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旻杰(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大疫之下,許多集居和集聚的模式、乃至公共空間及地方營造的議題不再理所當然地依循特定規劃設計取徑;社交距離隔開了慣常的空間和人際關係,我們所相信的社會和公共價值變得敏感而脆弱。就像經歷了一場災難浩劫,除了盡力讓整體社會逐步恢復元氣,更關鍵的是建立或強化各種韌性機制的可能,在下一次社會衝擊發生前準備好因應之計。
「合作住宅是面對全球性危機時,最能展現社區韌性的住宅典範,無論是疫情、金融風暴、或極端氣候皆然。」
__《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編者Michael LaFond由自身經驗清楚論述,合作是韌性的基石。
而Giorgi et al.(2021)(編按:也是合作住宅專書“The Co-Housing Phenomenon”作者之一)在疫情期間,透過問卷廣泛分析美加、紐澳、及歐陸地區合作住宅的案例,並藉其成果闡述,當合作住宅面臨公衛危機時,因成員彼此熟識且習慣日常協力互助而滋生的「安全社區」感受,是困難時期深具撫慰性的支持力量,而社區中可共享生活資源及活動的公共空間,也是維繫社區網絡的重要元素。總體而言,即使COVID加劇了鄰里間交流的阻礙,但他們慶幸疫情間能住在合作住宅,維持必要的社會往來,是「極度正向的境遇」(“extremely positive circumstance”)。
用「合作住宅」作為規劃方法
合作住宅是台灣規劃設計專業相對陌生的領域,卻是一向強調社區參與、協力、自主、及居住正義的城鄉所實習課值得嘗試的議題。更值得同時探索的,是在土地價格高不可攀、但過往留下的大量公有宿舍群及眷村,亟思從文創化及博物館化的再利用框架中另闢蹊徑之時,如何在不同空間脈絡重新引入居住及生活,調適創生消費主導的內容,合作住宅可能是這些文化資產及歷史建築群活化的另類機會。
我們(包含黃麗玲老師、邱啟新老師、和我)因此藉由城鄉所實習一的操作,以「共融合作住宅」為題,讓跨領域學生群組設定自身為共擬入住申請計畫的合作社或團隊,自行選擇課程預先匡列且經評估的合適基地,甚至可在公有宿舍群類型外自提共融合作住宅的實踐場域。經由一番辯論、爭取、遊說、協商,六組學生分別確認了基隆東信路、定國街警察宿舍群、台北大我新村、紹興社區、以及學生自提的南投中興新村、和社子島溪洲底聚落六處基地,進行了為期約九個月的田野訪調、可行性及基地分析、入住空間計畫書和行動策劃、在地工作坊、及共融合作住宅設計暨營運機制擬議。
學生設定自己在合作住宅中的角色,但又須與同學夥伴及在地夥伴共商空間計畫內容,且盡可能尊重或照顧基地內的現有住戶。以共融(inclusion)為前提的合作住宅,不只是經由民主決策、滿足團隊成員集體居住需求的意向性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更是納入居住正義和多元共生的社會計畫。
如果以E.O. Wright的《真實烏托邦》作為對照,各組提案方向並非強調意向性社群與資本城市間以激進抵抗性戰術建立壁壘邊界的「間隙式」(interstitial)社會轉型,反而更朝向修正現行法令制度、以更細膩的溝通協商趨近特定社會價值的「共生式」(symbiotic)轉型。雖經過民主化的歷程,但在缺乏合作文化土壤的台灣社會,下階段的轉型必然要在現實的基礎,採取更具韌性的實驗與實踐。這六處共融合作住宅的提案,都盡可能面對基地真實條件的挑戰,務實檢討法規框架及屋況結構,並在與其他住民及利害相關者訪談後,提出了開創性的理念和方法。
基隆警察、醫院公務宿舍:有無可能延續港都的合作住宅的血脈
例如基隆的東信路及定國街宿舍群是港都中少被關注的閒置空間,但因量體尺度都適合社區導向的合作住宅發展,加上仍有住戶散居期間,兩組學生便積極展開與基隆市府及產權管理者討論共融合作住宅的計畫。這些沒有文資身分的建物都達一定使用年限,屋況並不理想,多數已被鐵皮圍封,加上地形限制,測繪調查難度頗高。兩組學生從周邊環境研調出發,與不同利害關係者進行工作坊,並認真研擬勞動合作社組織的行動。在基隆城博會籌備過程,兩處基地各自以展覽為策略,或打開某些宿舍作為提案計畫的實體展覽空間,或建置虛擬展覽平台,啟動不同社群與合作住宅更長遠的對話。對擁有台灣當年碩果僅存之「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的基隆市而言,這些企圖結合社會與空間計畫的共融合作住宅將會是延續合作血脈的線索。
台北社子島、紹興社區自營聚落的合作住宅想像
社子島組則將合作住宅概念導入聚落再發展區的安置住宅選項,大膽提出「想走的走、想留的留」之多元選擇,作為「生態社子島」全區區段徵收以外的替代方案。採區徵之私地主離開後所整合的公有化土地,可興建尺度合宜的安置住宅或留作共享空間及農地,再與留在原聚落就地改建的住戶共構為合作社區,呼應過往聚落長久依存的鄰里關係,並以此社會韌性對抗外來的洪氾威脅或開發衝擊。紹興社區則在未來公辦都更新建的社會住宅中融入合作住宅模式,鼓勵外來的意向性社群與當時面臨迫遷、但日後可搬回家園的原住戶協力,自主合作社及管委會等自治營運組織,同時納入醫療及社福資源照護高齡和弱勢社群,以共融的「紹興生活合作宅」轉化本將流離失所的居民與台大之間的空間社會張力,成為新的共生社區想像。
國防部眷舍、省府宿舍:活化命題下的合作住宅
大我新村的區位及建築環境尺度,適合以合作住宅作為後續活化的內容,但產權及土地使用的限制、乃至目前新村內住戶的社會現狀,都有賴國防部軍備單位及台北市政府都發局的跨政府協商,並與現地的臻吉祥食物銀行、OURs、及信義社大等民間組織合作,以引入新的意向性社群與原居民共同打造韌性家園。而中興新村雖幅員遼闊、區位偏離都會核心,但作為台灣「田園城市」(Garden City)的原型,其住宅環境的高綠覆、基礎設施和生活機能的完善、及居住尺度/密度的適中(尤其幾處由標竿性現代主義建築家所設計的整建區),都是落實合作住宅的絕佳條件;而文化景觀的文資身分和土地未私有化的前提,也避免了地產開發的炒作。但中興新村凍省後的產權分屬不同政府部門,原省府宿舍居住期限終止後續住的正當性、老舊建築的保溫及修繕、及開放新住宅使用的資格設定等,都是難以迴避的課題。組員提出了ROT的機制,並以王大閎設計的整建六區為基地,與台中友善住宅合作社密集討論生活劇本、投資成本、及租期的種種考量,由節點而網絡,具體回應以合作住宅活化中興新村的規劃命題。
合作住宅或許是真正得以作為空間與社會實踐的試金石
即使在課程結束後,學生還持續運作了同屬「田園城市」脈絡的台中光復新村「合作互住好生活」工作坊,與在地的花園城市協會、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及OURs密切合作,吸引更多不同學校與背景的師生,在有限時間內密集討論、互動、操作,發展出三組幾近可行的合作住宅方案。這些城鄉所實習課本身及其外延的成果,似乎彰顯了台灣當下對合作住宅的某種期待和態勢。
對過去從未經歷合作社文化、但畢業後即將面臨殘酷「難以負擔之房租地價」的年輕世代,合作住宅或許仍是空中樓閣。或套用LaFond用以形容合作住宅的「拼貼家庭」(patchwork family)說法,學生們可能還處於「拼貼」有餘、但「家庭」未滿的階段。但當我們不斷論述韌性、永續、合作協力、共享共融、自主自治、空間活化再生、地方創生、居住/社會正義、乃至社會轉型等專業術語,合作住宅或許是真正得以作為空間與社會實踐的試金石。意向性社群多元共融的生活基礎,也將是開創另類住宅文化的契機。
參考文獻:
- Giorgi, E.; Martín López, L.; Garnica-Monroy, R.; Krstikj, A.; Cobreros, C.; Montoya, M.A.(2021). Co-housing response to social isolation of COVID-19 outbreak, with a focus on gender implications, Sustainability, https://doi.org/10.3390/su13137203
- LaFond, M (EDT) and L. Tsvetkova (EDT) (2017) 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 Jovis Verlag. (中譯:《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2021),翻譯:詹竣傑,詹品丞,林偉,台北:OURs都市改革組織)
- Wright, E.O.(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建築及規劃學院都市設計暨計劃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