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議題的棄成長:非房地產邏輯的居住環境

文:王韋甯

台灣社會長年以「房地產是經濟的火車頭」的商品化房地產邏輯,這幾年正在集體遭受現世報:房價飆漲、大量房屋閒置、新屋無人居住、租屋黑市等問題越擴越擴大,居住正義喊得滿天作響,無人提出實際的解方。顯然把市場邏輯「買房」成為每位人民人生最終必得達到的目標,不再是人人可負擔的夢想。在商品化房地產外,人民是否有其他居住模式可以選擇?棄成長的概念能否協助人民尋找市場經濟以外的居住模式,值得社會大眾一同探討。

臺灣戰後房地產極簡史

戰後初期至1950年代,臺灣住宅還未完全商品化,一般都是建地自用住宅,然而,國民政府遷臺後帶來的大量人口使得住房需求上升,加上欲反攻大陸,政府無力處理住宅問題,造成人民流離失所,此時臺灣的居住問題首次浮上檯面。遷臺初期的國民政府在處理居住問題上欠缺力道,使得人民只能透過自力興建家屋,及違章聚落型態的非正式住居滿足安居需求。1957年受美國顧問建議,制定⟪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不過當時政府將國家大部分的預算分配在國防上,因此無法提供貸款解決住房問題。實際上已興建的國宅數量遠不及當初所規劃的願景,且多數國宅為整建住宅,因此實質的居住問題並未被解決。

萬芳社區-萬樂出租國宅(來源:wikimedia)

在政府仍無力提供貸款或制定政策協助營建業發展的條件下,民間建商興起且發展出預售屋的銷售模式。1960年代政府推動輕工業拓展國際市場,臺灣經濟起飛,隨之都市人口快速上升,住宅市場跟著快速發展,向建商購屋取得住宅逐漸成為主流。然臺灣房地產市場也曾出現跌價與滯銷的狀況,起因是國宅的興建成本因二次石油危機上漲而導致滯銷,政府為了處理滯銷帶來的財務危機放寬了國宅承購限制,使得原本的中低階層漸漸無力負擔高房價,而國宅成為中上階級購屋時考慮的物件,造成國宅與建商在市場內互相競爭,雙雙滯銷。80年代經濟自由化,臺灣進入資本狂飆的年代,房地產投資成為資產過度積累處理閒置資金的手段,而政府在住宅供給上成為管理市場的角色,而非主要住宅供給方,住宅問題從公共領域轉向個人財產積累的範圍,此後居住權等同於財產權。

棄成長與居住正義:合作住宅

棄成長主張透過降低對經濟成長的依賴,以減少對自然及社會資源的剝削,這與居住正義反對房地產市場過度擴張及住宅商品化相契合,兩者皆強調社會平等,並都呼籲通過公共政策及組織民間社群,以達到保障居住及平等之基本權利。建築存在於城市中,本是對當地社群的參與及擾動,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因此無論私人或是公共工程,不可忽略周遭環境不應遭受來自人類的打擾,市政府與資方應考慮新建案在城市及社會上是否具有公益性。棄成長之概念若納入城市規劃及建築設計中,環境可持續性、避免過度城市化便有機會在都市落實,這與居住正義共同致力於推動公平、可持續的居住環境相呼應。

舉例來說,合作住宅(Co-housing)是一種超越市場與政府的住房模式,強調住宅之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其優勢包括成本控管、參與式設計、良好的社區互動。一群擁有共同理念的人組成住戶社群,他們共同參與住宅的規劃與興建,過程中尊重彼此,落實平等,且重視相互依存關係與積極參與度。要達到此目標需要建立社區與鄰里關係,「共融」則是追求這種凝聚力的重要指導原則,共融性可以作為資源分配的標準,成為住宅協會與社會團體合作的理由,並且作為市有資產出售的基本原則,市有財產包括土地、房屋、設備等動產與不動產,並根據用途分為公用與非公用,為住宅共融提供了基礎。

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一書中提到,位於奧地利維也納的「文齊司特之間計畫」(Vinzirast-Mittendrin)起源於2009年的「大學燃燒」抗議,學生佔領演講臺並與無家者共同生活的經驗啟發學生們展開住宅計畫,並在大學旁的街角找到一間廢棄大樓。此計畫的執行有賴文森特地區聖史蒂芬協會與高彭勞布建築事務所,法人與所有權形式屬文齊司特私人基金會所有,整合與租賃管理為文森特地區聖史蒂芬協會處理。閱讀文齊斯特之間計畫從起源到實踐之過程,可以觀察到學生從運動中受到啟發,進而掌握自決之於居住正義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座落在大學城的合作住宅為歷史建築修復,社區公共空間內的部分建材再利用了廢棄木料以及原有的老磚塊,此舉不但賦予廢棄物更加長遠的意義、延續廢棄大樓的生命,更實踐了環境永續。

文齊司特內部空間(圖片來源:wikimedia Kurt Kuball拍攝)

群體中,成員的同質性使溝通更為順暢,異質性則為面對複雜問題提供了多元視角,這種動態在團體工作的實務中尤為重要。在尊重個體需求的同時,社會有責任因應需求進行調整,這是實現共融的核心之一。異質性是常態,且每個人都是多樣性的一部分,這強調了不應讓任何人被排除在外,而應鼓勵所有人從一開始就參與所有層面的活動。

從政治論述到實際公共住宅的實踐,共融性在合作住宅與社區發展中不僅限於建築領域,更要連合數位溝通與能動性,透過多樣化的指導方針與工作支援來落實。此外,政策不能夠再為特定團體量身定做,而是推動普遍適用的規範,例如2011年週一基金會提出社區共融指數,這些政策皆強調多樣性與包容性的重要性。

台灣非房地產的居住環境

合作住宅案例在臺灣已經出現,例如1999年中研院學人山莊和2013年宜蘭冬山幸福家園,然而最後因私有權過強而導致社區凝聚力薄弱,這顯示合作住宅的發展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可負擔性、土地稀缺,以及與房地產公司和開發商的溝通不足,這都影響了其推動的效率。

自蔡政府上任後推動「8年內20萬戶社會住宅」,其中12萬戶只租不賣,另外8萬戶則利用空屋轉為社會住宅使用。然而,租金補貼及利息補貼仍是基於社會福利的方式緩解居住問題,社宅居民在租期滿時,仍得要面對租屋黑市以及市場上更高的房價,所以根本問題沒有被解決。⟪無住之島⟫作者廖庭輝在書中提到,「以社會投資取代社會福利」之觀點,政府對於良好居住環境之政策擬定,應通過促進機會平等與長期預防來解決社會風氣問題,並以「社會福祉的循環回饋」的觀念為基礎,取代單純的社會福利及補貼制度。

棄成長視角下的居住正義

研究棄成長住宅議題,在「後成長都市規劃」(Post-Growth Planning)一書中共同撰寫章節Housing commons as a degrowth planning practice: learning from Amsterdam’s de Nieuwe Meent一文的烏特列支大學空間規劃系助理教授Daan Bossuyt受訪表示:「 若棄成長的理想是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從資本成長的經濟轉向福祉經濟,棄成長主義下的住宅實踐,則是把眼光擺在住宅如何能達到個人與社會的永續與福祉。舉例來說,空間的共享、降低不必要的物質消費或是重新檢討營建過程中的物質消耗,都是可以著手的起點。房子碩大就真的美嗎?當我們談及住宅,能不能有更多金錢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被納入一起衡量?若我們能更看重住宅空間能如何促進人的幸福、生活品質、 活絡的人際交往、在宅樂齡生活等價值,而不只談房價坪效、公設比、投資價值、一個月管理費多少等純資本價值問題,能不能有更多的空間來談住宅的供給、空間形式與政策之間的關係?這都是棄成長視角下的住宅實踐與研究很直得探討的題目。資本市場價值主導的房地產經濟,不但傷害人們的幸福也傷害地球的環境,換一個視角,也許可以不用這麼你死我活的相逼。」

從歷史脈絡來看,臺灣一步步走向高房價的困境,源於政府遷台初期的無效治理與30年間變動快速的市場經濟,使住家成為商人的投資玩物。近年來住盟團體積極在居住領域倡議,以及社區鄰里間的自發性集結活動,已漸漸從社會得到回聲。有房或無房並非評判是否能夠安居的標準,人們努力工作更不是為了好讓房產市場對真正有住屋需求的人進行剝削,於是越來越多人關注房地產市場以外的居住可能性,嘗試透過社會共融、凝聚社區認同及感情、盤點地方資源、創新及推廣等方式,將主控權拿回手中達到安居的環境。

畢業於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學院建築系,現任職位於台北市內的建築事務所。關注建築空間、城市脈絡及臺灣建築歷史,同時相信透過社區小規模擾動,能促進社會族群交流及落實社會永續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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