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双連菜市場(下)— 疫情下的市場空間設計再思考

對談者:許麗玉、謝一誼
文稿編修:郭書瑋、黃舒楣
錄音騰打:涂菀庭

「走進双連菜市場」對談文錄,將分為2集出刊,本文為(下)疫情下的市場空間設計再思考
上集連結:「走進双連菜市場(上)— 疫情下菜市場中的恐懼和憂慮」

[前言]
對談(上)集聚焦兩位行動者走入双連市集的親身參與觀察,對談(下)則延伸展望疫情下的市場空間設計需要革新、菜市場相關的城市街道生活、生物安全交織社會生活等新議題。

一誼:
本來我在2019年提出的研究計畫,側重的是審視台灣的農產運銷模式,在2001年台灣進入WTO之後,在這近20年間,發生了什麼變化?也因此一開始我在找田野地的時候,也曾經去過未改建前的北農批發市場,大約半夜兩三點,整個大市場開始動起來,自各地大卡車運入一箱又一箱蔬果的狀態。

北農原來的建築,並不是密閉空間,它是一個很挑高的一個市場,一個拱形的,很大的空間。但是,像(改建後的)環南市場它是個全新建築,改建後變成一個很密閉、狹窄的,完全是一個室內市場的設計,每一個攤位都一格一格的空間配置。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配置,這種室內市場、公有市場空間的配置,它在疫情裡面是最不合理的,它就是創造一個通風不良,攤商又必須密集接觸,長時間在裡面工作的空間。我們現在逐漸理解到「氣溶膠(capsule)」是目前Covid-19傳染的重要途徑,那麼在考量到疫情大爆發的區域,是否這種密閉空間,花很多納稅人的錢但去蓋一個很醜的大型建築,然後把所有攤販都趕進去的這種形式,在後疫情時代,必須全盤重新考量?

不少市場改建案都是朝向更強化把所有攤商都放到密閉建築裡,我覺得從生物安全來看,這是個很大危機。當然攤商都似乎可以生存,似乎公有市場你去做一些配套的措施,那你還是可在這個形式裡面去賣菜,似乎是這樣子?事實上如果把這個全球化的生物安全放進來考量,你的確是需要一個戶外的、空氣流通的菜市場,感染的機率遠低於密閉空間[1]

事實上就是像双連市場這樣,在一個捷運地上公園旁邊,是最好的菜市場環境狀態,它不管在什麼樣子的考量上,在生物安全[2]考量上,回到基本的戶外攤商有機和環境互動的這種模式,在政府現代化介入前的社區有機菜市場想像,而非參照全球化的時髦都市想像,這個在地早市的彈性脈絡,菜攤用小攤車在上午出現在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空氣流通,有良善規劃設計的戶外市場,下午晚上攤商就清乾淨的菜市場模式,在生物安全上,事實上是比較安全的。在這(空間)部分的想像上面,整個大型室內市場的設計,就錯了。

舒楣:
台北市大部分市場改建,都是疫情前思考。也不只台灣,如日本築地批發魚市場已經搬遷到豐洲,把市場看待成是需要現代化的產業,透過技術和設備來提升運轉處理的規模和速率,形成超大園區建築,其實這新環南市場建築也是這樣,很像是工業園區建築。那個想像是透過空調設備、勤換濾網來整體控制換氣環境,可是這全都是疫情前的思考,沒去想到這場疫情來襲迫使我們要去回頭看淘汰掉的半戶外、沒法界定邊界的露天市場,其實有潛力。[3]

麗玉:
菜市場為什麼要全空調?因為室內環境的熱與濕,但這些不舒適主要影響了誰?回到前面講的,攤商什麼環境都能夠做生意,如果這會構成他的市場競爭力,他就會去想辦法…剛才舒楣講的也對,疫情後這些都應該會重新檢討,或許開始會找回空間使用者的主體性,開始有一點點移位…這就為什麼我覺得討論零售攤商的行為模式時,攤商不只是攤、不只是商,要看見人。這場疫情給我最深刻的感覺就是人的問題,沒有人可以逃得過,都應該被考慮。

菜市場相關連的城市街道生活

舒楣:
如何走入双連市集之抗爭,以及從自身專業來看待此事件的發展?

麗玉:
倒不是因為我多麽地熱愛這個菜市場,部分動機是因為我在這邊居住生活了幾十年,自然且熟悉的留意市場動態。從空間專業來看双連市集的事件,我更關心的是街道生活。曾經我在美國念書想家時,會找街道散步,卻不太感受得到像台灣的街道生活。

在台灣,有歷史的城市,例如:台北,街道生活就一直被討論,街道空間可以表現出一個非正式的小型經濟很活絡的地方,市民都在街道生活,而雙連綠地與双連市集的結合剛好讓我覺得可以從這方面討論空間專業的行動位置。不管是從環境必須要有民眾參與,規劃者做設計時不要把公園做得像一個百貨公司的封閉型設計,就是不管左鄰右舍是什麼,都以我為中心,停留在百年前的設計思維。

而双連市集這種露天市集之所以經典,就是市集位在既成巷道(今日都市交通系統用詞),雙連綠地則是在都市地下公共運輸系統上方的公共空間,它是交通設施用地,也不算是正式的公園用地。双連市集還鄰接著巷弄狹小的鄰里空間。此外,這裡還有騎樓,騎樓很重要的行人空間,連接馬偕醫院跟捷運站。因此,我更感興趣討論城市的街道生活。

這段疫情期間,我發現在台北最愉快的街道生活居然是可以走到巷口或公園再走回來,有這5分鐘、10分鐘就會覺得這一天放鬆片刻,即使是戴著口罩。所以人們說要出門遛狗、遛小孩,其實是遛自己的心情。可以包容各種年齡層、各種社會階級的街道生活,是讓每個人能夠生活下去的一種城市空間特徵。然而,在嶄新的、流行的、國際時尚的都市設計與建築設計,比較不容易看見這種自然而然的街道生活。街道生活的空間具有很強烈的民眾參與環境的特質,具有公共性,甚至具有市場商機,它不是一次計畫性的工程介入就能成立,可謂是高難度的環境設計。

菜市場之所在: 生物安全交織社會生活的潮濕政治

一誼:
2019年,我一邊在改寫博士論文為書稿,一邊開始對台灣菜市場有興趣。但是在該年底,新冠肺炎就爆發了,隨著第一個群聚案例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出現,有關亞洲菜市場這種社會生活形式在生物安全的問題,開始變成一個巨大的全球議題。在菜市場污名化和問題化的趨勢下,2020年開始,我開始意識到必須從台灣菜市場出發,來探討菜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生活形式,是怎麼牽涉到人和物,人和環境,人和跨境的物質流動間,種種的生物安全議題。特別是菜市場作為「潮濕勞動」和「潮濕政治」的交會處,潮濕怎麼被賦予價值,在地價值的歷史脈絡又怎麼和全球性的疫情政治產生摩擦。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開始比較認真的在景美和双連市場展開初步的田野工作。2020年6、7月間,双連市集部分的攤商一度面臨到迫遷的危機,我也就從自治會在大同區公所成立的那一天起,開始加入了支援攤商抗爭。自治會成立當天對我有大的激勵,一方面是這些擺攤一天才有一天收入,不穩定生計的攤商,可以組織起來;另一方面是攤商自治會長和幹部大多都是女性。

双連市集的幾個好朋友,像是自治會會長和幾位幹部,都夾在市集和市政府周旋,以及自己的私人生活當中。一邊要應付市政府層出不窮的官僚程序,不清楚的規則,有一搭沒一搭的稽查,還要同時面對私人生活裡一直出現的「你到底是去市場賣東西,還是來抗爭來玩的」這種質疑,有時候也會對自己感到質疑。市場裡的談話都牽涉到很多私人的生命狀態,也因此常常在思考這個事情可不可以寫,要怎麼寫,寫了之後會有什麼效應,等等的思考。

這個隨著迫遷抗爭而一直滾動的菜市場田野,對我來說,也是同樣的一直面對著公私領域拉扯的狀態;於公,我對於提供我研究經費的機構要有交代,但同時我又不想站在一個市場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在知識生產的形式上,就必須尋找許多新的可能性。幸好,當代人類學也開始對於過去經典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出現了蠻多新的討論。

最近美國Cultural Anthropology 期刊有一個新的Patchwork Ethnography[4]的討論,從女性主義人類學的脈絡裡,重新思考當代民族誌知識生產的各種眉角;並不是每一個田野工作都能夠像經典裡描述的,持續待上一年,中間不間斷,而事實上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馬林諾斯基,當初也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被迫被困在田野地Trobriand island,超過他所預想的時間。經典人類學當中那種白人男性隻身前往蠻荒之地的英雄式田野,也不適用於當代日趨「女性化feminization」的人類學領域。

當代對於參與式人類學(engaged anthropology)的新方法論,不再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主客位置分離,而是以合作的形式,去取代那種研究者/資助單位,相對於被研究的知識權力高度。這些反思和討論,似乎必較能從田野生產的知識架構和方法論,去打開更多的可能性。 在雙連社區這裡,我現在有一群從2020年開始,就跟著市場攤商,還有社區大圳,綠地保留一起行動的朋友,正在進行一個共同寫作的計畫,也是一種田野與社區合作的實驗吧。

書瑋、舒楣:
非常謝謝兩位真摯分享,可惜時間有限,期待未來共同寫作計畫會終有新書出版,希望市集和鄰里都順利平安。

[1] 有關Covid-19空氣傳染的科學討論,見此論文:https://www.journalofhospitalinfection.com/article/S0195-6701(21)00007-4/fulltext; 中文世界在這個議題上的公眾討論,可見此連結:https://heho.com.tw/archives/171215?fbclid=IwAR0D8dmzKpRj1GVozyWPcbYsaZgxkCts13pf4RuKMS5XHKcov8NtSwHCIK0#.YJ9xCPDLt4k.lineme.
[2] 「生物安全bio-security」這個概念,指的是對有感染性病原體的檢疫和管制。這包括對相關傳染媒介和病原體,其生物性的理解; 也涉及對此生物體和整體環境的關係,才能通盤的採取傳染相關的預防措施。
[3] 「傳統市場一定是防疫破口嗎?是否能成為疫中的理想購物空間?」https://eyesonplace.net/2021/07/28/17639/
[4] https://www.patchworkethnography.com/

封面圖片來源:張沛齊拍攝於2021.4.30


感興趣街道生活、不適應被職銜定義自己的建築工作,視建築為可能性的空間,不拘泥於形式,可讀可寫可談可玩可畫可建造可修補,更可大隱於市,融入庶民日常,在人的心裡做建築。2020年意外與疫情同步出了一本以《末年》為名的書,應該會再接再厲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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