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于欣可
撰稿｜鄭伃倢

(本次講座由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主辦，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策劃的「KEELUNG a city in full swing 友善治理與都市更新創意操作 週五講堂」第五場)

理想的城市居住狀態，有無普世共通的解答？這個問題，有無數名留青史的建築師、都市研究者們曾試圖回答：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萊特的無垠城市、柯比意的光輝城市，這些大師的想像與願景，於上個世紀在世界各地試圖落實。然而，這些答案幾乎都帶來了失望的結果，有的成為令人詬病的治安死角，有的不到二十年便拆除精光。二十世紀建築師的藍圖看似理想，卻仍逃不過紙上談兵的窘況，普世解答的追求遇到了瓶頸，促使我們在這世紀必須尋求新的答案。又或許說，問一個新的問題：「如何找到可因應現代都市問題，並屬於在地的空間治理模式？」于欣可在「基隆都市再生議題國際交流講座」的最末場，以「居住與人本都市更新」為題，呈現從戰後至今多個都市更新案例，並促使我們思考，同樣是港都的基隆，該如何給出屬於自己的答案。

依水而生，並曾以港口發展為主要產業類型的阿姆斯特丹，在戰後面臨產業外移，老舊港區、工業區衰敗的情況。隨著人力碼頭被集裝箱、貨櫃碼頭所取代，留下的閒置基地，未來該怎麼持續使用呢？

昔日以裝卸貨為主要功能，東邊港區的爪哇島上，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決定以居住為核心，展開都市更新計畫。為消化大量的城市新人口，阿姆斯特丹計畫在當地設置高達35%的社會住宅，在配置前進行了住宅研究、進行家庭組成調查，並採用混居的方式，將出售住宅與社會住宅、不同家庭組成型態平均分配，以降低社會隔離的風險，增加社區的多元性。

在住屋與街區設計上，設計團隊則希望能呈現阿姆斯特丹的特色，除了降低樓地板使路面更靠近水之外，也在狹長的島上進行區域的分割，縮小街廓，在各個區域間加上具有阿姆斯特丹特色的橋與運河，讓城市的地方感能夠凸顯，不因為住在島上而產生區隔與斷裂感。另外，設置大量的綠地以及人行道、腳踏車道，也增加了區域持續的流動感與活力。 談論爪哇島的個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不僅止於設計層次的細節，更將所有的規劃重點環繞在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間，讓我們重新去思考「都市更新」究竟是為了商業開發，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回到以居住為中心的思考，答案顯得簡單卻扎實。

1984年，荷蘭的國營造船廠NDSM宣布破產。因著佔屋運動*的浪潮，擁有反政府主義特質且處處挑戰體制的藝術家、建築師開始湧入，市民與藝術家攜手在這打造自發性市集、水上劇場、藝術祭等活動。漸漸地，這個地方開始被視為次文化、實驗性藝術的聖地。所幸阿姆斯特丹的都市擴張，很有默契地繞過這塊土地，使它一直保有相似的樣貌。在經過二十年後，市府為了因應新經濟、創意產業發展的趨勢，開始有了「收編」的想法，並著手與藝術家進行協商。

如果你以為這又是一場迫遷與強拆的歷史重演，那你可能錯了。這場大型協商中的代表人物Eva De Klerk不只拿了政府的錢，將倉庫以藝術家們想要的原生、雜亂與有機的方式進行改建，還成了NDSM計畫中的主要管理者，繼續在這個基地上耕耘，在與政府的合作中找到了彼此的平衡。Eva De Klerk 的「反骨」基因仍在，「用反抗來合作、用合作來反抗」是她的精神，她提出自造城市（Make your city）的想法，強調「城市不是消費的，而是生產的」的思維，在這樣充滿反抗精神的前提下，強調擴大群體與面向群眾對話的重要性。「擴大自組織以及溝通對話才是自組織可以持續下去的一條路，其中人和居民是關鍵，沒有人被排除，沒有土地被排除，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有用途」她說。

在藝術家、自造者方展現開放、邀請各方加入社群的同時，得以彰顯的是市政府容許實驗與失敗的精神，在想像中往往處於上位者的政府，成了多方合作的其中一角，為NDSM地區帶來了新活力。政府也在這塊土地上開始了自己的實驗，在船廠周邊蓋起學生宿舍，從旁觀察學生與藝術家共生的情況，還有為了社區門面打造高樓層的社會住宅，以及為了吸引人流而進行補貼的免費GVB渡船。在一塊原本就累積了強烈地方感的土地，市政府成了加法，在不斷的實驗與測試中，找到城市的更多可能性。

現在看來有無數成功案例的阿姆斯特丹，其實並非一直都是這樣的模範生，激烈抗爭的「新市場之亂」與開發失敗的「庇基莫爾(Bijlmermeer)」經驗，見證的是荷蘭從錯誤中學習與成長的歷程。

為了容納都市人口增加帶來的車流與人流，阿姆斯特丹曾試圖「剷平」原有的地上建物，開挖地下鐵與擴建多線道的大馬路，然而此計畫在拆到新市場前的區域時，卻遭到了市民起身抗議與阻撓。市民以「為城市權奮鬥」為號召，強烈地希望能夠保留原有居地並拒絕搬離。這場抗爭引發眾多的關注，影響了市政府的決定，最後予以保留現在阿姆斯特丹的舊城區，原居民不必搬遷，之前拆除後再建造的建物，也以社會住宅的形式延續至今。居民的堅持與抗爭以及市政府最後的讓步，阿姆斯特丹從16世紀以來以運河為核心的都市紋理才得以保持原貌，在201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當中，永久地保存下去。

在同一個背景下，阿姆斯特丹郊區化與對田園城市的想像正在劇烈地改變城市的住屋形式與規劃，吸引中產階級移居的大型都市計畫在各地大肆展開，迎來的卻是空屋率高地離譜、大量空屋成為高犯罪率溫床的慘況，庇基莫爾（Bijlmermeer）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

這個案例位處阿姆斯特丹東邊的庇基莫爾（Bijlmermeer，在1966年開始興建，為占地阿姆斯特丹19%，高達13,000戶的超大型集合住宅，這個計劃案以實現柯比意的光輝城市作為目標，在設計上實現居住、工作與休息，人與車分離的理性規劃，大量的綠地與整齊的房屋，甚至讓阿姆斯特丹拿到了柯比意基金會頒來的獎牌。然而事實是，在1983年庇基莫爾地區的空屋率來到15%，隔兩年甚至來到了25%。一夕之間，庇基莫爾從令人驕傲的光輝城市，變成令人聞之喪膽的犯罪死角，連當地的居民也被汙名化，造成了都市中更多的社會對立與衝突。

阿姆斯特丹政府試圖解決這些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從80年代的都市更新、90年代的交通、基礎設施改造，再到2000年初的混居－混合使用的更新計畫，讓庇基莫爾漸漸甩開汙名化的陰霾，也因為在地空屋的更新與改造，在2017年拿到了歐洲最重要的建築獎之一「密斯凡德羅獎」，這也是這個獎項從創立以來第一次頒給住宅改建案。這個獎項對庇基莫爾而言，不只是花了30年才翻轉錯誤規劃的印記，也象徵著都市更新在建築與規劃界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成就城市的終究是制度，而不只是一棟棟美麗的建築。

阿姆斯特丹在住宅與都市更新上有長久的傳統與累積，從1901年成立住宅法以來，便成立了住宅協會。住宅協會是財務獨立的土地開發者，卻不以發放股利為目標，也接受著政府的補貼，是一種特殊的住宅法人形式。它不僅是規劃者、開發商，也是產權的擁有者與經營者，這使得住宅協會在都市更新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反過來說，也讓阿姆斯特丹的都市更新以住宅為核心來推動。在1975的新市場之亂之後，阿姆斯特丹更確立了以社會住宅為更新主體的制度，也正式化居民參與及協商機制，庇基莫爾的經驗則提示了混居、混合使用的重要性：私人住宅與社會住宅、不同社會階層與群體的混居，使社宅成為阿姆斯特丹的日常，在居民心中幾乎沒有社宅就是給窮人住的觀念。

阿姆斯特丹前進的腳步並沒有停止，近幾年co-housing的興起，是市政府對多元家庭形式的回應，難民與學生同住的實驗性住宅，則是這個城市展現包容與社會友善的誠意。這些計畫到現階段都還稱不上是成功或失敗，只是這座城市的另一場實驗，從中不斷地評估、調整，試圖找到城市的最佳解。在2050年前，阿姆斯特丹為了因應歐盟現今更加頻繁流動而停留的人口，計畫興建100萬戶的房子，私人建案也被規定40%的戶數需要挪用作為社會住宅。阿姆斯特丹的更新，在社會不斷的變化中去找尋及創造新的解方，不斷變革的制度，靠實驗與試錯來完成

現今的阿姆斯特丹是一個社會住宅比例近50%的都市，講者于欣可不斷強調，這是將近120年不斷實驗與試錯，經過扎實住宅研究與無數失敗經驗所換來的成果。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借鏡他國的經驗，而是在自己的社會情境下，問出屬於自己的問題，用自己的方法論與實驗精神，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在這當中，政府的政策、計畫固然重要，但如何管理與修正這樣的制度，卻是全民的義務與責任。「從觀念改變到落地實踐，真的要花非常長的時間，不過從荷蘭的案例來看，三十年其實夠了，但如果我們裹足不前，只抱持著別人可以，我們因為國情不同而做不到的心態繼續下去，那台灣三百年也不夠。」于欣可說。

「更新，是為了更好的城市居住」，若我們以台灣的都市更新作為反思，居住是否真正是現今都市更新的核心？談論公共利益、公共價值的都市更新，究竟有沒有制度的支撐，而能被創造出來？從講座中的案例，能提供的或許不是亮麗的成果與典範，而是讓我們思考這些背後的社會系統，如何支持與成就都市的改變。在疫情當下，以距離為比喻，我們更應該去思索「對抗」和「合作」的距離、「對話」和「規劃」的距離、「實驗」與「檢驗」的距離、「社群」與「社會」的距離，這些距離在台灣、基隆該如何被納入思考與安排，是此系列國際交流講座最核心的精神。

*註：二戰嬰兒潮歐洲後房屋大量短缺，投資客不願將房屋出租，反而趁機哄抬房價，造成社會大量的反對聲浪與抗爭，在這樣的情境下，佔屋成為抗爭與取得住屋空間的手段。而荷蘭因著特殊的情境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有很長一段時間，佔屋都以不同的形式合法，因此有佔屋者的族群存在，甚至在1960年代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地精黨（Kabouter成立，並曾在議會拿下多個席次。佔屋直到2010年才修改為違反刑法，至今只剩零星的佔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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