問我們說「12個行政區你知道誰是最後一名？」結果人均綠地最低的是大安區，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但他們補充說「人均綠地面積其實是一個謬誤，大安區是人均綠地面積最後一名，意思是在每一區圍一個圍牆，其他人都不能來用喔，但你會不會去大安區？會啊。」

所以人均綠地面積不是說這個不準、是他的尺度這件事情，要是一個天然的邊界，尺度越小其實越不準，因為他是一個框起來的範圍。

「所以我們開始扭轉大家對於人均綠地面積的想像是錯誤的。」經典團隊參考了紐約的「OneNYC 2050」計畫，其中在談公園與開放空間時，關注的是「可及性」，也就是市民步行多久能走到公園，這才是與市民貼近的實際需求，以紐約來說目前綠地公園的可及性範圍是81.5%，他們希望2030年能達到85%。而台北的公園綠地以鄰里小尺度的公園為多，所以其實計算起來，可及性有達到90%以上。(註1)

公園綠地如何能成系統？規劃到落地的政策必須接合

回到我們一開始的提問，是想以台北綠地案作為分享的案例，了解目前台灣的規劃案中的空間分析方法，以及從疊圖分析到政策推動的過程，不過有些可惜的是這個案子並未順利的推進到相關的空間政策與實踐。 以台北綠地案來說，雅訢說他們原先參考大倫敦計畫的規劃方法，整合北市相關的圖資就花了許多時間，透過疊圖指認了九大環境分區，並定義這九個環境分區在公園綠地上的角色，包括保育、修復、拓展、連結、形成多樣性的邊界，形成一個市區的網絡。理想上，環境分區的角色與任務將會落地到每一個公園綠地的設計準則，並能實踐這套綠系統網絡。

台北市公園綠地系統圖（圖片來源：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但實際規劃案的進程，受限於公園處的行政層級與公務管轄權，僅止於疊圖指認後的九大環境分區，計畫實務上公園處所需要的是「未開闢公園的開闢順序」，因此後續經典也針對環境的特性建立了8項指標：公園尺度、環境分區、都市發展、常態化植生指數、熱島效應、公園防災、淹水潛勢、公私有地。

這套指標能協助公園處進行排序，評斷這些公園的環境特性是否適宜即時開闢，但鳴誼提醒到這些指標只能視為部分評斷的參考，像是地方的歷史、紋理、社區的動能、社區關係等面向是無法被數據化呈現的，所以經典也建議公園處應該要加上非量化的質性評估，如文化資產、人口結構分析、河川水圳、周邊公共設施服務。

「看懂」在數字背後土地與環境的本質

台北綠地案綜整了與環境相關的圖資，進行完整的疊圖分析，完成九大環境分區的規劃，鳴誼提到規劃案中間有多次與專家學者的討論，其中郭城孟老師曾多次跟他說「我看不懂你們疊的圖」。這個「不懂」的疑問一直掛記在鳴誼心中，而今年再度與郭城孟老師討論桃園市的公園綠地系統時，解開了他的疑惑。

郭老師的方法論是由土地的全貌與變遷以認識土地，「要看懂桃園，必須先從土地的變遷開始，桃園是台地，每條河流都是斷頭河，從復興區到石門水庫的水，除了桃園以及石門大圳之外，其餘的水沿著大漢溪進到了新北市。而在桃園如此多且短的河流，水留不住，先民才會開墾這麼多的埤塘，這才是桃園具有”千埤之鄉”的來由」。

鳴誼說，「這就是郭城孟老師講的，你看不看得懂土地？你就會知道埤塘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埤塘，是因為你推到幾百萬年前桃園土地的變化，到現在那些埤塘是後來人為開發跟自然環境之間的融合以後所形成的產物。」

所以桃園是由好幾個台地組成，在這幾個面上形成了一條延續的綠帶，這段綠帶很長、但卻很少人發現，由GIS疊圖上也讀不出其中的差異。而郭老師帶著團隊觀察這段崖線附近的林相，由林相的植物判斷這個森林的狀況，讀出這條崖線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也就是說，當GIS套疊出桃園的大小埤塘後，從圖面其實是無法讀出過往環境變動的歷史，或是先民在生活使用上的演進，這些時間作用在環境交織出來的意義，無法表現在GIS的圖面上。鳴誼感嘆地說「直到這次現勘，我才理解郭老師每次說的：規劃應該反映土地的本質，有沒有”看懂”土地的本質，看到土地的脈絡與故事」。

看見土地的全貌不只是GIS與數據，更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踏查、走讀環境的紋理，郭老師累積的數十年經驗，才能看懂所謂土地的本質、空間的型態。

空間規劃中量化分析與質性調查的張力

量化分析有他的功能，但是它沒辦法取代全部的事情。

不過使用GIS工具進行空間分析，基本上已是目前大部分空間規劃案的基本配備，量化的分析與數據呈現，使得空間分析更為精準與客觀，鳴誼說：「大家為什麼比較接受GIS跟看得懂GIS，因為他有一個邏輯，順著邏輯這樣分析下來就懂了」。

雅訢提到在都市計畫系的養成過程，必須得要學會使用GIS，但以前都市計畫疊的圖層都是固定的，直到最近開始疊的圖越來越多，開始會去疊新的圖層，有一些鬆動的可能性。比如「以前我們做都市計畫時是沒有水圳這個圖層，後來有人把它畫出來了，我們近幾年的規劃在看空間的時候就會留意有水圳這件事情，如果沒有的話，水利處也不會意識到有這件事情。所以我們要把質性的東西畫成量化的資料，盡可能讓其他人注意到這件事，用他們看得懂的方式呈現給他們」。

操作GIS有其技術的限制，盲點在於它需要量化的資料或數據，才能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同時，圖面也需要理解與說明，鳴誼也說「甚至現在的圖層越來越多，疊完之後的分析更為重要，像是如果疊完發現水圳而避開，那就結束了。重要的是，要進一步理解水圳與周邊的關係，再回應到社區以及規劃裡。」 如何認識環境與土地，不論是哪一種方法取徑，GIS的技術工具、圖層的測繪、田野調查、文史的訪談，生活體驗與業種業態的經驗，必須一起運用，才能看懂數字、又能讀懂數字背後的環境議題。

說故事的能力，牽起數據、資料與我們的關係

台北綠地案的規劃，最終以信義區為示範區域，擬定了11項行動計畫，但受限於整合不同局處的困難，行動計畫於結案後未能繼續推進，在計畫結束之後，經典的團隊也反省著計畫過程的操作。

雅訢說「我們一直在疊過去的圖層、未來的淹水潛勢這種圖層，可是我們沒有疊現實層面，它現在的使用方式、他的生活感的圖層，所以公園處就沒辦法推動、他沒辦法去說服民眾、怎麼去推這個政策，然後這個公園應該朝什麼方向去走，我自己也覺得好像少了這個可以推動、說故事的層面，但這個層面是要很多人的經驗才能建立起來。」

就像鳴誼也說，其實現在規劃者都在疊圖、也會使用GIS的技術，但往往缺乏一個感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像是個鑰匙，聽完後會讓人有種「喔！原來如此」的念頭後，接下來的數據分析，才有了規劃者跟使用者間的連結。

所謂的「故事性」也才是議題的所在，空間的規劃與分析必須與實際生活相連結，牽起數據、資料與土地／使用者的關係，所做出的答案（圖面）才能打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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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在紐約公園可及性分析的計畫中，公園綠地大於6英畝（14.82公頃）以上用800公尺做為公園綠地邊緣的Buffer距離，小於6英畝則用400公尺。而以台北的狀況，鄰里公園佔全部公園數量的一半以上，因此以400公尺較嚴格的計算標準進行試算，計算起來，已開闢及部份開闢的公園綠地，可及性有達到臺北市可開發用地總面積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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