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啟智；圖：wikicommons
編按：來自香港的地理學者梁啟智走遍香港254條屋邨，從不同時期空間的形成，寫到公屋代表的社會文化意義。在香港離散的進行式中，留下給家鄉的情書。
源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在二○一九年下半年爆發的抗爭浪潮，是香港社會與政治的分水嶺。回頭看，二○一九年在香港歷史的重要性不下於六七暴動（一九九七反而是無關痛癢的一年）。它打破了香港的許多政治共識，代表九七以來建制派和民主派之間鬥而不破的格局徹底終止；而隨抗爭浪潮結束，中國政府全面改寫香港政治的規則，許多過去的日常共識變得一去不復返，政治學者馬嶽稱為「自由專制的破局」。中國和周邊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關係，亦因香港帶來的震盪而改寫。
許多論者包括我自己在整場抗爭浪潮當中其實是相當迷失的，因為它的軌跡距離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十分之遠。例如抗爭者的暴力程度，和市民大眾對抗爭者暴力程度一直提升的接受程度，都完全偏離過去香港社會講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傳統。整個浪潮對「無大台抗爭」的追求，也讓很多論者以至政府本身難以掌握運動的走向。
事過境遷，回到政治脈絡的分析，一時間看起來難以理解的事情固然都有它的原因。民調顯示，市民大眾願意接受抗爭者的暴力，是因為認為警察暴力更為可怕；警察暴力可以一直維持，源於非民主體制下不能產生有效的制衡。說到底，還是要回到一國兩制的先天不足，以及近十年來中國政治本身的激化。警察暴力下前線抗爭者所面對的危險，亦很大程度上在「無大台抗爭」下為抗爭者維持團結提供契機。以上觀察，近年已有不少學者撰文分析。
我這兒想集中討論的，是這場抗爭浪潮的社區面向。和過去香港的各次大型示威活動不同，它沒有停留在維多利亞公園，沒有停留在政府總部或中環。在二○一九年的下半年，各場抗爭行動走進大街小巷，也走進了屋邨。前文提到，政治在屋邨當中雖然存在，但一直以來是潛藏的。在二○一九年，它卻被放到最前端，讓所有人都看得到。
舉個例，在二○一九年七月十四日的沙田區大遊行，隊伍和警察在沙田鄉事會路和源禾路的十字路口發生衝突。現場旁邊就是瀝源邨榮瑞樓，有抗爭者向在樓上本來在旁觀的居民求援，請求提供各種物質，例如阻擋胡椒噴霧的保鮮膜和長雨傘。居民隨即從家中尋得物資再直接從陽臺拋下去。屋邨居民從家中如此直接和公開的參與政治抗爭，上一次恐怕已是一九五○、六○年代，親中華民國的居民在屋邨廣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那段日子了。
我這次走遍全港所有屋邨之旅是在二○二○年年中開始的，距離抗爭浪潮的結束已有半年時間。有些抗爭痕跡在我到達的時候已被洗刷乾淨，例如粉嶺的暉明邨應該是整場抗爭當中最後一個有掟（扔）汽油彈的衝突現場，那是二○二○年一月因反對政府在未有諮詢附近居民之下徵用新落成公屋作疫症隔離營而起；後來政府撤回徵用安排，修復了被汽油彈焚毀的大廈大堂，並於年底重安排讓輪候公屋的市民入住，當日的火光只留在鄰里的記憶當中。
不過，行程中仍可見到大量抗爭遺留的痕跡，提醒大家屋邨曾經也是戰場前線。而在眾多抗爭痕跡當中，以各處塗鴉和連儂牆的後遺最為明顯。
回到二○一四年的占領運動，市民自發在政府總部外的一片高牆以彩色便利貼寫上各種互相支持和祝福的字句，被稱為香港連儂牆。來到二○一九年，連儂牆遍地開花，全港各區都有市民在公眾地方自設連儂牆。公共屋邨本身人口密集，又是屬公眾地方，也成為連儂牆常見地點。
在二○一九年期間，連儂牆起了兩個重要功能。首先，隨主流傳媒被親中國政權的利益收編，市民不相信媒體會把抗爭的真相公開，連儂牆便成為他們對外宣傳的途徑。雖然這場抗爭浪潮由網絡動員主導，但不少參與者都意識到網絡以外尚有要被說服的大眾，連儂牆就成為爭奪民意的手段。
連儂牆的擴散十分之快，政府一開始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後來出現親政府人士和抗爭支持者在連儂牆衝突，親政府人士在連儂牆搗亂，抗爭支持者又回來修復。之後政府愈來愈主動清理，抗爭支持者嘗試修復的空間也愈來愈少。來到我到訪各屋邨的時候，所有連儂牆都已被清理掉了。但這些清理當時還不算很徹底，例如在梨木樹邨巴士總站的連儂牆，只有靠近地面的海報被草草撕去，貼得比較高的海報在二○二○年六月的時候仍然完好無缺。
也有些清理和修復明顯經過反覆疊代，例如長宏邨巴士總站附近的塗鴉就應該經歷過最少兩次的噴繪和覆蓋。那兒的牆磚本來是淺綠色的，後來大概因為管理者要覆蓋在上面的抗爭口號，便把牆上塗上黑色；然而黑色的牆身卻引來另一系列用白色噴漆寫上的抗爭口號，於是管理者又要找來白色油漆把新的字句草草蓋上。不過最上層的覆蓋實在做得太馬虎，路過的街坊大概仍能猜得出被蓋上的是哪一句的抗爭口號。
這兒要說明一點：在二○一九年之前，塗鴉過去在香港的公屋一直是極為罕有的，外國流行的噴漆藝術在屋邨中並不存在。可能是管理者擔心破窗效應，一出現塗鴉便會立刻處理，確保屋邨的環境完全受政府的監控。只有在群情洶湧，管無可管的二○一九年，才出現短暫數個月的例外。
有時這些「抗爭文宣」更會演變成大型裝置藝術。在葵聯邨附近的一條連接山下到山上的長樓梯，有抗爭支持者在每一級的樓梯上寫上整場抗爭浪潮中的各個重要日子，從山下寫到山上，喻意香港人一起爬山。在長亨邨停車場上的一幅牆壁，本來是純白色的馬賽克磁磚，有抗爭支持者在磁磚方格上逐格填上不同顏色，拼出兩隻在香港代表抗爭的佩佩蛙。
人文地理學有地方感一說，即空間是抽象的，要有意義才會變成地方；如果一個場所是放在什麼空間都沒有分別的話，我們會稱之為沒有地方感。而我一開始就說了，香港的公屋從外面看起來都是一式一樣的，好像是政府在地圖上找到個空間，就把預先設計好的標準規畫剪貼進去。人住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道理上很難有地方感。但在二○一九年，當本來的行人通道、天橋和巴士總站變成了連儂牆，人的參與就為它們賦予了意義，本來的「非場所」（non-place）變成有故事的地方了。
連儂牆的第二個功能，是成為早期讓抗爭者可以日常互相支持的聚集地點。二○一九年的抗爭浪潮雖然以網上動員聞名，但現實上還是主要通過街頭的警民衝突呈現。連儂牆作為抗爭支持者流連的地點，讓虛擬的關係變得真實。不只一次有年輕的屋邨居民和我說以前跟同邨的居民都不認識，卻在連儂牆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孤單，邨中原來有很多人和他想法一樣，反過來加強了對這條邨的認同感。
有位樂富邨的居民告訴我，有一天晚上他本來在樂富地鐵站入口的連儂牆附近流連，剛好在網上通訊軟件中得知附近黃大仙下邨的居民和警察發生衝突，便立即邀請其他在場者一起過去支援。不少居於屋邨的年輕抗爭者和我說他們從前只把屋邨看成是晚上回去睡覺的地方，到了抗爭期間才頓然發覺要守護自己長大的家園。危難是凝聚力的激化劑，衝突往往是意義的來源。而且這認同感不排外，在抗爭期間，會有邨民不時把抗爭現場附近屋邨各座大廈的入口密碼在網上通訊群組公開，方便被警察追趕的抗爭者可以跑到屋邨大廈當中暫避。
提到警察的追趕，公共屋邨作為公共空間的地位在抗爭期間曾有相當詭異的存在。道理上，為尊重私有產權，除非在緊急情況下而且有特定的追捕目標（例如追捕劫犯），警察不可以隨意進入私人地方。這點在抗爭初期還受到警察尊重，例如私人商場的保全會和嘗試進入的警察交涉，表示商場沒有罪案發生，毋須警察到場。有次警民衝突來到西貢的翠塘花園，有居民不滿警員進入屋苑範圍制伏市民，在場警員回答：「這裡不是私人屋苑，妳住公屋的！」實情是該處十一座大樓當中有十座是資助出售房屋，只有一座是出租的。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日至四日，警察和市民在將軍澳尚德邨和廣明苑附近通宵對峙，期間警方在屋苑範圍發射四十四枚催淚彈。當晚，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被發現倒臥在尚德邨停車場二樓，懷疑從三樓墜下受傷。他被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搶救，延至十一月八日證實不治。他的死亡帶來抗爭行動的進一步激化，整個香港都被悲憤覆蓋。前文提過，將軍澳常被評為是香港城市規畫當中最沒有趣味的地方，而屋邨的立體停車場恐怕在分析上可視為最沒有地方感甚至是存在感的建築物。但從二○一九年起，這地方，很不幸，有它的故事了。
書籍資訊：
專欄作者，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關注包括香港社會與城市研究。《香港第一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