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西昌街舊貨市場的意外時空街道交換

文:蕭芳伃

下午三點,萬華龍山寺的人潮絡繹不絕,旁邊的西昌街圍繞著攤販更是人聲鼎沸,十分熱鬧。臺北市政府市場處把這街道市場納入「西昌街攤販集中場」,或稱「西昌街夜市」,乃1985年為了改善地方的交通與環境,臺北市政府將常常占用道路或是騎樓營業的攤販加以收納,並允許既有的攤販集中區段成立攤販臨時集中處(吳鄭重,2004)。西昌街夜市近年經臺北市政府重新規劃,將攤販集中於道路中央,以販售服飾、百貨以及飲食小吃攤為主[1]

西昌街舊貨市場

走進非正式的街道市場

有別於政府規劃的公有私有市場,西昌街夜市更像是「野生」的非正式部門。雖然在夜市入口處設有道路兩側全日禁止設攤的標誌,實際走訪這街道市場卻可發現僅僅規劃道路中央的攤位是完全不敷使用的,攤販們已溢出了原本規劃好的「合法」空間,分布在街道的兩側或是騎樓;而下午三點一到,小販們更是各個大顯身手、發揮創意,將原本的街道空間轉換成為販售空間。有些攤販將地攤布或是紙板等鋪在地上,上方擺放著各種商品加以展示,有些商品甚至直接以「倒渣」[2] 的形式傾倒在路旁,而街道上各項設施也搖身一變成為商品陳列的展示架。西昌街夜市的非正式性不僅顯現在市場空間的使用上,市場中所販賣的商品充斥各種來路的舊貨,加上此處的攤販多為社會大眾既定印象中的「無家者」,一般人多稱其為「賊仔市」[3];從二手電子產品、舊鞋子、舊衣物、生活雜貨到字畫、古董、錢幣等裝飾性藝品都有,令人眼花撩亂,此外還可有不少可能被視為「違禁品」的商品展售,例如盜版成人光碟或菸酒等等。

左圖:街道上的護欄成為商品展示架;右圖:西昌街販賣的成人光碟

西昌街位於龍山寺的東側,是連接萬華南北向的通道,民國五、六十年代西昌街更是重新規劃拓寬,成為重要的交通要道。有別於午後人潮與熱鬧,凌晨的西昌街夜市又回歸到道路使用,僅有汽機車呼嘯而過;市場並未因夜色而打烊,­另一邊的康定路上,一台台載著商品的機車或腳踏車就停在人行道旁,一個又一個的地攤已打好地舖,正做起生意來。

在一間香鋪前擺賣二手碗盤及生活雜物的大姊告訴我:「在這裡擺攤不用告訴店家啦,也不用錢啊…但要小聲一點,很多人都住在(店家)裡面。」另外一個販賣電子用品及各式書籍光碟的大哥也提到:「這個時段不會有警察啦,如果你是下午到西昌街那邊就比較多警察來趕。」在凌晨出沒的攤販,一方方面可規避不利的生存條件–亦即正規的市場營業時間即城市節奏,一方面可配合其他兼職而有更彈性的工作時間,這兩向相關的策略性規避、彈性,也是接下來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舊貨市場構成的關鍵。

深夜的康定路地攤

貨品哪裡來?舊貨的流通與意義轉化

跳蚤市場往往被認為是前現代的、陳舊的,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然而跳蚤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另類的消費選擇,也讓物品得以「再流動」。跳蚤市場中物品的流通是一個從消費者到供應商及零售商,最後再回到消費者手上的過程,而物品的流動也意味著物品的意義轉化。本來這些物品被消費者視為垃圾,但透過供應商和零售商將其商品化的過程後,最後又變成商品回到消費者手上。

跳蚤市場的商品供應來源為何?實際了解後大約可將商品的來源歸類為正式及非正式兩種管道:(1)正式管道多為社區大樓的搬家或清潔公司、回收場、建築物拆除廠商、商店倒店貨或滯銷品等,(2)非正式管道為個人回收物撿拾、個人私有收藏、攤販同行之間相互補貨購買等,市場正是透過物品在正式部門及非正式部門間的流動循環與再商品化的過程所形構。正式管道的商品供應商因為白天還有其他正職工作,必須利用深夜的時段到康定路補貨給攤販。

比起較為「正式」的福和橋跳蚤市場,西昌街和康定路的貨品價格更低廉,不少攤販會到此「撿便宜」選貨,再拿到福和橋賣出。另外福和橋禁止販賣的、具有爭議的電腦及光碟等都可在西昌街找到,有攤販表示:「福和橋那邊要賣比較好一點的,或是老東西,那邊有的人會去玩老東西,像是黑膠唱片還是老歌星的CD…西昌街的客人就比較不懂得欣賞啦。」可見福和橋與西昌街在商品類別和客群的組成上有所差異,且非正式部門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利用其游移在各種時空縫隙中的靈活與彈性與正式部門串聯,並形成可觀的舊貨市場。

然攤販是如何得知這些貨品的管道,又如何取得的呢?以被大樓住戶丟棄的「大樓貨」為例,攤販表示這是要跟大樓管理員很熟才有辦法拿到的,關係夠好的話甚至可「免費」拿到,由此見得這種非正式貨品物流鑲嵌在各種社會關係之中。

誰來做攤販?市場中的小販們

物品的流動仰賴人的作為,市場由攤販所構成,且在物品流通的複雜網絡中,攤販代表了一個重要的節點,並且參與了商品在市場中的定位。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想要成為跳蚤市場中的攤販?作為一個非正式的街道市場,西昌街處處充滿了「創業」機會,只要有商品、有空間,馬上就可以開始營利,成為自己的老闆。阿城就是一個創業成功的例子,他在這裡成為一個全職的專業小販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然而每每提到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他總是津津樂道,臉上掛滿了自信地笑容:

一開始我就沒工作常常來這裡喝啤酒,結果有一個人他拿了一些簿子給我…
我現在知道那個是最難賣的,但那時候不知道,反正也是送的,他就說
你拿去賣賣看,賣不完就丟掉,結果我10分鐘就把它賣完了!
因為我從小就很會賣東西,常常在西門町那邊跑。第二天我遇到我朋友,
他在這裡擺攤,叫我幫他顧攤子,兩小時之後回來,結果我就賣了兩三千塊…
那時候心裡就想說,哇!這個東西怎麼這麼好賺。

要成為一位可持續生存在市場並且營利的攤販不容易。首先,街頭攤販的「非法性」使得攤販多了被警察取締的風險,除了要求得擺賣的生存空間,西昌街跳蚤市場中,有不少客人都是以「尋寶」和「撿便宜」的心情前來消費,對客人喜好的了解影響了攤販擺攤的模式與商品。阿城在市場中將自己定位為低價販售的批發商角色,他的商品通常是大量的二手生活雜物,每到了擺攤時間,他就拉著拖車,上面擺放著一箱箱的物品,到了定點後在將這些物品全部「傾倒」在街道上:

我沒有時間一個一個排好,這樣弄亂亂的就是要讓客人「尋寶」,
而且他看你擺這樣是「垃圾貨」就知道你一定賣很便宜…
我就是要賣他們便宜,讓他們每次來都有賺到的感覺。
阿城的攤位

阿城販賣的商品確實很便宜,單項不過十幾二十塊,常常阿城東西都還沒有全部擺出來,客人已迫不及待地聚集選購,多賣幾件累積起來金額很可觀。此外,維持「新鮮」的意象也是重要銷售策略:

我不能偷懶不去「補貨」,要給客人新東西,客人要有新鮮感。

在市場中,除了像阿城這樣以量販為主的銷售策略外,也有不少攤販販賣一些高單價商品,例如古董、玉石等,攤販阿明曾經告訴我要如何判斷「玉」的好壞:「玉要選那種玻璃種的,就是你用手電筒照可以透過去的那種,那種價錢最好,綠色的也很好,要純綠色的那種…我有一次賣最好,賣了一塊玉開價18000,客人就買了,你知道我成本多少嗎?才500元而已。」像阿明這樣的攤販通常對「物品」知識的掌握度較高,且擺賣模式也較為整齊,甚至細心地舖上地攤布來顯示出商品的高價。雖來客數不多,但賣出一件就可回收不少。

攤販和顧客間的互動及人際關係也影響著銷售的成敗,我曾詢問攤販賣東西的技巧,他有此妙答:

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怎麼賣出去的,我有時候覺得客人不是來買東西的,
他們是來買「我」的,我是在「賣」我這個人的你知道嗎?

由上述對話可知,熟客關係之維繫十分重要,且物品的價格與價值是在攤販與顧客的互動中所形塑,這些物品唯有進入交換過程才得以真正的「再商品化」。

過往談論到攤販議題,往往會將其視為是一種非正式部門,且連結上失業、貧窮,是一必須規範解決的「社會問題」。西昌街跳蚤市場卻讓我們看到「物品」及「攤販」流動游移在正式與非正式部門之間,且非正式部門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和正式部門相互支持補充。經濟行為中正式和非正式無法絕對劃分,且兩者之間變動的界線反映的是國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面對國家管制,攤販為了生存亦有其因應之道,會發展出各種拒絕或是抵制的行動。這種行動並不是試圖去推翻結構性力量的那種抗爭,而是接近Michel de Certeau(1984)所提出的「戰術」,即人們在面對結構性規管介入,以「戰術」來規避空間所規範的法則,盡可能地因地制宜來達成他們的目標,以達成具有創造性的拼接。

不同於正規經濟,跳蚤市場往往被認為有許多非正式經濟的特質:靈活的組織形式可以對市場需求做出快速的反應,並讓小規模的創業者有機會用少量的資本進行創業,使不受正式經濟體制接納的社會底層得以賺錢活口、安身立命,以及建立自己合作、互惠和信任的社會網絡結構(Ha, 2014;Abrams, 2007)。市場的具體運作牽涉了攤商之間,以及攤商和顧客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在西昌街市場中,可見攤販是如何依靠著自身的人際關係網絡來開展其經濟行為,以便在充滿挑戰且不穩定的街道市場中生存。如同經濟社會學者所提示的,經濟和社會兩者並非獨立存在,相反的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之中的。

疫情之下的西昌街市場

發布三級警戒的前一個禮拜,萬華剛爆發疫情時,我拿了兩包口罩到阿城的攤位,因為知道他沒有身分證也沒有健保卡,也沒有在買口罩。原本吵雜的西昌街變得冷清,所幸阿城還是街道上最顯眼的存在,人變少了,他的位置更大了,東西也更多了。

隨著三級警戒發布以及萬華區疫情爆發,連阿城也無法出來擺攤,整條街道變得空蕩蕩的,兩側的商店也跟著關閉,只剩下些過往常見的熟面孔常客在街上閒晃著。原本街道上的人現在去哪了?什麼時候能再回來?能不能安然度過這波疫情甚或往後這街道會有什麼改變?都是未知數,新冠肺炎肆虐下,戰術暫時無由施展,非正式經濟的脆弱性顯露無遺。

發布三級警戒前一個禮拜的西昌街,遠遠的只看到阿城的攤位
[1] 資料參考網址: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1569,取用日期2021//。
[2] Mitchell Duneier在《人行道》一書中,以「倒渣」(lay shit out)一詞形容許多無家者會將五花八門的雜物放置在瓦楞紙板上,或直接放在人行道上。
[3] 李豫英,艋舺的跳蚤市場,數位島嶼,2011年8月2日:https://cyberisland.teldap.tw/P/qHtdtgBYZTi

參考文獻

Abrams, L. (2007). Urban marketplaces and mobile vendors: The flea market in the metropolitan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wo flea markets: Aqueduct and Roosevelt Raceway flea market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Ha, N. H. (2014). Buy, Sell and Chatter: A Case Analysis of a Lisbon Flea Market. NOV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sbon.

吳鄭重(1997)〈「菜市場」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初探:全球化台北與市場多樣性的生活城市省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4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