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環境資訊中心

文：魏揚、趙家緯、林韋翰（台灣氣候行動網絡） 

8月1日為今年的地球超載日，意即從今日起，我們各類生產與消費行為，都已是耗用後代資源。地球超載日此概念乃是基於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此已歷時20年的評估方法。生態足跡將人類對於農漁產品、木材與建築用地的需求，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換算成土地面積，並與地球整體的生態涵容能力（biocapacity）加以比較。而由於目前全球生態足跡相當於地球整體的生態涵容能力的1.7倍，意即每年8月份時，全球各地的資源耗用與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已超過該年地球的生態涵容能力，故便將超過生態涵容能力的日期訂為地球生態超載日。

2020年因疫情之故，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故地球超載日由近年8月初延至8 月16日。但隔年便因疫後經濟活動反彈，如二氧化碳排放量預估會回升6%，森林砍伐量較同期增加，減損生態涵容能力，故地球生態超載日又將提前至8月3日（Earth Overshoot Day, 2021）。而在2024年的超載日預估上，首先依據Carbon Monitor研究計畫即時估算，今年全球碳排放量較2023年些微減少0.05％，但在此同時，海洋碳匯能力依據2000年以來的變化趨勢，每年會下降0.6%，導致2024年與碳相關的生態足跡仍增加0.2%。由於目前碳排放量對生態足跡的貢獻達到61%，因此導致了總生態足跡增加0.5%，導致超載日仍比2023年提前一日。

但上述估算是立基於全球平均值，事實上若全球生活方式跟美國人一樣，超載日將提前至3月14日，就算全球採行被多項評比指為永續發展典範芬蘭的經濟模式，超載日仍將在4月12日時到來。

免於透支的可能性

面對50年來，超載日從12月25日一路提前至8月1日，全球足跡網絡亦提出可延遲超載日（#MoveTheDate）的措施。最具影響力的作為則是碳定價，若可推動全球碳定價達到每噸100美元，可顯著削減排碳量，因此可延緩超載日天數高達63天。其次乃是提升女性的生殖健康及權利（reproductive health），藉由導入家庭計劃，讓家庭生育率由2.3人降至1.8人，且生育年齡延緩2年，則可將2050年全球人口數由預估的97億人降至77億人，可延緩超載日天數高達49天。影響力第三高的措施，則是推動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若全球可仿效歐盟綠色政綱，大舉提升氣候相關公共投資，並將生態保育納入經濟發展規劃，如同歐盟達到2030年碳排放量減少55%的效果，則可延緩超載日天數高達42天。全球足跡網絡亦於今年4月1日，荷蘭超載日時，提出若可於2030年前落實減碳目標、全面性零排放運輸、減少50%肉食量、半數物質消費量全面循環化以及減少一半的食物浪費，則可讓超載日延遲兩個月。

高喊綠色成長，更要直面台灣超載事實

依據已故的中經院李永展研究員2021年所發表的期刊論文估算，2018年時台灣人均生態足跡達到6.46公頃，為當時全球的2.79公頃的2.3倍，因此若全球都活得如同2018年的台灣人，則3月14日便將是地球超載日。雖然2018年迄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已由4.6％提升至10.6%，排碳量也較該年減少5%左右，但未根本性改變台灣現行的經濟模式，仍舊需要四個地球才能供養的窘境。

雖然台灣已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許多企業也紛紛開始評估其營運過程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但在氣候與生物多樣性政策討論之時，卻似乎遺漏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以及「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台」（IPBES）的旗艦報告中，均已明白指出需根本性的檢討當前以堆切GDP增長為目標的經濟運作模式，開始要將棄成長（degrowth）納入氣候政策與生物保育政策的思考之中。

去年3月出版的《人類世的資本論》一書，引發台灣知識圈眾多討論。今年3月，該書作者齋藤幸平受邀來台灣，分享書中「棄成長共產主義」的觀點。他談論到人類社會正在經歷全球多重危機，包括：氣候變遷、貧富差距擴大、民主倒退等等，齋藤提到這些危機的根本問題即是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竭盡所能追求經濟成長的副作用。而現況下主流的「綠色新政」、「永續發展目標」仍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試圖透過大量投資綠色產業或「改良」資本主義以因應氣候危機，然而我們無法用「製造問題的邏輯解決問題」，因此他也在論壇中提到全球應該轉向「棄成長」才是人類社會能成功走向永續轉型的解方。

當我們開始不再懼怕討論棄成長

但具體來說，棄成長意味著什麼呢？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可行性為何呢？

為了避免引起誤解，以為「棄成長就是主張社會的經濟活動停滯，甚至陷入蕭條」，此處必須強調棄成長的核心精神是「抑制不必要的物質生產、消費與浪費」，這或許會導致某些經濟指標的下降，但這並不等於經濟會因此停滯或蕭條，更不代表人們的生活水準會惡化。更具體地說，對主張棄成長論者而言，主要任務首先是切斷「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之間被預設為理所當然的連結，彷彿某些經濟指標所呈現出來增幅就意謂著社會的進步或人民的幸福。另一個任務則是重新定義哪些事物是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並可促進整體社會最大福祉的？又有哪些指標適合用來測量社會福祉？

在棄成長的概念下，我們不妨這樣思考：如果把過去含糊不清的「經濟成長」概念更細緻地區分為「福祉經濟」與「物質經濟」，那麼棄成長所主張的是增加前者，抑制後者。當然，福祉跟物質並非兩個互斥的概念，福祉經濟之下也當然存在物質生產與消費。關鍵問題是我們的經濟模式把何者視為優先？我們的制度、政策又是以何者為終極目標來設計？

從棄成長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一個既抑制物質生產與消費，同時又確保社會福祉增加的經濟模式是可能的。舉例來說，減少「不必要的」物質生產這一點，許多人或許會誤解這是在主張我們該過著縮衣節食的生活，或者這又是訴諸於個人道德的空泛訴求。但實際上，此一目標可以從產品生產源頭的設計或製程革新來達成，例如「減少計畫性報廢」、「利用再生料材投入生產」、「推廣產品翻修／翻新之服務」、「推廣共享文化」等。

很多人可能認為棄成長不過是種異想天開，但實際上符合棄成長精神的政策實踐與倡議始終都存在，除了前面提到的案例之外，例如減少工作時數、公共化的健康與照顧服務、抑制不動產投機炒作、提供可負擔住宅、全民基本收入／服務等、縮減貧富差距等。如果把政策比喻為「工具」，那麼在「政策工具箱」中確實早已在各式各樣的棄成長政策選項。然而，它們往往只是被局部地、暫時地、不完整地運用，對當前經濟模式下的各種社會正義問題略作修補。 要守住地球限度，我們的經濟活動、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勢必將不僅是殘補式的政策拼貼，而是根本性地改變政策制定之邏輯與目標的優先順序——放棄將「最大化經濟利益」置為首位，放棄期待透過「涓滴效應」來逐步提升社會福祉，改為以「社會福祉最大化」為目標，重新安排資源、政治與社會權力的分配。

倘若我們從棄成長的概念出發，重新安排我們各種經濟行為、資源分配、生活習慣等，那會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一個以「社會福祉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模式，確實與長久以來主宰全球經濟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大相逕庭，從此處到彼方，道路阻險長，但卻遠非無法想像。被形容為「烏托邦」的遠景並不一定總是虛無飄渺或無所用處，相反地，如艾瑞克．萊特（Erik Olin Wright）在《真實烏托邦》所強調的，正是「願景」形塑了「實踐」。《真實烏托邦》向我們展示裂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各種可能性，其中許多案例呈現公民團體、社區、合作社等如何具有巨大的潛力，透過草根的、合作的、參與式的社會賦權之方式，挑戰國家與資本主義對經濟生活與資源分配的宰制。

從政治禁忌到台灣議程

在這條道路上最大的阻礙，往往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可行的政策選項，而是因為缺乏讓這些選項成真的政治動能、社會支持度。對此，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在去年的地球超載日時便曾舉辦過「從拚經濟到拚福祉：台灣如何走出GDP迷思」，邀請包括住宅政策、勞工權益、人本交通以及循環經濟等多個領域的專業倡議者，從實務角度分享該領域倡議可以如何符合福祉經濟的理想。今年，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將再次舉辦「地球超載，青年過載」棄成長論壇，邀請包括青年組織者與第三勢力政黨工作者，除了探討不同位置實務工作者如何在氣候危機下重新構思經濟成長與社會福祉的辯證，更希望透過「青年」的視角將世代正義的角度帶入關於棄成長的討論。如果說「成長」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期待」，那麼當前主流「拚經濟」思維下的成長許諾究竟回應／無視了哪些青年世代所面臨的困境？青年們所構思的美好未來包含了哪些元素？ 

如同全球足跡網絡成員，知名永續消費學者恩卡基（Lewis Akenji）博士於本年度地球超載日官方新聞稿所言：「超載情形一定會終結，但關鍵在於終結的方式：是因縝密政策設計或是急遽降臨的災難。」但若縝密的政策設計，僅仍引領科技創新跟商業模式漸進修正，可能暫時讓台灣得以因應歐盟碳關稅、供應鏈綠電要求，但不足以讓我們擺脫超載的窘境。因此需藉由此次論壇，邀請各類行動者參與，讓棄成長得以躍入政策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