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之有物

本文轉載自【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原文：文化遺產保存的關鍵是什麼？考古專家：保存「人」與文化遺產間的關係

在文化遺產地做田野調查

人類的文明進展中，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價值衝突，例如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常常就難以兩全。在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亦然，可能會面臨「官方文化價值」與「地方生存發展」的兩難。此時，進行相關的田野調查，將有助於發掘主流價值以外的觀點，讓政策在制訂與執行時，儘可能兼顧各個面向，在各方價值取捨中找到平衡。

目前，全球共有超過 800 個「世界文化遺產」（World Cultural Heritage）。這些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甄選評定的文物、建築、或考古遺址，可能是表彰獨特的人文藝術成就、可能是作為特定文化或事件的見證。它們每一個，都像是一盞聚光燈，打亮了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珍貴足跡。

然而，燈塔底下往往是最黑暗的。在聚光燈沒有照到的地方，許多事情正在發生。

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王舒俐，前往文化遺產所在地進行的田野調查，就是希望能在那些陰暗的角落，點起一盞燈火。

聚光燈下的殷墟

中國自 1985 年簽訂《世界文化遺產公約》後，「申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就被視為一種展現「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工作。截至 2017 年，經聯合國審核通過的世界文化遺產一共有 52 項，全球排名第 2 ，緊追在義大利的 53 項數目之後，很可能幾年內就會超越。

其中，河南省的安陽市，是世界知名的「殷墟」考古遺址所在地，從十九世紀開始就因為出土「甲骨文」，在考古學界聲名大噪。這裡是商代末期的首都，堪稱是人類早期的文明重鎮之一，大量的甲骨文資料被認為有高度研究價值，因此也成為中國第一個申報世界遺產的大型遺址。

故事講到這裡，可以浮現一些很美好的想像：三千年悠久的歷史、厚實的文化底蘊，讓安陽在政府的規劃下，以遺跡的保存為中心，帶動城市建設，成為居民引以為傲、全球知名的文化景點。

只不過，現實總是和理想有落差。王舒俐走進田野，實際觀察殷墟附近居民的生活，發現這落差，可能比我們想像中更大。當生活的空間，被劃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區域，進行「整頓」的過程，對居民可能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劇變，例如殷墟博物館西側的「小村」。

歷史的傳承與延續

故事要從 1928 年講起，當年中研院史語所的前輩們，例如董作賓與李濟先生，在這個地方開始了考古學的第一鏟，這一鏟，挖掘到了大型的宮殿、墓葬、青銅器、甲骨文與居民點，這是一個埋葬地下三千年的商代末期的首都。

2018 年，迎來殷墟慶祝 90 週年科學考古學的發掘紀念，在這 90 年的發掘裡，一步步向世人揭露這塊面積多達 30 多平方公里的晚商城市的面貌。

當年在史語所發掘的前輩們，為 1930 年代的殷墟，留下了很好的照片與文字紀錄，跟著政府移居到台北後，在南港繼續整理 1930 年間 15 次考古發掘的紀錄。例如，石璋如先生，生前念茲在茲地寫著當年在殷墟從事考古發掘者的故事，他一共紀錄 101 位考古民工、46 位考古者背後的生命史，後來由李永迪等人編輯出版《殷墟發掘員工傳》。

王舒俐最初到這裡做研究時，只是好奇，想一睹中學歷史課本讀到的安陽殷墟，現在變成什麼樣子。當她到了安陽，沒想到這裡的考古發掘依舊持續：該地建設了遺址博物館，更於 2006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但幾十個村落還是原來樸實的風貌。於是她開始在史語所前輩曾經發掘的小村五聖廟前，著手進行人類學的民族誌調查。

文化遺產的重量

「小村」位在殷商遺址的核心區域，拜此所賜，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這樣一個指標性的村落，中國官方以「文明工程」為名，大力進行環境整頓，要讓小村成為一個「文明模範生」。然而，因為位於考古遺址區域，村落發展因此大受限制：保護範圍區內不能蓋工廠、村民不能蓋新房、民房不能擴建、也限制加蓋。

遺址保護區內的種種管制，雖然維護了文化遺產，卻也影響了當地原本的農村生活習俗。

同樣位在殷墟博物館附近的「花村」，命運更加多舛。

地方政府決定拆遷，對花村的居民來說，整個家園都不見了。 1000 多位村民經歷 6 年的流離失所，最終才在另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以結果論來看，現在這些被搬遷的居民居住的房子，比以前大、也從平房轉為高樓大廈，得到的補償金確實不少。但是對於老一輩的人來說，居住過的房子與他們的生命緊緊相扣，有些人會用住這個房子「長壽」，來形容過去住的房子。

這也是人類學者談討「家 vs. 房子」、「地方 vs. 空間」的不同，前者被賦予意義，後者是一個中性的詞彙。

「拆除花村的理由，是因為市政府覺得外國人不知道花村。」這段來自居民的說明，讓王舒俐想起英國考古學家 C. Tilley 的名言：

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地方，像是一個空白的空間。

不論是「世界知名」的小村、或是「消失空白」的花村，居民的日子都不好過。他們原本務農維生，農民的生活，每一個細節都與土地息息相關，但在「申遺」後，土地被劃為博物館與考古公園，而遭逐步徵收。農民失去土地，只能到其他地方找臨時工作，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讓他們徬徨無助。

生活環境從寬闊農舍變成狹窄公寓，熟悉的日常作息和鄰里街坊，全都不復存在。耕作的土地，沒了；工作的工廠，關了。

而原本殷墟博物館被地方居民寄予厚望，期盼以文化觀光魅力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不料對一般遊客而言，因為不懂考古，往往不知在殷墟可以看什麼，加上週邊建設質量也不佳，使得觀光效益不如預期。

我們就是坐在金山上要飯的乞丐！

這是當地居民最深刻也最沉痛的自嘲。史料豐富又如何？名聲響亮又如何？對當地居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之重。「遺產保護」變成限制發展的沉重枷鎖。當全世界把聚光燈集中在殷墟崇高的文化地位、學術價值時，暗處瑟縮嘆息的居民，乏人問津。

王舒俐前往河南安陽，原本並不是要記錄這些。最初，她前往殷墟是想進行「博物館民族誌」的研究，探討世界文化遺產地生成的過程，以及博物館對於知識的呈現。

「但看到那些當地居民的掙扎與無奈，無法坐視不管啊！覺得這些才是更需要被記錄的事情。」王舒俐心中有一股屬於人類學家的正義感。

於是她的研究焦點，變成用田野觀察探討「地方營造」的建構過程中，各方價值的角力。在中國大陸，官方掌控了遺產地的價值詮釋權，因此會放大「公領域」的角色，缺乏多元觀點的折衝。王舒俐希望用小小燈火，映照出該地村落實景，或許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政策的縮影。

在文物保存上的難處，臺灣的情況又是如何？

Q：在文物保存上的難處，臺灣的情況又是如何？

A：相較於中國大陸，臺灣擁有更多元的價值折衝空間，但我們也有屬於自己的難題，就是「認同」（identity）。

從殖民走到威權，再走到藍綠輪替的民主政黨政治，臺灣民眾的認同其實是多元且複雜的，這也體現在「遺產價值」的認定上。比方說，兩蔣時代較重視中原華夏文化，近年來日本殖民時代或原住民文物的重要性又漸漸抬頭，然後兩蔣時代許多的「遺產地」變成了「負面遺產」。

「文化遺產」的概念是流動的，也是一個製造（in the making）的過程，很可能一次政黨輪替，定義就發生了微妙的質變。

其次，在當代都市發展與經濟開發的脈絡下，我們可能遇到的不是「保護遺產」而犧牲周邊居民的利益；相反的，反而是許多古蹟、遺產地都賣給了「建商」，或一夜之間火災消失了。

這不僅要靠地方保護意識的加強，更需要完整的體制與政策，文化資產是公共財，我們不能把保護的重擔放在個人身上，但是目前文資法沒有給予古蹟或遺產擁有者很好的利基，去做古蹟保存。

Q：如何掌握文化遺產保存的關鍵？

A：臺灣的古蹟，保存到後來，幾乎都變成咖啡店了。為什麼？

因為臺灣也好、中國大陸也罷，在文化保存工作上，都太注重表象的「樣版」。不管是有形的建築、文物，或是無形的儀式、歌謠等，一旦被定為「遺跡」，就彷彿被製作成了「標本」，表面栩栩如生，內在卻已經死去。

文化遺產之所以有意義，是被當代人「賦予」的。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這份脈絡、在於人和文化資產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要保護的是這份「關係」，而不是那些變成樣板與標本的文物、古蹟、遺址。

只有認真去反思當代人與遺產間的關係，才能掌握文化資產保存的精髓，進而做出最佳的決策。

Q：對於有志從事田野調查的人們，有何建議？

A：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同理心，才能挖掘到隱藏在身邊的線索，也才能用感同身受的方式與當地人相處。

我本來想成為博物館學者，但是過程中因為好奇於田野地的世界，看見那些努力生活的人們、執志於考古發掘的前輩、為遺產保護而付出的人，激發我想要寫下這個地方的故事，最初的出發點很簡單。

大量觀察、大量記錄，很多研究者的確會遇到難以聚焦的困境。但不用氣餒，田野研究有時候並不是在「找出」某個答案，有時候，記錄下你的觀察，這件事本身就是價值所在。

 延伸閱讀

• 王舒俐的個人網頁
• “Civi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Xiaotun Village at China’s Yinxu Archaeological Site”, editor(s): BELINER, D., BAUMMAN, C., World Heritage on the Grou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pp. 171-192,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 蔬粒王，佇立在世界遺產地上的小廟 (引自芭樂人類學)
• 河南安陽殷墟網站

採訪編輯｜黃楷元；美術編輯｜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原文：文化遺產保存的關鍵是什麼？考古專家：保存「人」與文化遺產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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