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泓羽、賴櫻文、紀妤臻、蘇伯昇、李浩莘（重新自造所）

前言

田園城市（Garden City）是現代規畫史上影響深遠的規畫理論，被視為是「永續城市」、「生態城市」、「智慧成長」等規畫概念的起源

甚至也給柯比意後來那看似截然不同的光輝城市帶來影響。近代氣候變遷以及都市蔓延的問題使得田園城市重新獲得關注。那麼，台灣有田園城市嗎？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霍華德當初出版的田園城市理論重點其實在於是市民自治的政府與合作事業體、包含漲價歸公的可持續性財務規劃、以及基礎設施如水利系統及交運運輸的設置。理論背後的思想反映了十九世紀末英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與合作社運動，對工業都市化所做的回應。

嚴格來說，真正意義上的田園城市在全球也寥寥可數，但受到這股浪潮影響產生的變形卻在全球遍地開花，包含新市鎮、市郊新鎮或公司鎮。

而台灣則在戰後，因國民政府急欲透過現代化追趕先進國家而到英美取經，最後建出台灣省政府疏遷的根據地，中興新村。只不過中興新村雖然有先進的景觀規劃與基礎設施，但完全仰賴政治中樞的資源挹注，與田園城市的合作自治實在大相逕庭，這在省政府精省之後，中興新村徹底沒落更可見一斑。

為政治中樞服務而規劃的田園城市：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的沒落或許呈現了近代國族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轉型的空間縮影。從1956年建村到1998年精省，宿舍與機關建築漸漸人去樓空，至今也沒落二十年，大量閒置宿舍構成地竟令人不勝唏噓。當然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中興新村其實也經歷許多充滿政治性的轉型規劃，例如第二次政黨輪替時的「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但高等研究園區不僅造成文化保存與環境永續的爭議，成立後也因為並沒有研發產業聚集的條件，反而帶來了外圍私有土地的炒作。到現在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接手的轉型，同樣受到上位政策的反覆而延宕，雖然透過小規模的轉型活化，成功使部分宿舍得以回復到使用（但不是居住）的狀態。惟目前由國家完全介入的模式實際上產生與在地居民難解的隔閡。除此之外活化的量體也敢不上宿舍閒置的速度。那麼接下來，我們想問中興新村的轉型活化是否有民間參與的可能，更進一步，由於國家力量的退出中興新村是否可能轉型成為真正意義的田園城市？

我們這個團隊的組成包含建築與都市規劃背景，由於城鄉所奇妙的跨領域傳統，其他成員包含人文學科、商管還有健康照護專業，其中有一位就是中興新村在地人。實際上中興新村一開始並不是在合作住宅規劃實習的基地選項當中，或許是嗅聞到合作住宅、田園城市與中興新村之間的關聯，以及在地居民行動網絡的基礎，經過公開程序討論之後才將中興新村納入。真的確定之後，團隊首要面對的就是距離問題。從台北到南投大約三小時的車程使得田野變得沒那麼好親近，駐點更是幾乎不可能的行動。大致上，從2021年十月開始到隔年六月課程結束，我們透過密集的時間安排讓基地調查以及利益關係人的訪談集中在幾次出訪。基地調查能夠順利有很大部分也要歸功已經建立的人際網絡，與在地居民的支持與信任。不過台北也有些地利之便，例如我們透過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協助有機會第一手接觸立法委員與中央部會，了解中興新村作為國有公用地的限制，以及日後假若興辦合作住宅（傾向於一種公私協力的開發模式）可以遵循引用的法規與行政框架。

總結來說，這次規劃實習的成果，奠基在理論上完整的基地調查，包含上位政策與歷史文獻的回顧、政治經濟分析與地理資料的調查、與專業者及公部門的可行性評估與交流，利益關係人的訪談還有在地居民的參與式工作坊。規劃的主題分為兩個尺度。大尺度主題是「節點與網絡」，討論如何在現有的法規限制下，以多元且不同規模的彈性活化方式，以點跟節點的互動串聯，有機實現新空間社會網絡。小尺度規劃則以一處約30戶建築群為基地說明上述大尺度規劃所仰賴的微觀空間社會條件，如何透過住宅合作社與合作經濟支持（圖一）。本規劃看似基進的理想規劃，或許真的是要以中興新村的歷史特殊性回應田園城市烏托邦，不過也有理由相信基於下面兩個現實狀況，我們的規劃有務實借鑑之處。

第一個現實狀況是規劃必須要回應在地居民的訴求。中興新村隱含一個複雜的迫遷議題，背後甚至可能是全台國有宿舍轉型與眷民安置的結構性困境。而團隊從進入田野開始就仰賴居民的支持，同時也有責任思考居民繼續居住的動機。其次，更容易被忽略的其實是中興新村周圍所謂「村外人」的聲音。村內與村外長期陷入省籍與階級隔閡，然而不論從都市規劃還是現在的社會經濟網絡來看兩者乃密不可分的同一況生活圈。因此規劃中興新村其實也要回到生活圈，而不能被產權或文化資產範圍等無形邊界所限縮（圖二）。

第二個則是中興新村一直處於官方介入規劃的過程當中。中興新村不是位於真空的素地，相反的，他一直作為一個高度關注，充滿政治協商的競爭空間（contested space）。今年四月行政院頒布了新的中興新村整體規劃，由於中央政府任期還有兩年，我們很有機會看到中興大學以及其他中央部會陸續進場接管中興新村部分區域（圖三）。

公家單位進場或許是值得高興的事情，但仍然要探問這樣的規劃流程是否排除在地者與弱勢者的聲音，規劃的結果導致斷裂性的社會空間結構改變對當地會帶來甚麼影響？而我們的規劃團隊有沒有可能作為一種公私協力的模式接合政府規劃，使得當中的權力結構更為平衡？

節點與網絡

節點與網絡始於一種對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以及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想像，用來對比戰後台灣的威權體制，及台灣省政府對中興新村管理的關係。我們用這樣的想像來配置和規劃中興新村居住單元。在這當中節點只的是中興新村內部更為內聚傾向的住宅簇群，有潛力發展更強調合作的社會關係，形成足以創造外部社區效益的節點。透過節點串連其他節點與單點（由散布在節點周圍的住宅單元）形成網絡。不僅是空間上，也具備多點彼此支持的社會經濟意涵。

首先，有關於節點，我們的想像和中興新村住宅營建工程的歷史有關聯。在1958~1962年，中興新村因為住宅單元不足，進行了第二期增建工程（圖四）。

這些住宅單元開始由民間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且許多是如今知名的戰後建築師。可說是中興新村的一波現代主義住宅實驗。總共十處的建築型態大都是兩層樓的連棟建築、以及三層樓公寓，其規劃傾向縮小私有面積，以中密度的集合式住宅為主，且具有更廣闊的鄰里公共空間。此住宅實驗甚至有點類似於德國工藝聯盟 （Deutscher Werkbund）日後發展的住宅區Weissenhof Estate in Stuttgart，同樣有現代建築語彙，同樣強調經濟與效率生產，同樣與工業化及現代化的國家企圖相關。基於此，我們欲將這種類型的建築轉作為合作住宅，透過各增建區串連，形成合作網絡，來支持中興新村全區活化之構想（圖五）。

我們的規劃是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的ROT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模式，進行老舊宿舍之修建及後續合作住宅之營運。這是因為中興新村的文資身分可以如此，而且能夠突破土地法對租期的限制，簽訂二十年以上的長期地上權。

以租代護

節點串連也仰賴更分散的單點互相連結，才能形成更為緻密的網絡。單點只的主要是那些目前仍住在宿舍，且對文化保存有熱情的第二代居民。我們參考黃埔新村案例想到的以租代護模式：由管理機關將宿舍收回整理後，委託由南投縣文化局管理，並以文化保存業務，提供現住戶優先居住於原有宿舍。希望能在符合居民的需求之下，同時活化中興新村宿舍，來達到社會共融，創造文化資產的多元價值。而對於政府來說，以公用不動產收益出租為框架，政府管控效力較高，也比較有彈性有效率的更動租約，甚至也有機會發展地方特色的創生方案。

實際上我們設想有一個統籌的住宅中心能夠將上述的入住機制包裹再一起，以做為更完整且有彈性的規劃。在將各個節點與增建區連接起來後，我們看到了一個網絡。我們稱此方案為節點與網絡。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方案，將各個增建區作為合作住宅。而增建區中的公共場所、空地是居民交流和活動發生的地方，由此可以串連起由現住戶所組成的節點，形成更緊密、更具有合作性質與合作關係的社群網絡（圖六）。

增建六區合作住宅

小尺度規劃的部份我們則是以光榮里增建六區作為計畫試行基地，由於合作住宅幾乎就必須將參與式規劃設計當作規劃流程，因此我們透過OURS與台中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下稱友宅社）接觸，並以友宅社為主體，規劃合作住宅的空間配置。以下我們會先描述基地現況、合作住宅的入住組成，如何發揮合作經濟，最後則是空間規劃設計。

增建六區位於目前光榮里光榮西路一街，坐落於第三市場旁。若將南內轆的中科局的中興園區也算進去，基地的地理位置幾乎就在中興新村的正中央（圖七、八、九）。

原本作為公園用地的增建六區，因為原本住宅不敷使用，而在 1958 至 1962 年之間，陸續增建 38 戶以中央空地為中心的聚落。其住宅型態有別於一般中興新村平房樣式，為連棟複層住宅(白話就是並排連棟的兩層樓透天厝)，在使用上有更多的想像。而且圍合形式的建築簇群，及中央空地也可以很適合公共空間的營造。在地理區位上，它又比鄰第三市場以及光榮國小，這都促使我們選擇此地做為試行地點（圖十）。

• 入住者

在大尺度規劃中，我們將入住機制及族群分成三類：社宅評選（符合關懷地區社會的精神，有部分比例以社宅的方式評選入住，並分散在各住宅合作社中互助生活）；住宅合作社（以住宅合作社為單位進行進駐評選，合作社社員需於成立後1-3年內加入或成立提供服務之合作事業體）；以租代護（現居於村內且對於村里文化具有高度認同，但不具有續住身分者，經提案評選後入住，並盡可能協助其回到原有位置，並加入住宅合作社）。以增建六區為例，入住的成員除了原住戶大約10戶左右其餘則多是住宅合作社共18戶。我們在規劃過程當中也預設自身是居住者做為移動青年以社宅青年戶的方式入住。更理想的情形是日後加入住宅合作社以取得更穩定的居住地位（表一）。

• 合作經濟

小尺度規劃的核心在於住宅合作社如何基於合作社原則發揮社區效益。除此之外透過幾個利益關係人的描繪我們設想一些有機會聯合的合作社單位，包括長期以來由公家營運的「台灣省政府聯合員工消費合作社」，雖然本身營運並沒有非常透明，不過卻主管中興新村內部三個市場攤位租賃以及主要的中興商場，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在地經濟單位。另外也包括基於第二代居民與弱勢族群所期盼的互惠共老願景，因此勾勒的「家事及照護勞動合作社」。最後還有本團隊的成員組成的「設計及修繕勞動合作社」，這是因為其中一個成員，同時也積極於促使設計產業勞動工會與勞動合作社聯盟的願景。以修繕維護宿舍群的勞動合作社正好也符合這樣的基進觀點。因此透過三個合作社的串連互動來逐步實踐我們對合作經濟的願景（圖十一）。

• 空間規劃

        合作住宅的空間通常需要比平常更多的共用空間，而限縮個人功能性空間的面積。最常見的操作是以社區廚房、客廳，來改變社交空間的配置。其次則是以社區的工作室或共享辦公空間來增加空間使用效率。增建六區合作住宅的規劃原則有幾點。第一個是盡量不影響到原住戶的使用，等到日後的社區空間營造完善再邀請他們的加入。第二則是盡量保留增建空間。因為增建空間都乘載早期住民許多使用需求考量以及日後生活的情感記憶。在結構安全下保留而另做規劃更經濟務實。最後是以符合文資修繕規則的方式更動室內空間。透過聯通廊道增加住宅單元內部移動的彈性，讓動線更有效率（圖十二）。

規劃之後

　　我們團隊在今年規劃實習所介入的議題具有某種真實性，意思是我們的規劃從過程到結果都涉入政策倡議與社區攪動之中。而中興新村的困境及政府規劃實際上也的確是進行式。我們也嘗試執行一些小型的介入方案，例如與後續相關活動結合社區導覽與建築走讀（圖十三）。

也透過一點具藝術性的操作嘗試誘發一點對社區空間活化的想像。但那個尺度放在整個的景當中顯得渺小，一切活動要對比中央政府的隻手權力更像是螳臂擋車（圖十四、圖十五）。跨越尺度的過程難免導致認知的解離。回到開頭，我們是否有可能在中興新村實踐更接近田園城市的公私協力方案？即使這個探問在當代回應居住正義或氣候變遷，乃至於城鄉差距等老議題都顯得重要，或許正如田園城市所投射的烏托邦理想，作為規劃專業者，我們永遠在體認政治現場的當下，仍然抱持著理想性的藍圖，以自身的規劃價值為動力，踽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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