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底城事

eyes on place



景觀史沒教的歐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不切實際的文青?階級品味的締造者?

文:T.H. Cheng

我相信,藉由美化我們的家園,可以提升土地的價值,並增加勞工的利益,物質上的改進有助於整體社會道德與智力的提升,引領我們認識大自然的語言,並理解造物主的豐美賜與…

–1849年底,歐姆斯德寫給紐約史坦頓島居民的一份聲明稿

黑人是一群低下的人,低下不僅僅關乎地位,更因為個性腐化,短命,沒有健全的野心,不受道德操守影響,全然不顧自身職責。[1]

–1853年三月,寫於紐約日報

窮人需從紳士那裏習得精緻的品味與高尚的道德。[2]

–1854年,寫給友人Charles Brace的信件

歐姆斯德的大名對景觀系學子都不陌生。從前上景觀史,我們知道他是紐約中央公園的首席設計師,是美國地景建築專業的奠基人,更是一位眼光遠大的社會改革者。他和後輩創立的公司The Olmsted Firms經手數千件規劃設計案,對今日美國地景有深遠的影響。

本月適逢歐姆斯德兩百歲誕辰。近期,一個名為Olmsted200的網站登出一系列專文,宣揚他對環境保育、社會正義所作出的貢獻。認為他早年堅持廢奴,投入公共衛生、主張「公園」作為全民共享的場所(Parks for All people)…等宏大理念,今日都被證明是獨具慧眼,尤其當氣候變遷、疫情,種族平權等議題再度浮上台面之際。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檢視歐姆斯德的言行,不難發現,在許多看似遠大的理念背後,其動機頗值得探究。他對公園的態度,實則反映出個人成長、審美價值…乃至十九世紀美國一連串社會變遷、階級分化之間的深層衝突。本文從四個面向切入,描述歐姆斯德較不為人知的一面,盼能加深讀者對這位「美國地景建築之父」的了解。

1857年的歐姆斯德,時任中央公園監工(superintendent)一職 (圖片來源:National Park Servi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不切實際的文藝青年

1822年4月,歐姆斯德出生在康乃迪克州哈特福(Hartford)一個小康家庭。早年他展現對戶外活動的熱愛,安靜讀大量的書,接觸到英國風景美學理論,被視為影響他設計風格的重要啟蒙。當時正是歷史家布許曼(Claudia L. Bushman)筆下的「美國精緻時期」(The Refinement of America):上流社會優渥的品味往中產階級擴散,文人雅士愛好藏書,各種讀書會、俱樂部等沙龍場合一一成立,歐姆斯德得以有個充滿文藝氣息的年少時代。

儘管熱愛閱讀,他的學習過程卻反覆不定。他沒有接受太多正規教育,嘗試過土地測繪、農業技術等課程後,毅然決定體驗一下航海。21歲那年歐姆斯德隨著商船前往中國廣東,擔任新手船員。想當然,這位養尊處優的公子在海上的生活不太愉快,尤其不善和其他船員相處。「跟我們相比,他們是一群令人不滿、行動粗魯、言語鄙俗之輩,你們一定無法想像」[3]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提到。工作以外時間,也盡量只和船長、幹部待在一起。

返鄉後,他的生活依然漫不經心,生性浪漫、待人和善,也和幾個女性有過短暫戀情(多半是鄰居、遠房親戚)。當時的新英格蘭正處於美國第二波宗教大覺醒運動的中心。然而,他對當時狂熱的振奮派 (Revivalism)教義心生排斥,曾對友人說自己不會參加任何宗教活動。這種懷疑論態度,多少帶點自命不凡的況味。

另一方面,他受到英國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影響,認為人與神性的心靈交流,與隨之而來的救贖,必須從每天的辛勞工作中獲取,而非教條式的行禮如儀。這種精神和新英格蘭一帶的超驗主義著如艾默生、梭羅等不謀而合。他開始嘗試耕作種地。

靠著種地,歐姆斯德逐步拓展人脈,建立緊密狹小的人際網路。25歲在紐約史坦頓島海濱的農場,他結識了鐵路大亨之子范德堡(William Vanderbilt)、出版商普特南(George Putnam)等社會名流。這兩人往後也扮演伯樂的角色,前者將家族墓園交由他打理,並邀其操刀位於阿什維爾(Ashvile, NC)的豪宅庭院; 後者則資助他出版了「一個美國農夫在英格蘭的見聞」(Walks and Talks of an American Farmer in England),逐漸在社會打響了知名度。

歐姆斯德於1888年起參與范德堡(George Washington Vanderbilt II)家族豪宅Biltmore Estate庭園設計。(圖片來源: National Park Servi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National Historic Site)

捍衛道德的紳士農民

美國自建國以來,就持續在農業文明與商業文明之間進行一連串辯證。前者可以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為代表,他主張以農立國,善用美國地大物博的優勢,小型地主、獨立農民則是美國人民最珍貴的資產。傑佛遜堅定反對城市工商製造業的發展,認為商人無祖國,短視近利,將之視為墮落貪汙的來源。

年輕時的歐姆斯德,某方面令人聯想到這位第三任美國總統: 在測量與農業學科之間穿梭,以「自耕農」(Yeoman)自居,同樣沒有受過太多學院教育,以學徒制起家,採用最新農作方法栽培,並從中獲利。然而,與傑佛遜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

1852年底歐姆斯德受紐約日報派往南方時,為眼前景象感到震驚: 社會階級分明,土地資源幾乎被私人農場、莊園主所把持,這些人約占全國人口1%,卻累積了90%以上的財富。市鎮廣場等公共空間破舊不堪。沒蓄奴的窮白人、佔居者(squatters)同樣過著條件極差的悲慘生活。

身為自由之土黨(Free Soil Party)的成員,歐姆斯德反對奴隸制往美國西南延伸,認為這不僅威脅本地白人勞工的就業,更壟斷土地經濟,虛耗生產力,使得良田成為廢土。他觀察到,南方種植園主僱用黑奴的經濟產出,比北方自由州付錢請勞工還要來的低下,社會發展百害無一利。他不僅說黑奴「懶散、裝病、工作漫不經心則是常態」[4],同樣也說南方窮白人「不求上進」[5]。種種不情願的工作態度,導致南方社會瀰漫著一股道德低下的氛圍。

傑佛遜認為,社會階級是地形的產物,土地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決定了社會階級。[6]生產者當然不是指奴隸或佃農,而是地主與自耕農。歐姆斯德雖然反對蓄奴,但對於土地勞動帶來的價值觀,卻也受到傑佛遜的影響。在「棉花王國」(The Cotton Kingdom)一書中,處處可見他對此大肆撻伐。「據說南方永遠無法臣服於我們,這樣不只對美國共和前景是個失敗,對我們英式傳統的正義、律法及自由風氣都是個失敗。」[7]

因此,驅使歐姆斯德反對蓄奴的動機,與其說是對底層弱勢的關懷,不如說是為了土地使用效率的追求,以及社會敗壞所產生的不滿。1853年當他以「自耕農」為筆名發表文章時,不難看出背後隱含的英式殖民思維: 崇尚獨立、自給自足、將耕地勞動視為美德,突顯了身為一名北方鄉紳的優越感。

歐姆斯德出版的蓄奴州觀察筆記 圖左: https://docsouth.unc.edu/nc/olmsted/olmsted.html 圖右: Amazon.com

遊走派系的大藝術家

1854年,同樣基於反對南方蓄奴、財閥壟斷等政治訴求,一小撮北方的資本家成立了共和黨。早年道寧(A.J. Dowing)、布萊恩(William C. Bryant)等社會賢達主張在紐約打造一個大型公園,頗符合他們心目中多元的政治藍圖。1857年,這個計劃即將實現,市政府已在曼哈頓取得約800英畝的土地,然而當時由民主黨執政。雙方人馬爭奪公園的主導權,後來演變成地方與中央的派系戰爭,最終由州政府指派的委員會勝出,成員過半數是共和黨人。

同年,委員之一的艾略特(Charles W. Elliot)主動找上歐姆斯德,詢問他是否有意願擔任中央公園的監工(Superintendent),在總工程師韋利(Egbert Viele)手下工作,負責管理勞工、強化政令等。韋利上校是民主黨市長的人馬,打過美墨戰爭,據說是個老頑固,難以相處。有鑑於此,委員會想找一位具共和黨背景,卻無實質權力的人來任職,以沖淡黨政利益的鬥爭色彩。歐姆斯德自由之土及輝格黨(Whig Party)的經歷,以及更重要的,他那看似不切實際(unpractical)的個人特質,順理成章成為最佳人選。[8]

韋利早在前一年已完成全套地形測繪,並提出一套設計方案: 同樣本著提供新鮮空氣、造福市民的初衷,運動場、植物園、音樂廳等設施一應俱全,道路順應既有地形,也有寬闊的綠地。然而,這方案卻在一番政治角力下出局了。其中的「功臣」不是別人,正是歐姆斯德的搭檔,來自倫敦的建築師弗克斯(Calvert Vaux)。他認為韋利的設計「務實而乏味,缺乏焦點、風景如畫的體驗,每一區看起來都相似,路寬也一樣」[9]。更重要的,園內四條主幹路與周邊街區的交通結合,如此一來,等於將市井喧囂直接帶入公園。

中央公園1856年韋利的提案(來源:Norman B. Leventhal Map & Education Center at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與1868年Greensward Plan定稿方案(來源:wiki)

1857年八月委員會重新宣布競圖,雖說是公開競圖,然而本身也是茶壺裡的風暴,充滿著黨派之爭、利益結盟與七嘴八舌的個人意見。評選團全由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原本邀請的國外專家如英國的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法國的阿爾豐(Adolphe Alphand)都沒出席,三十三件參賽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圈內人士(當然也包含了歐姆斯德),韋利打死不退,再度參戰。國外參賽者只有兩組,女性參賽者更只有一組,且沒獲得任何票數。

投票過程演變為兩種風格陣營之爭: 民主黨偏好歐陸式的規整風格,尤其是人工幾何、精心雕琢的拱廊、噴泉、林蔭大道等,而共和黨則偏好英式自然浪漫的田園風景[10]。經過九輪投票,最後入選四件作品。雖然採用匿名制,然而評審委員都心知肚明—全都是自己手下的人馬,他們早就看過先前韋利的方案,對基地瞭若指掌。最終,六位共和黨員,以及一位民主黨員葛林(Andrew Green)都投給了晚一天才交件、編號33的「綠地計畫」(Greensward Plan)。

然而,這位投票給歐姆斯德,也曾是好友兼座上賓的葛林,後來當上了中央公園的財務長。立場轉變後,兩人逐漸心生嫌隙,導火線則是預算超支。聽來熟悉,中央公園原本編列預算是150萬美元,一年後變更設計來到200萬,以加速工期及應付龐大的勞力開支。事實上,美國未曾有過如此大型的公園施工經驗,預算超支不足為奇。歐姆斯德為了堅持他高尚雅致的風景理念,對金錢大而化之。然而葛林大權在握,負責審查刪減預算。自覺受到百般刁難後,歐姆斯德拂袖而去,離開了中央公園的職務。

1862年一張著名合照上,可窺見歐姆斯德(右一)與葛林(左一)兩人之間的心結,右三為弗克斯。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eam_that_Created_NY_Central_Park.jpg)

嚴以待人的公園管家

歐姆斯德最為人稱道的手法,就是以英式風景美學為基礎,結合植栽、地形、水體等設計元素,創造一系列多層次、引人入勝的遊園體驗(有點諷刺的是,為了達成「自然」效果,往往得耗費大量人工,來隱藏人工的痕跡)。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道德觀,藉由一望無際、田園牧歌式的風貌,喚醒人們古老的鄉愁,也是共和黨心心念念的偉大遠景。中央公園也成為弗克斯口中「共和黨的大藝術品」(the big artwork of the Republic)[11],然而在風景如畫的背後,其實是一場大眾平民與少數菁英之間的品味對決。

回顧美國公園的發展,一直都與社會階層緊密相連。十九世紀中的大移民潮,導致平民百姓與上流社會之間的生活風格產生了差異,連帶造成對公園的不同理解。簡言之,對後者而言,公園是追求精緻生活,並公開展示自身品味的場所。這種現象在新英格蘭一帶尤其明顯,全美最古老的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曾被地理學家Mona Domosh形容為畢肯崗 (Beacon Hill) 菁英的前院。

類似的景況也發生在紐約。「紐約論壇報」的格里利(Horace Greeley)等意見領袖主張,公園應具有導正社會風氣的職責。充滿品味,高尚的公園景觀,本身就有一種由上而下的教化功能,可提升整體公民素養。都會中的女性則希望公園可以提供一個逃離瑣碎家務的社交場所,以及避開街頭無所事事的男性目光[12],更主張設計者更應考量有閒階級的活動需求,例如坐馬車、漫步、賞景、甚至「撐洋傘沉思」等[13]

一張由Olmsted公司製作的明信片,請注意圖中人們的穿著打扮
(圖片來源: National Park Servi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National Historic Site)

然而,對曼哈頓大量湧入的移民、勞工階級而言,公園主要的功能僅僅在於簡單的娛樂。愛爾蘭新聞(Irish News)主張,公園應有助於工人恢復疲勞,提供野餐、遊戲、溜冰等場地,而不僅僅是裝飾的漂漂亮亮,供上流社會路過而已。想當然,這難免也衍生一系列紳士淑女眼中不那麼「文明」的行為,如飲酒、賭博、聚眾滋事等。

在一開始設計中央公園時,歐姆斯德便將這類規範納入考量。他始終以監工的身分自居[14],既然公園對所有人免費開放,勢必得顧慮潛在「危險、不文明」的使用者。為了不破壞公園該有的精緻樣貌,他特別組織了保全警衛來監督運作,要求入園者服裝正式,並展現「符合自身禮儀」的舉動,「遊客及工人」特別注意,不得採摘花果等等。換句話說,藉由公權力的強制執行,才能實現「全民共享」的目的。

歐姆斯德的多重身分

作為一名北方洋基佬,歐姆斯德繼承了清教徒的道德觀與熱心公益的精神。然而,從文章開頭他對黑奴的描述,不難發現,他對底層的關懷是可疑的,字裡行間,充滿了知識份子特有的疏離與傲慢。儘管有史學家為他開脫,說這番話主要是針對奴隸制度所提出的血淚控訴[16],然而以今日眼光看來,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種族歧視的標籤。

歐姆斯德曾不只一次自詡為藝術家。他一再強調中央公園的藝術性,認為它肩負了向窮人展示道德美感的使命,然而,這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難免忽略了平民大眾的需求: 他們未必在意深奧的美學理論,反而喜愛新奇有趣、充滿異國風情的事物。別忘了,當時的曼哈頓才剛要成為全美流行貿易中心。

換句話說,他生涯的主軸雖然是追求公共性」,然而這「公共性」卻是由少數白人男性菁英來定義的,透過由上而下的治理來達成的,與今日習以為常的民眾參與相去甚遠。另一方面,在表現手法上,似乎也不無專斷獨行的意味。中央公園在他主導之下[17],追求風格純淨、統一的同時,是否也將屬於市井享樂的、商業色彩的、甚至大雜燴的流行折衷樣式(popular eclecticism),給一併抖落?

我們無須追究歐姆斯德本來的心跡,對一位身分多重、情懷濃厚的藝術家而言,這些善惡混雜、高低共處的心理狀態,本都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他誕生兩百年後的今天,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平權信念日益高漲。重新回顧他的生涯切片,我們得以從另一角度,揭露看似民主的外衣下,所隱含的菁英視角及階級品味,進而對這位美國景觀史上舉足輕重的巨人,有更通盤的認識。

而這些,也算是學校沒教的事吧!

(本文感謝蘇孟宗老師提供參考資料)


[1]原文為” The negroes are a degraded people, degraded not merely by position, but actually immoral, low-lived; without healthy ambition, but little influenced by high moral considerations, and in regards to labor not at all affected by regard for duty.”

[2]原文為” The poor need an education to the refinement and tastes and the mental & moral capital of gentlemen.”

[3] 見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原文為“ But a more discontented, grumbling, growling set of mortals than our men are, you can not imagine. ”

[4]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 :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119頁

[5]不求上進(Shiftless),見「白垃圾:美國四百年來被隱藏的階級真相」一書第九章註解。

[6]同上,見書中第四章:「傑佛遜的垃圾:奇異的階級地形學」

[7]出自「棉花王國」一書,原文為“ It is said that the South can never be subjugated,… It must be, or not only our American republic is a failure, but our English justice and our English laws and our English freedom are failures.”

[8] OLMSTED, FREDERICK LAW. “THE BEGINNING OF CENTRAL PARK: A FRAGMENT OF AUTOBIOGRAPH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ol. 2, no. 4, 1912, pp. 149–62,

[9]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第100-102頁

[10]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 :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164頁

[11] 引用自Ethan Carr的對談: Conversations with Olmsted: Civil War, Abolition and the National Park Idea.

[12]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第27頁

[13] Landscape and Class, Public Parks as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14]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第141頁

[15] 原文為“ I want to make myself useful to the world… to help advance the condition of Society… as well as other things too numerous to mention.”

[16]歐姆斯德傳記作者Witold Rybczynski及Laura Roper皆曾提出類似看法,認為奴隸主對待奴隸不人道的方式,才是罪魁禍首

[17] 委員會給歐姆斯德的頭銜是「首席建築師」(Architect in Chief), 而實際上負責建物設計的弗克斯卻只是助理。

參考資料:

1.              Rybczynski, W. (1999).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

2.              Rosenzweig, R., & Blackmar, E. (1998).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              Roper, L. W. (1983). FLO: 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              Birge-Liberman, P. (2011). Landscape and Class: Public Parks as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A Landscape History of New England (MIT Press).

5.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Formative Years, 1822–1852 (Volume 1)

6.              Olmsted, F. L. (2017). The cotton kingdom: A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on cotton and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lave states.

7.              劉新宇,王曉俊. 19世紀美國史視角下的奧姆斯特德及其設計思想.中國園林,2021,37(2):106-111.

8.              尋找公園(In search of the park),蘇孟宗《綠雜誌》Green Magazine. 2015年10月

9.              南西.伊森伯格. (2019). 白垃圾:美國四百年來被隱藏的階級真相. 八旗文化.

10.            https://olmsted200.org/

當過除草工人,寫過學術論文,做過地景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